转自：贵州日报

“仆仆风尘 登踄黔山——‘十四五’贵州文物资源专项调查成果汇报展”一角。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正在贵州省博物馆举行的“仆仆风尘 登踄黔山——‘十四五’贵州文物资源专项调查成果汇报展”，号称是一场“让大众看见贵州特色文物家底”的展览。展览共分为贵州石窟寺文物资源、贵州廊桥和贵州长江流域文物资源三个部分，将那些镌刻在崖壁上的古摩崖造像、印刻在古道上的商贸印记、滋养于长江畔的文明瑰宝、横跨于山水间的营造杰作，以鲜活的姿态与公众见面。在黔学的视野框架下，可以更清晰地看见这场贵州文化家底展。

关于“文化”，有多少种学科视角，即有多少种定义。贵州著名文化学者顾久从“人是生物”这一生物学视角出发，将“文化”定义为“人群为适应自然环境而形成的生存系统”。在他看来，人作为生物的生存需要“生态”，“生态”包括“自然生态”“人文生态”两大系统，其中“自然生态”由地质地貌、气候气象、土地土壤、物产资源四个子系统组成，“人文生态”由谋生方式、组织秩序、习俗秩序、心态秩序四个子系统组成，“两个生态、八个子系统”之间的交互影响、历史演变即形成了文化。黔学即与贵州这片天地独特的生态相关联，一群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活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一种样子、一种方法、一种智慧，此即是黔学。

贵州省长江流域四大水系分布的“长江文物”，包含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文物类别，无不建立在“洞穴”和“山地”上。

古遗址中的“洞穴址”，不论是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典型代表的“黔西观音洞遗址”，以及被誉为“亚洲文明之灯”的“普定穿洞遗址”，还是“世界上曾经被古人类利用过的最大天然溶洞之一”的盘县大洞，都彰显了贵州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丰富。据贵州考古人的统计，约五百处史前洞穴遗址的发现，反映贵州自距今约三十万年以来人类活动的足迹，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古墓葬”亦与洞穴紧密相关，洞穴的温湿度相对稳定，历经迁徙磨难而定居在贵州岩溶地区劳动生息的苗瑶先民，对岩溶洞穴情有独钟。洞葬习俗内涵极为丰富，也构成了多彩贵州文明的一道奇观。

天然溶洞向来是史前先民栖身的不二之选。贵州“跬步皆山”的地理环境和“天无三日晴”的气候特征，孕育出了中国的“喀斯特省”。据《贵州历史地图集》的介绍，贵州“境内大娄山、苗岭、武陵山、乌蒙山四大山脉以及125.8万个山头，构成了贵州高原的基本骨架”；贵州地表、地下喀斯特发育，现已发现岩溶溶洞洞口4.28万个，位居全国各省份前列。也因此，贵州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以洞穴遗址多、分布范围广、内容丰富为特点，古人类足迹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几乎遍及贵州全省。

黔地“跬步皆山，无山不洞”的地理特征，使得文明的孕育、演化与发展，带有鲜明的洞穴文化、山地文化特质，也因此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表现在古建筑类别中，寺观塔幢和亭台楼阁都与山地和洞穴有关。镇远青龙洞，是由青龙洞、中元洞、紫阳洞、香炉崖之间所有佛寺、道观、祭祠、会馆、书院、桥梁建筑和众多摩崖石刻、碑刻等文物构成的总称；黄平飞云崖，位于黄平县湘黔古道旁，是一处令人“洒然开豁，心洗目醒”的“黔南第一洞天”；织金古建筑群的保安寺，是因地制宜利用天然溶洞地貌倚崖傍洞修建的山地建筑精品。“洞天福地”的贵州，除了依托洞穴修建亭台楼阁和寺观塔幢，石窟寺及石刻类遗存同样藏量丰富，石窟寺和摩崖造像、摩崖石刻、碑刻、岩画等分布遍及全省；在驿站古道遗址上，贵州先民在修建道路时充分利用沿途洞穴，刻意从岩溶洞穴中穿过，堪称一大奇观。

事实上，千百年来，生活在贵州的人群，就没有真正离开过洞穴和山地。

历史上的贵州，战乱频仍，人们往往于村寨附近洞穴的洞口处修筑营墙，以利战时躲避战乱，习称“躲兵洞”“躲匪洞”“躲反洞”等，这些成了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一类中的“军事建筑及设施”；诞生于全民抗战时期的“中国空军航空委员会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是中国航空工业的摇篮、中国航空史上的一座丰碑，其旧址位于大方乌鸦洞；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时期，大量军工企业迁入贵州，散布于贵州大地的无数洞穴中，“三线建设”的成功布局，堪称中国全面进入工业文明的标志……

抗战期间，贵州的洞穴用来存放国宝典籍，保护中华文脉。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贵阳地母洞，故宫南迁文物藏入安顺华严洞。其间，故宫博物院就南迁文物在贵阳举办了为期两周的故宫博物院贵阳书画展；贵州文献征辑馆、贵州大学先后前往地母洞抄录文澜阁《四库全书》中关于贵州的有关文献，这些文献修正了通志中所记载的某些不实之处，填补了贵州不少文献空白。南迁、西迁文物是文脉之所在，在烽火存亡之际得到了贵州的保护，且得到本地士民强烈的共鸣，发出了历史的回响。

贵州洞穴文化遗存独具特色，山地文化遗存也别具一格。贵州是移民省，无论是明代的移民实边、清代的客民涌入、民国抗战的文化西迁，还是解放初期的大军南下、“三线”建设和改革开放后的西部大开发，五湖四海、南腔北调的人群入黔后，无不受到山地文化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建筑遗存上：明清时期，黔地大凡都司卫所和府厅州县所在地都修筑城墙，多数城墙，依山傍水修建。依山者，躲在道路所经开城门；临水者，或选择适宜修建码头处开城门，或选择通过渡口、桥梁等道路衔接处开城门。这类遗存是贵州城镇化进程的缩影。此外，窥见一个地方商业发展史的会馆，彰显礼制和文教的坛庙、祠堂、学校、书院、文昌阁和字库塔，折射一个地方居民迁徙史的民居，无不与贵州山地的地形地貌相适应。

此外，贵州“通道”属性的地理区域特征，也影响了黔地特色文物家底的类型。

西入云南、南下两广、东出华中、北上蜀中，贵州自古为战略要地。战国楚顷襄王派庄蹻经云贵夹击强秦、秦代修建五尺道、汉武帝派唐蒙通夜郎、唐宋设置羁縻州，无不看重黔地军事、地缘价值。历史学、考古学，则将贵州放在丝绸之路“南亚廊道”的节点位置来考察。贵州作为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分支，连接中国西南与南亚诸国，促进贸易、文化、宗教交流，推动佛教传播和茶马古道等活动，其历史意义在于推动区域经济互通、民族融合与文明互鉴。展览的“贵州长江流域文物资源”单元，即着重从古代西南出海通道方面进行一些新的探索，主要普查了通往广西的古道和古道沿线的相关不可移动文物。

全面抗战以来，西南五省为“战时大后方”。地理上“不内不边”的贵阳，地处西南四大公路线（湘黔、川黔、滇黔、桂黔）中心点，为往桂、滇、湘、川、黔五省交通必经之地，“绾毂西南五省之交通”和“蔚为西南之枢纽，陪都之屏藩”，留下了鲜明的抗战文化印迹。又因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区域最广的省份，红色文化遗存分布广泛。

至此不难看出，“仆仆风尘 登踄黔山——‘十四五’贵州文物资源专项调查成果汇报展”主要展陈的独具特色贵州洞穴文化遗存，别具一格的山地文化遗存，分布广泛的红色文化遗存，均一脉扎根在由“地质地貌、气候气象、土地土壤、物产资源”四个子系统组成的黔学“自然生态”之中，多彩生长在黔学“人文生态”之中。此次展览，将贵州特色文物家底从卷宗推向展台，从“摸清家底”迈向“活化利用”，是多彩贵州文化丰富内涵的一个生动形象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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