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台以来，日本高市早苗政权呈现出明显的右翼特征。从高市发表错误涉台言论，到面对国际批评时倒打一耙、试图确立“受害者形象”，再到一名日本高级官员表示日本应“拥有核武器”，高市政权对战后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多次挑衅，已经引起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切。还需要注意的是，高市政权在对外政策上的错误举措并非孤立存在，其对内政策同样显示出该政权明显的右翼保守底色。

高市的执政口号是“使日本列岛强大富足”，然而其具体举措却体现出对普通民众利益的忽视和对政治多元性的压制。在经济政策上，高市内阁延续了“安倍经济学”中财政扩张的取向，其倡导的“危机管理与成长型投资”侧重于对半导体、军工等关键领域的战略性投入。在日本五大军工企业年收益增幅接近40%的前提下，高市内阁依然加大了对本国军工产业的扶持力度，并计划提前实现防卫费占GDP 2%的目标。

与此同时，高市虽然出台了财政刺激与货币宽松政策，但日元贬值严重、物价水平高企的状态并未真正改变，民众实际购买力依然受到侵蚀。此外，高市在改变医疗支付比例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调整，客观上将财政压力转移至老年群体与低收入阶层——比如，老年群体个人负担的护理成本或将在明年政策落地后倍增。上述政策反映出高市内阁在资源配置中更加侧重于战略性产业与安全保障领域，而在减轻民生负担方面的应对措施相对有限，可能进一步凸显社会资源分配的结构性矛盾。

高市内阁在人事任命方面的问题同样明显。该内阁自上台以来丑闻不断，涉及多种腐败问题，而其中最引发民众关注的当属对“黑金”议员的公然起用。尽管自民党此前的“黑金”丑闻一度引发日本国民的强烈愤慨，高市却在内阁及党内人事安排中任命部分涉案议员出任要职。例如，被任命为内阁官房副长官的“黑金”议员佐藤启声称，高市的政策问答文本、参拜靖国神社等争议问题乃至高市本人的妆容都由他“掌控”。这类言论的出现，表明高市内阁对“黑金”议员的纵容并非仅为稳固党内支持、平衡派系利益，更是该内阁出于政治考虑在构成上与自民党内较为腐败的势力进行的深度绑定。

在高市内阁的诸多内政策略中，最具争议且最可能产生长期影响的，是其与日本维新会合作推动的“削减众议院议员定数”政策。据统计，日本目前的议员与人口比例为每百万人口5.6个议员，远低于德、英、法等人口规模相近的欧洲国家。若进一步削减席位，意味着单一席位对应的人口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不仅席位的代表性被稀释，当选所需的票数门槛亦将显著提升。这种变化将对组织能力较弱、竞选资源有限的小党、独立候选人及少数群体代表造成较大参选压力。同时，自民党的既得利益集团凭借其在地方的深厚根基、知名度和资金，将更容易垄断地方席位。因此，削减议员定数可能加剧日本政坛中长期存在的“族议员”现象，进而影响国会构成的多样性。通过挤压在野党尤其是中左翼小党的政治空间，降低国会内部的意见多样性，高市内阁或能将政治格局塑造为缺乏有效制衡的“一强多弱”。这不仅能在短期内为通过争议性法案减少阻力，也从长远上为修改和平宪法创造了条件。可以说，削减议员定数对于巩固“自民—维新”两大保守党派联合、延续政权生命具有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高市内阁的政策取向呈现内外一致的保守特征。如果说其外交政策是通过强化外部议题凝聚民粹支持，那么其内政措施则是通过制度性安排抑制内部异议、巩固既有利益结构。从偏向大企业的经济政策，到任用涉贪腐丑闻议员的人事安排，再到以“改革”之名推进的议席削减计划，一系列举措共同勾勒出一种向“更右”倾斜、趋于封闭的施政轨迹。高市内阁目前在民意调查中维持着的支持率，更多缘于其在就任初期“活跃”表现下积累的短期人气，其政策的深层逻辑尚未完全暴露于国民面前，各种负面影响需时间发酵方能充分显现。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而言，揭露高市内阁在内政上的矛盾和弊端，与批驳其在对外政策上的错误言行与举动，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作者是内蒙古师范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