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陆侃如一直以文学史家的身份为学界所熟知。他在《楚辞》、乐府诗和古代文论研究方面卓有成就，与冯沅君合著的《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等著作，早已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经典。1932年，陆侃如和夫人冯沅君同赴法国留学，1935年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据传在博士论文答辩过程中，他以“西北有高楼”回应答辩委员关于“孔雀为何东南飞”的提问，令人叹绝。其博士学位论文《周代社会史》是较早以外文博士论文形式传播中国历史文化的尝试。遗憾的是，该论文并不为学界所知，既无中文译本，也未见学者提及其内容。在山东大学关家铮先生的帮助下，笔者得见这份珍贵的资料，今聊缀数语，对该论文的创作动机、主要内容和学术意义略作叙述如次。

一

  陆侃如的博士论文标题为HISTOIRE SOCIALE DE L’EPOQUE TCHEOU，中文译为《周代社会史》，署名“LOU KAN-JOU”，申请博士学位的单位是巴黎大学文学院，作者的身份是“北京大学文学学士”“原上海大学教师”。论文包括目录、前言、正文五章以及中文索引和参考文献。在前言中，陆侃如特别感谢汉学家伯希和、马伯乐对他的帮助和指导。他认为，“尽管这一主题博大精深且已被广泛研究，难以完全纳入本书的有限框架，但我仍期望能对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这样做定能激发西方读者的浓厚兴趣。同时，我在书中也融入了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陆侃如从“文献资料”“族群”“经济生活”“社会结构”“思想演变”五个维度，勾勒出一部清晰而要言不烦的周代社会简史。值得注意的是，在正式答辩之前，该论文已于1934年由巴黎罗斯丹书局（L.Rodstein）出版，由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作序。

  《周代社会史》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本研究使用的文献资料。陆侃如认为，真实可靠的文献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为厘清历史真相，有必要对一些真实史料和非真实史料进行一次简要回顾。这同他在1932年《中国文学史简编》第一讲《中国文学的起源》中的说法一致：“中国文学的起源是不容易讲的。一因真的材料太少，二因伪的材料太多。我们现在先把伪的材料加以辨明，其次再从真的材料中试探一下中国原始作品的情状。”他系统梳理了《易经》《书经》《诗经》《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老子》《论语》《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楚辞》等十五部周代的典籍，对其作者、内容、年代及成书过程作了细致的考证。

  《周代社会史》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族群之间的差异性。陆侃如不认同古代中国由单一族群居住和统治、商周之间存在封建隶属关系的传统史观，他认为，“在古代中国，存在着或多或少相互独立的族群；在以其命名的周朝中，周人本族只扮演了有限的角色。”他研究了周代的九个族群，即周人本族、商代后裔、徐人、夷人、齐人、吴人、越人、楚人以及秦人。认为“周朝是一个由多族群融合而成的王朝。不同族群的文明自然不可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也不可能具有相同的特征。”

  陆侃如系统考察了周代各族群的经济生活特征。他认为，“狩猎和捕鱼是最原始的生活方式；畜牧业和农耕出现较晚；手工业和商业仅在周代最后几个世纪才得到发展。因此，这些不同的种类不仅代表了不同的生产方式，更构成了经济生活的不同发展阶段。”陆侃如认为，在周代的政治事务中，商业占据着优势地位，以至于影响到农业的传统支柱地位。所以说，“周代末期中国经济的繁荣，正是农业和商业协调发展的结果。”

  陆侃如从宗族制度、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三个维度对周代的社会结构作了解析。他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引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普那路亚家庭的论述来讨论《诗经·生民》中记载的周代始祖传说。陆侃如认为，封建制度的创立应当归功于周人，除了周人本族，封建制度也存在于每个诸侯国中，在当时占据着主导地位。

  陆侃如最后选取哲学与文学两大领域来探讨周代的思想状况，以期“集中体现周代中国精神的特质”。他认为诸子九家中真正发挥核心作用的是儒、道、法、墨四家，其中儒家学说在周朝最为兴盛，道家思想在楚国广为流传，墨家学说在宋国影响深远，而法家理论则在秦国得到充分发展。陆侃如重点讨论了《诗经》《楚辞》两部文学典籍，认为周代的文学史就是诗歌史。他指出，后世虽有人指摘《诗经》之瑕，或批驳儒家哲学之短，但这丝毫不能动摇周代作为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崇高地位。

二

  陆侃如选择周代社会史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首先是因为周代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格局，他本人对先秦文史已有深入研究，有关《诗经》《楚辞》研究的丰硕成果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素材。这一选择也与当时国内国际的学术潮流有密切关系。1929年，《中国社会史之分析》出版，引起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1930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提出中国社会经历了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四个发展阶段，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性著作。蓬勃发展的社会史学思潮，对陆侃如的个人学术规划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作于1951年的《陆侃如自传》中，他回忆道：“一九三二年，我已做了几年事，积了一笔款子，和妻沅君一起到巴黎大学读书。那时已在国内读了些左翼理论书，所以想从社会发展史来了解文学哲学。不过我那时对中国社会的看法，主要还是采用郭沫若先生的主张。”“我一心想搞清楚社会史，来写新观点的文学史。”可见，陆侃如不是纯粹研究历史，而是将社会史研究看作深化文学研究和实现文学研究新突破的途径和方法。

  在作于1947年的《中古文学系年·序例》中，陆侃如认为，文学史工作应该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是朴学的工作，“对于作者的生平、作品年月的考订，字句的校勘训诂等”；第三是美学的工作，“对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加以分析，并说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及其影响”。而第二就是史学的工作，“对于作者的环境、作品的背景，尤其是当时社会经济的情形，必须完全弄清楚。”“三者具备，方能写成一部完美的文学史”。此时距离《周代社会史》的写作已过去十余年，陆侃如对于史学和文学关系的认识，还是一以贯之。

  陆侃如为写好博士论文做了充分的准备。1932年12月24日，他和冯沅君致信胡适，提到入学巴黎大学研究院的情况，说他们在文科哲学部听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学、社会道德学、社会问题等课程，“拟在最近二年或三年内，专听社会学的课。我们根底浅，而又无讲义可看，必得看许多指定的参考书，听讲时方方便，故觉得非常的忙。”这些课程为陆侃如写作博士论文提供了丰厚的知识积累。

  在听课和准备博士论文的同时，陆侃如还译书练手，于1933年翻译出版了法国学者赛昂里所著的《法国社会经济史》。据陆侃如作于1936年的《悼赛昂里教授》，他到法国后跟赛昂里保持通信联系并成为忘年交，《周代社会史》出版后，他曾寄给赛昂里请教，二人还就周代不同经济生活方式是先后继承还是同时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在法期间和回国以后，陆侃如一直关注法国的《史学杂志》，尤其注意赛昂里撰写的对经济史新著的评论。

三

  高本汉在为《周代社会史》所作的“序言”中，将陆侃如及其博士论文置于世界汉学研究的体系中予以评论。他开篇就说：

  现代汉学研究中最令人鼓舞、最具前景的现象之一，便是中国青年学者日益活跃的学术活动。他们既继承了传统国学的深厚底蕴，又掌握了从欧美大学汲取的新式批判精神与科学方法论。中国学者拥有得天独厚的研究优势：他们拥有丰富的典籍文献，又深谙文言精髓，阅读速度远胜外国学者。凭借这些便利，他们完全能够将研究推进到任何欧洲汉学家都难以企及的深度。

  20世纪30年代，西方汉学取得飞速发展，法国成为世界汉学中心，杰出的汉学家就有葛兰言、马伯乐、伯希和、戴密微等人。西方汉学家在中国古代史、古代宗教、敦煌学、中国语言文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的尴尬局面更是深深刺痛了中国学人的心。历史学家洪业曾痛心疾首地说：“我们一定要争口气，把汉学中心抢回我们北京来。”在此背景下，中国青年学者在传统学术上的奋发图强，自然就隐含了为国争光的意义。

  陆侃如正是新一代中国学人的杰出代表，他师承王国维、梁启超等著名学者，有扎实的古典学问根底，在赴法留学之前，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陆侃如兼通西学、视野开阔，对于以融通中西的学术方法推进中国传统文史研究颇有信心。他在《悼伯希和教授》一文中卒章显其志：“我们一方面哀悼一位伟大学者的逝世，一方面希望‘汉学’中心要建立在中国。”所以，高本汉说“以当代中国学人之视角，为西方读者撰述中国古代历史之专著，陆侃如先生实属不二人选”，并非溢美之词。

  在《周代社会史》中，先秦文献得到充分使用，出土器物成为重要参考，陆侃如将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紧密结合、相互印证，把高本汉所说的中国学者“得天独厚的研究优势”发挥到极致。他还参考引用了当时众多一流学者的著作，如王国维《殷商制度论》《古史新证》、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顾颉刚《古史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等，以及马伯乐、高本汉、卫聚贤等海外学者的著作，体现出宽广的学术视野。

  高本汉认为陆侃如在书中“彰显了中国新学术的鲜明志向”，那就是“以极为严苛的标准考订史料，甚至时常表现出近乎过度的怀疑精神”，“以非凡勇气，力图挣脱那些长期桎梏旧式学人的传统观念与正统教条。”陆侃如独立思考、不依成说，即使面对老师胡适的观点也绝不盲从。例如，胡适认为《天问》是一部平庸和滑稽的汉代作品，陆侃如却辨析道：“自王国维从中发现商代记载，而这些记载又和甲骨卜辞记录一致起，这首诗的真实性问题也就毋庸置疑了。”

  三年留法，陆侃如向西方学界提供了最前沿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成果。虽然他归国后没有继续在此领域深耕，也没能按计划完成“就当时文学的社会经济背景方面加以探讨”的《中古文学论丛》，但是，从陆侃如此后的著作中，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这段严谨又不为人知的史学实践的深刻影响。

（作者：车振华、焦宏丽，分别系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