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刘政屏老师是位细致、周到的人，这种积极的性格特征对于文史研究者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刘老师同样也是一位饱含着好奇心和求知欲的人，这极大地维持了他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动力。

　　回首望来，刘老师这些年来一直深耕合肥地方文化，于方言拾遗、城市地理考据等领域著述颇丰。而从2023年出版的《秋毫露滴：庐州刘氏文墨初辑》至眼前这套《庐州故实》（三种），其研究视域已悄然发生了一次深邃的转向——从宏大叙事的公共记忆，深入隐秘、细微的家族图谱。这并非属于撤退，而是掘进。所以说，这套由刘定九老先生《九五忆往：合肥文化记忆》、刘政屏《庐州教书人刘俊》、孙辈刘爱克《在老城读书与漫想》三代人共同构成的文集，正是一次极为庄重的“家族文脉展陈”和“家族品牌塑造”，它让“家族”作为一种文化单位，清晰、有力且风雅地浮现于读者面前。

　　在中国文献传统中，此类著述有一个渊远的名称：“家集”——它并非简单的文章合集，而是一个家族精神与才具的世代镌刻。其肇端于唐，发展于宋元，兴盛于明清，至有清一代竟达一千余种，蔚为大观。于合肥一地，晚近可溯者，如李文安、李鸿章、李经迈三代人《合肥李氏三代遗集》、王世溥、王尚辰父子《合肥王氏家集》以及沈若溎、沈绩熙父子《沈氏两代诗存》，都成为了合肥地域文化瑰宝。作为一种已经失落很久的文化建构行为，《庐州故实》（三种）的编纂、出版实际上起到了承继延续的作用，相信对于未来合肥地域文化的发展将会起到有效的促进。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家集的编纂，正是“立言”以成“不朽”的家族实践，“使数百年以上祖宗之性情謦欬，与数百年以下之子孙相接”。它超越了单纯的纪念，成为一种主动的文化建构行为，旨在使家族成员的精神形象与文字生命得以抵抗时光的销蚀。在《庐州故实》（三种）中，我们清晰地看到这条“立言”之链的生动形态：刘定九老先生《合肥市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概况总述》一文，以亲历、亲闻存录了合肥文化发展的肌理与温度；刘政屏老师以散文家的沉淀和深邃，构筑起既有个人史深度又有城市史广度的叙述；至第三代刘爱克，则转向科幻想象的广阔疆域，展示了家族文脉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三代人，三种文体，三种视角，却共同完成了一次家族文化DNA的确认与传递。

　　尤为动人之处，在于这部家集内蕴的深沉情感力量，特别是刘政屏老师为其母亲撰述的专书《庐州教书人刘俊》。这不仅是个人回忆与文献的整理，更是一次在文字中完成的关于安魂与铭记的双向奔赴。它令人想起《世说新语》中张凭为母作诔的典故——女子的美德风范，往往赖子女的深情书写而得以昭彰流传。刘老师将对母亲的不舍与追念，安放于文字之中。这涓滴汇聚的深情，既是对至亲的缅怀，也无意间为一位平凡教书人的温厚与坚守，留下了最本真的生命印记。从此，一位庐州女性的生涯故事，便从家庭记忆走进了城市的文化记忆序列，超越了个体，成为这座城市历史的一部分。

　　另外，我们不妨将视野放置稍微广阔一些——家集从来不是封闭的自我书写。它是一扇特别的窗口，透过家族这个社会基本单元的悲欢离合、日常琐细、事业交游，映照出更为广阔而生动的时代与地域图景。官方史志记录骨架，家集文献则充盈血肉。可以说，《庐州故实》（三种）的出版，是一次多重的完成：它是刘氏家族一次成功的文化寻根与精神动员，是家风传承与家族文脉在当代的醒目确认；它也是合肥地方文史资料一次宝贵的扩容，以微观叙事补充了宏观历史的细节；它更是一次关于记忆、情感与责任的庄重示范。这套“家集”典藏的不仅是三位作者的文字，更是一个家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灵魂，以及他们与脚下这座城市共同呼吸的岁月印记。其意义，早已溢出一家一姓之“春秋”，成为观照庐州乃至更广义地方文化传承的一个温暖而坚实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