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策划：温建敏

专题执行：潘玮倩

【编者按】

日前，“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展览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展，以文物与制度演进的双线叙事呈现广东千年对外贸易史。本期羊城晚报文史哲周刊以此为契机，约请李岩、张强禄、李灶新等学者，借助“南海Ⅰ号”“南澳Ⅰ号”沉船及白马窑群等考古发现，梳理宋至明广东海上贸易管理制度的演进脉络。

器物与遗址为载体，制度的弹性演进贯穿其间：后者不仅塑造了贸易秩序，也体现了广东在开放、包容与互利精神中的历史智慧。本版由此呈现制度在江海之间运作的实证图景，以及其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

□ 李岩

所谓“古代全球化”，主要指以海上丝绸之路为核心的跨区域交流体系，自汉代延续至地理大发现前。本文聚焦海路，涵盖环中国海与印度洋两大区域。西方《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1世纪）与中国《汉书·地理志》均描绘了早期海贸格局。

“南海Ⅰ号”是一艘南宋时期远洋商船，1987年在广东下川岛海域发现，其较完好船体与货物为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对它的发掘和研究成为中国水下考古的里程碑。本文从发掘出发，剖析船货构成，探讨技术与文化双重动力，呈现“古代全球化”的实证与当代启示。

发掘“南海Ⅰ号”：打开“海难次生现场”

1987年，广州救捞局与英国海上探险公司首次发现该沉船，1989年进行初步水下考古考察，2001年开展正式调查，2007年整体打捞，将其移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这个过程标志着中国水下考古实现从局部发掘向全链条作业的飞跃。关键技术突破包括沉箱整体打捞、数字化采集和碳十四测年等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

船体长约30米，具水密隔舱，舵孔与桅座细节显示其配备单桅硬质帆，舵石、帆席与碇石等体现宋代先进造船水平。年代考证显示船体建于北宋（约900–1000年），中期曾修补（约1020–1050年），终于南宋中后期（约1183–1215年）沉没。

发掘的核心难题是处理所谓“海难次生现场”——沉没瞬间的撞击与抛洒，以及后续自然与人为扰动，使船载物品堆积复杂混乱。考古团队需分辨以下三类堆积——事故后的扰动层、沉没过程的抛洒及正常航行时原始装船的状况——逐一清理、复原装载秩序。例如，首层甲板的铁器凝结物间散落金银奢侈品和金银货币，通过研究未被水流带走的漆盒等，可推断金器原存放于船尾高级船舱“舟乔”内。

随着铁器清理完毕，规整码放的陶瓷渐显。通过层层剥离，我们可辨认货物的等级与存放逻辑，重建商船严密的货舱管理制度，为宋代海上贸易的规范化与制度化找到实证。

船货档案：千年前全球化的商品与网络

现存日本文献中的《李充公凭》——北宋崇宁四年（1105）颁发的“出海官方许可证”，详载船员构成及所携货物与课税，呈现了宋代市舶管理制度，为“南海Ⅰ号”提供了相应对照。

作为“全球化”意义的实证核心，“南海Ⅰ号”船货可分三大类：大众商品、高档奢侈品与国际支付工具，对应不同消费市场，继而映射出贸易活动背后的社会等级。

（1）船货结构的分层——从大众商品到奢侈品：

大众商品以瓷器和铁器为主。瓷器约16万件（套），覆盖景德镇薄胎瓷、龙泉青瓷、德化瓷、闽南磁灶窑、耀州窑等多窑系，分布于多个船舱，部分有墨书。铁器出水百余吨，属海外市场“刚需”，与《岛夷志略》所记多地购中国铁器吻合。

高档奢侈品有漆器、铜镜等制作精良、兼具实用性与礼仪性的器物，多集中存放，反映身份与财富。

作为国际支付工具的贵金属尤为关键：包括300余千克的白银（银锭）（宋一两约40克，此间常见25两规格），用于大宗采购；轻薄易携的金叶子（重约一两）。另有两万余枚铜钱及融合伊斯兰与当时中国风格的金项链等饰品。这些高价值财物部分集中于“舟乔”，体现了对金融资产的严格管控。

（2）社会结构——船货归属与船员生活：

船货归属清晰对应乘员等级：铁器、金银货币等高价值货物应属纲首、知客等高层；量大价低的瓷器多为中小商人所有。汉语墨书与佛教用品等表明船员主体为中国人；个别如大金链子等具浓厚异域风格的珠宝则提示有外商参与航行。海粮包括咸鸭蛋、家鹅（有鹅笼出水）、槟榔果核与稻谷壳等。淡水极珍贵，南朝法显记述的严控用水与后世“封船”制度相互印证。这些发现连同出水的斗笠等日常用品，显示航海生活艰苦且管理严格。值得注意的是仿制西亚风格的黄金制品，体现了跨文化交流的再创造。

整体上，“南海Ⅰ号”以凝固的物证呈现出货品等级分明、商旅成分多元、管理制度严密、具有文化融合能力的宋代海上贸易社会图景。

（3）贸易网络的复原——接力式航线的全球足迹：

综合货源与集散路线，“南海Ⅰ号”的航行具有典型的分段集货“梯航”模式。其始自杭州，装载金叶子、银铤等“本金”及湖州“石家”铜镜等（实用妆具与外贸货）；至明州（宁波）汇入景德镇等地瓷器，宁波大榭仓储遗址出土同类瓷片可以为证；再至泉州增载铁器等大宗货；最终在广州补给咸鸭蛋、（“广东罐”盛）低度酒等生活物资，并或经市舶司勘验取得出海“公凭”。

仿西亚风格金器、项链及用于贵金属称量的天平衡器、砝码，指示其目的地为环印度洋伊斯兰商贸圈。船上二十五两标准银铤与文献所述采购“苏吉丹”（今印尼爪哇东部）胡椒的支付手段相符；川芎等药材亦循此路出口。

宋代全球化贸易体系的结构——硬实力（产品、技术）与软实力（制度、文化）——在此船中得到充分体现。

体系驱动：宋代全球化的硬实力与软实力

宋代海洋贸易的鼎盛并非偶然。“南海Ⅰ号”显示其成功是依赖于一套强大体系“技术→商品→金融→文化”的环环相扣。

（1）硬实力：构筑技术“护城河”。

宋代在关键领域的压倒性技术优势是其主导海上贸易的根本。

航海与造船：远洋航行依赖可靠工具。“南海Ⅰ号”采用水密隔舱设计，提高了抗沉性；硬质风帆与成熟舵系保证了复杂海况下的操控；指南针广泛用于“火长”导航，使跨洋航行从经验摸索转向科学掌控。

制造业领先：以瓷器为典型。宋代窑址遍布东南，产业高度专业化、规模化，品质与产量独步全球。欧洲直至18世纪初德国迈森才通过逆向工程破解硬质瓷烧制奥秘。可见宋代优质瓷器是量产的全球顶级品牌，它们形成难以逾越的“制造业护城河”，领先世界六百余年。

（2）软实力：制度与文化的协同输出。

如果说技术是引擎，那么精密的制度设计与深层文化吸引力就是润滑剂与导航仪。

国家制度与务实管控：宋代建立了中央到地方的市舶管理体系。从广州首设市舶司到颁布《广州市舶条》，海外贸易纳入国家规范；“公凭”许可与船员“甲保”连坐等制度体现了精细化管理。高层关注贸易秩序，如宋高宗曾亲自过问蒲亚里案，显示出国家与民间合力推动的格局。

金融与风险控制：贸易催生先进金融工具。银铤、金叶子等贵金属构成国际硬通货；同船出水的杆秤与等臂天平（在我国首次出土）及砝码等，无声宣告当时一些区域贸易的“度量衡”之中国地位。面对远洋贸易高风险，商人发展出合资模式分摊风险，南宋秦九韶《数书九章》中记载的海商合伙投资香料之算题，即为明证。

文化渗透与创新：贸易的终极输出是文化与生活方式。宋代瓷器以典雅造型、温润釉色向世界传递中国独特审美；船上出水的融合异域风格的戒指半成品，显示工匠主动吸收并创新外来文化。宋代全球化模式因此兼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

综上，“南海Ⅰ号”证明了宋代的海上优势是一种系统性的胜利：凭技术领先、制度保障、金融创新与文化感召，创造了公平互惠、连接世界的可持续贸易模式，这为后世留下深远启示。

历史启示：从千年全球化到文明基石

“南海Ⅰ号”显示出了真正的“全球化”是始于技术领先、成于商业共赢、久于文明互鉴。宋代以“技术→商品→金融→文化”驱动此全球化：领先的造船与制瓷技术构建贸易基石，接力的航线推动规模的扩张，金融工具与合资模式保障信用与安全，器物承载审美与生活方式，最终实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这一模式以民间商贸为主导，以互利共赢为原则，为跨文明交流提供了可持续范本，极大区别于后世一些国家的殖民掠夺。如果我们将史前的农业革命视为人类文明的一次奠基，那么，中国宋代制造业与航海的系统性突破，可被视作早期全球化的一次重要“产业变革”。

今天，我们研究“南海Ⅰ号”，昭示的不仅是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辉煌，更是文明演进的规律：每一次重大进步，本质上都是知识、技术与制度在开放交流中迭代的结果。历史从未断绝，智慧照亮前程。

（作者李岩是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曾参与“南海Ⅰ号”整体打捞工程）

编辑：邬嘉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