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许多父子一样，我与父亲的关系是遗憾的。这种遗憾，贯穿我们一生的相处。直至今天，他80岁，我年近六旬，我们依然感觉很生分，没有特别亲近的感觉。

父亲一生，勤劳、顾家、本分，在单位还当过县一级的先进工作者，名字印在家对面建筑公司大门贴的红榜上。守门的陈老头，一改往日的尖酸苛刻表情，指着那三个字对我说：“这是你爸爸！”脸色甚是敬佩。那时的印刷品不多，父亲的名字让我备感亲切荣耀。每天从那儿过，都觉得喜气洋洋，直至半月后一场大雨，将它淋成一片红泥。

那是我大半生里对他老人家不多的敬佩，颇有点“远方的诗人是神话，隔壁的诗人是笑话”的味道。

我对父亲的亲近无力，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三观差异，彼此看不惯，也有他与母亲的争执，我并不认同。但如果从第一性原理找我不喜欢甚至有些讨厌他的原因，还是他有一个爱指挥的毛病，这可能与他的工作性质有关——他在厂子里当起重班长，每天要指挥行车和起重机，把各种铁坨坨运进运出，上到各种机床上，稍有不慎，哪怕是打错一个绳扣，都可能造成轻则伤人重则毁机床的大事件。这就让他养成了事无巨细都要发指令、要有牢牢掌控感的习惯，在单位是指挥工友，在家就指挥我们娘仨。

那时我哪知道这些，只觉得他无处不在的指挥非常烦，特别是在我十三四岁的青春期，正渴望用自己的眼睛和判断力去识别世界，也就是“我不要你认为，我要我认为”，你就是说糖是甜的盐是咸的，也要怼一怼的年龄段。试想想，你刚拿起水桶要去打水，身后一个威严的声音传来：“你去打点水回来！”你刚伸手要取水票，那个声音又喊：“记着拿水票！”你刚端起锅要洗，他会提醒你：“还要洗锅！”你刚要拿洗洁剂，他就说别忘了要放洗洁剂；你刚要用刷把刷锅里的锅巴，他就谆谆教诲你：“用刷把才洗得干净”……

虽然是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给人非常不舒服的“被人预判了预判”的感觉，瞬间就觉得自己是一具木偶，让干啥就干啥，不让干啥就不干啥。自己的脑袋，分明成了摆设。自己的想法，成了无关紧要的浮云。这是非常糟糕的感觉。不仅行动不自在，而且让被支配者陷入“干好了是指挥者的高明，搞砸了都是不听指挥的结果”。近年看心理学的书，发现这其实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这种指挥，是一种预设的指责，几乎没有人会喜欢。

为了缓解这种不爽，我干过许多小动作，招数有点像当下网上流行的“为难AI”视频，故意用假动作，对付他对我的预判的预判，比如刚刚拿起杯子，让他以为要倒水，准备喊出“小心烫”的时候，转头揭开水缸舀一杯冷水；在他喊出“喝不得，小心肚子痛”时，气定神闲地浇到水缸下小破碗里种着的葱头上……

这种孩子气的举动，在他看来是“不听话”，在我看来却是挣扎与反抗。

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我把“听话”这个动作，理解得非常负面，甚至到了恶意揣测的地步，而这是父辈衡量一个孩子是否“好”的最重要指标。我与父亲终其一生的彼此不佩服，大致可以溯源至此——在几十年的人生诸多重大选择中，我几乎都选了父亲所不希望和期待的选项。这一切的根源，始于很多年前我端起锅准备去洗，身后传来的那声“锅底记着用刷把……”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的指挥，真的那么有杀伤力吗？倒也未必，主要还是内心中渴望长大的我，在面对成长过程中的阻力时，有应激式的放大。

成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自我感觉膨胀的过程。任何一种阻力，都可能被放大，甚至被理解偏。父亲在身后追着说的种种叮嘱，从另一个角度看，不正是一种关心则乱、生怕我做错或学不会的担忧吗？这种担忧，是一种深沉却没有用的爱。他们总以为，谆谆教诲，就可以让我们避开一些让我们痛让我们伤的坑，但事实上，除非亲自去痛过，否则，那些坑不会远离我们。他们的担忧和着急，基本没什么用，一如他们的父辈，满怀担忧和不放心地对他们絮絮叨叨那样。

这个道理，是我在陪一个时常梗着脖子的小姑娘度过漫长的青春期之后，才渐渐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