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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晓东|“旧学商量加遽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程子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朱子极称此说,以为“所以发明千古圣贤未尽之意,甚为有功。”“论气不论性”者,荀子言性恶、扬雄说性三品,朱子认为皆是“把气做性说了”,而不知有“本然之性”,此“在义理上先差了”,故曰“不明”;至于“论性不论气”,则就孟子之性善论说,朱子虽认为孟子说到本源处,但“不说到气一截”,“道理便不周匝”,是以为“不备”。朱子又以为,孟子之“不备”,由张载、二程“气质之性”之说而得以补足之,故朱子称张、程此说“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

朱子绍张、程之学而集大成之,故其为学亦甚重视“气”。于朱子而言,一方面“天命”赋我们以道德之属性,所谓“性即理也”;与此同时,又有“气”之聚散赋我们以肉体之形,从而有所谓“魂魄五脏百骸之身”。故人物之生,有“理”有“气”,缺一而不可。在朱子那里,人物之禀受,需在两个层面上讲:一者从“初禀”上说,人物之所禀,虽有“理”有“气”,而“理”只是于“万物一原”之意义上说,人物之殊别,人与人之间的贤愚善恶乃至命数之不同,都由气禀所决定;再者就“既得”而论,因每个人所禀之“气”之万殊,使得其所受之“理”因气质所拘而各不相同,故朱子称“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就此而言,虽然理论上说,作为“万物一原”之“理”,在本然意义上赋予我们成德之依据;但在实然层面上,我们所受之“理”既受“气禀”之局限,那么我们理应所受的“本然之性”就或多或少地要受到遮蔽,所谓“但气禀偏,则理亦欠阙了”,故《大学章句》称,人之“明德”固然所得乎天,但由于“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不免“有时而昏”。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现实生命中的道德表现,实际上无时不受其所禀之“气”的影响,此即朱子于《中庸章句序》中所说的,“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是以朱子批评象山之学,以为其“千般万般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正是意识到气禀对于成德而言可能存在的负面意义,故朱子之为学甚重工夫,以期“变化气质”而“复其初”也。

在此意义上,李彬《气论与工夫》一书以“气论”与“工夫”为抓手,可谓得朱学之肯綮。然又不仅于此。李彬既重视朱子之“气论”,但又指出,“气论”并不能成为朱子思想的核心。此说亦深得朱子之意。在朱子看来,若是因为“既得”之后“气同而理异”,便专在“气”上说,而忽视作为人物之大本大源的“理”,这样不免以所生之性为本然之性,即以知觉运动为“性”,从而认“欲”为“理”,则人与禽兽泯然无别,而变化气质之工夫亦随之而取消。此为李彬所警惕,亦是朱子所深为警惕者。

李彬专注于朱子学有年,用力至勤,考索至精,探赜索隐,间有心得,则笔之于书,然后有是编之作。全书以“气论”与“工夫”之互动关系为视角,从不同的侧面对朱子哲学进行了全方位的诠释,于朱子哲学多有独到的发明。其间个别论说或不免有过不及之偏,然所贵在自得,亦有功于朱子。

“旧学商量加遽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此朱子夫子自道其为学之语。李彬《气论与工夫》之作,其或得朱子商量旧学、培养新知之遗意焉。

是为序。

甲辰正月,霞浦郭晓东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本文为李彬著《气论与工夫——朱子哲学新论》(郑州大学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2024年12月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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