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三亚市人民政府主办，《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三亚经济研究院承办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暨第五届三亚财富管理大会”12月27日在海南三亚举行，主题为“海南自贸港未来定位及三亚新机遇”。

12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论坛上表示，在所有普遍接受的增长理论当中，消费都不是经济驱动力，除非消费如健身运动直接提高劳动投资质量。在长期，消费投资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认为消费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完全错误的。

余永定还指出，作为目前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一部分，刺激消费是非常必要的，但问题是我们必须清楚消费是收入、收入预期和财富的函数，或“永久性收入“的函数。如果收入、收入预期和财富没有重大改善，消费增加的空间有限。作为刺激有效消费的政策，学者们普遍主张发消费券（或者发钱）、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改革社保制度，这三类建议的共同点都是增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有道理，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如果社会居民认为收入增长是临时性、过渡性的，并且并未改变他们的“永久性收入”预期，那么这些政策效果都将是有限的。

他进一步指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是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有效政策工具，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可以取得一举两得的结果。在长期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在短期弥补有效需求不足。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可以转化为增加居民收入，居民收入的增加导致消费收入增长，并通过乘数效应使收入进一步增加，形成收入增加—消费增加—收入进一步增加的良性循环。由此他认为，2026年启动经济增长主要还是要靠明显增加基础设施投投资。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从长期来看，消费不是也不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动力。马克思指出“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但“生产的扩大，要取决于剩余价值到追加资本的转化，也就是要取决于作为生产基础的资本的扩大”，“资本的扩大”按定义就是投资。最简单的经济增长模型告诉我们，经济增速=投资率除以资本-产出率，最基本的经济增长理论也显示，资本存量、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三个因素决定产出，这三个因素的增速共同决定经济增速。

总之，在普遍接受的增长理论当中，消费都不是经济驱动力，除非这种消费如健身运动直接提高劳动投资质量。在长期，消费和投资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两者之间的选择是现在多消费还是现在少消费将来多消费之间的选择。储蓄率（或消费率）可以分为长期成份和短期成份。不同民族、文化、政治制度下的居民的时间偏好都有所不同，这些长期因素决定了储蓄率的长期稳定成份，东亚国家普遍储蓄率较高，是“东亚奇迹”的重要原因。储蓄率的短期变动则受经济波动，特别是收入波动的影响，储蓄率（或消费率）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公共选择的问题。储蓄率（或消费率）应该有多高才是合理的？这个问题完全可以讨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认为消费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完全错误的。

一个流行观点认为，中国消费率过低，例如，中国的消费明显低于美国的消费，但是你要看到中国、美国消费结构的不同。中国消费中服务消费的比例是40%多，美国则是三分之二以上。与此同时，美国的服务消费价格远高于中国，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消费率远低于美国的消费率。如果从实物消费，从卡路里摄取量，蛋白质摄取量，儿童身高，城镇居民住宅拥有量等方面中国看，中国的消费水平并不逊于许多发达国家。例如，生命预期是个非常重要综合指标，中国生命预期高于美国。

另一个流行观念是，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GDP比过低，其一就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入户调查数据，统计局实际上有两套数据，一套是依据入户调查的结果，另外一套是根据资金流量计算的结果，两套不同的统计数字结果相差不少。以2022年数字为例，后者比前者高十几个百分点，我认为，入户调查数据存在相当大的系统偏差，虽然做了调整，但入户调查测算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于GDP的比是偏低的。大家引用的数据一般都是入户调查数据。  

另外应该指出，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GDP比虽然小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但差距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大。2022年日本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比是56.2%，丹麦是46.1%，都低于中国按资金流量计算的同年的可支配收入对GDP比。英国是61.47%略高于中国。国际比较是重要的，但是仅能作为参考。

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GDP比的适度水平应该考虑国情。根据国民收入统计公式：GDP = 居民可支配收入+ 企业可支配收入+固定资产折旧+ 政府净收入。不难看出，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比，就必须降低其他收入对GDP之比。例如，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折旧对GDP比必须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又如，2024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对GDP比16.3%（甚至更低），发达国家平均42%。总之，事情可能比看上去更复杂，不能简单下结论。

在收入分配方面，根据李教授的研究，在过去20年当中中国收入差距出现了一个先升后降，然后处于一个相对稳定水平的态势。换言之，2016年开始我们收入差距没有出现进一步缩小的趋势，而且收入差距仍然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问题。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扩大有效投资。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提高投资效益。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实施一批重大标志性工程项目。12月18日发改委发文指出“从供给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国家长期综合竞争力、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都需要有高质量的投资项目作为支撑。必须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看待投资工作，着力扩大有效投资，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十五五规划建议》和发改委的文章显示，中国并未陷入所谓“变投资驱动为消费驱动”的话语陷阱。

值得注意的是，“十五五”规划建议首次提出必须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已经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产业体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积极进入全球产业链，而且保持完整的产业体系，根据联合国分类标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经济行业的全部门类、大类、中类和大多数小类的国家，中国产业体系已经形成门类齐全且深入嵌入全球产业链的特征。如何找到安全性和有效率的最佳平衡：一方面维持产业门类的完整性保证国家安全，另一方面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十五五规划建议》还提出要强化产业基础和重大技术设备攻关，重点领域包括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只有在这些领域实现突破才能自主可控。

“十五五”规划建议还再次提出要“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十五五”规划建议17次提及基础设施一词，充分显示了中央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视。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包括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国际运输通道体系，能源骨干通道，新能源基础设施，现代化水网，水资源统筹匹配，城乡供水保障能力，平急两用基础设施通信网络，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我们应该朝着这个领域和项目。

不难看出，为了完成中央提出的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任务，在未来五年中国的投资规模将是极其巨大的。例如，发改委主任郑栅洁最近撰文指出“十五五”时期中国需要建设改造的地下管网超70万公里。仅这一项目，新增投资需求超5万亿元。

认为中国投资效率低下，投资越多效率越低的说法是片面的，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包括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或资本产出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在不断提高的过程当中的，否则中国的人均收入不可能增长。不仅如此，金融家单伟建最近撰文指出，如果以实物单位而不是价值增值量衡量，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会有大幅度提升。例如，在钢铁行业，如果按吨计算中国的人均实物产出是美国的3.25倍。中国的资本-产出率（每生产一单位产出所需要的资本投入）确实在提高，但依然低于世界上的大部分发达国家。

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是反对扩大投资规模的主要根据。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但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变化的解释必须十分慎重，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学界一度被戏称为“对无知的度量”。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变化不一定反映资源配置的恶化或改善，也不一定反映技术进步提速还是减速，由于时间关系不在这里展开。

当我们在讲经济增长的长期增长前景、讲潜在经济增速的提高时，我们强调消费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存在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但在短期，在有效需求不足、在实际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时，消费需求的增长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作为目前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一部分，刺激消费是非常必要的。但问题是我们必须清楚消费是收入，收入预期和财富的函数。如果我们的刺激政策不能改变居民的“永久性收入”（居民对一生、或未来想当长时间的收入预期），消费需求的增加将是有限的。我们已经尝试了不少直接刺激消费的办法，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依然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消费需求增长缓慢的局面。

作为刺激有效消费的政策，学者们的主张主要是三个。一是发消费券，或者发钱；二是降低个人所得税；三是改革社保制度，这三类建议的共同点都是增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些政策建议在逻辑上都是自洽的，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如果居民认为这些政策导致的收入增长是临时性、过渡性的，并未改变他们的收入预期，这些政策效果都将是有限的。

事实上，为了使这些政策发挥改变永久性收入预期的效果，所需要的财政支出极其巨大的。政府需要发多少钱、在多大程度上改革税制和社保体系，才能使居民认为自己的收入已经出现永久性增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是受经济总量约束的，想通过收入再分配的办法刺激消费，我们有可能陷入顾此失彼的状态。更重要的问题是，这类措施一般要以投资增速下降和投资率下降为代价。换言之，这些措施可能会导致潜在经济增速下降，从而为以后的通货膨胀埋下了定时炸弹。不仅如此，还应看到，尽管我们的许多建议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这些建议实际上是长期改革建议，不可能在一两年的短期内取得效果，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是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有效政策工具，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可以取得一举两得的结果，在长期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在短期弥补有效需求不足，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直接控制的政策工具，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不以GDP的增长为前提，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一笔1万亿元的投资资金投放下去，通过产业链条可以转化为总额1万亿元的工资收入，资本收入和政府税收。而居民收入的增加导致消费支出的增长，并通过乘数效应使收入进一步增加，形成收入增加消费增加、收入进一步增加的良性循环。2026年启动经济增长主要还是要靠基础设施投入，这个是我个人的观点。

中国明年经济增速是否可以维持在5%，关键在于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如果发改委能够给出全面的基础设施投资清单和政府支持的重点项目投资，下一步就是资金问题。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空间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大国都大，目前十年期国债收益只有1.9%，说明居民对于国债需求非常强劲，政府完全可以提高赤字率，如把赤字率提高到5%以上。中央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加大发债规模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融资，助力地方政府化解地方债、稳定房地产。

从各种指标来看，中国财政是可持续的。12月22日，在国务院“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编制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李强总理指出，要“谋划一批能够带动全局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载体”。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信号，有理由相信2026年将开启中国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的新阶段。我们对未来应该充满信心。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