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从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至今，我潜心理论研究已近50年。把我引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殿堂、从事党的理论工作的，是人民大众和社会实践。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科技浪潮汹涌而至，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大学期间，在精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的基础上，我选修了高等数学、数理逻辑、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基础课程，高度关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新崛起的学科和高新技术。我着重钻研了自然辩证法和科技哲学，研究了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合著的《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两次再版并成为畅销书。由于有社会这所大学的经历，我深刻认识到理论只有与实际相结合、真正回答现实问题，才是管用的，才有指导作用。

　　在中央党校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阶段，我开始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角度思索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这也是基于人民群众和当时的社会实践的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苏东各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践，都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摆在了全党面前。回答这两个问题，归结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上来说，就是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发展动力问题，包括搞清楚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是什么，怎样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怎样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怎样批判和反对企图用抽象人性论、抽象的民主自由人权等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错误思潮，怎样回答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发展步入低谷。一方面，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初步成功，经济社会发展欣欣向荣；另一方面，国际上错误思潮不断冲击，党领导人民顶住逆流，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行。在此期间，我有针对性地从事马克思主义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研究，深度钻研社会矛盾问题、社会动力问题、社会利益问题和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等重大哲学问题，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机构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三农”和党的建设等作了深度思考研究，出版了《经济利益·政治秩序·社会稳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深层反思》《利益论》等专著。

　　百姓身处实践最前沿，对实践变化感知最敏感、感受最深切，只要走到他们中间去，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就能豁然开朗、找到答案。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曾到河北省秦皇岛市担任市委副书记，在实践锻炼中，接触群众、接触实际，从现实生活中汲取了许多养分，形成了“着眼于共同富裕——关于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马坊乡西盐务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调查报告”等一系列现实性很强的调查报告和论文。

　　时代在不断前进、事业在不断发展，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一刻也不能停止。在我看来，要实现理论创新，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即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样才能心明眼亮，才能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坚持科学指导思想和正确前进方向。其次，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从中国发展现实中提炼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加以研究，总结出带有创新性的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后，坚持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指导实际工作，坚决批驳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解决好发展所需、改革所急、基层所盼、民心所向的突出问题，让党的创新理论成为接地气、聚民智、顺民意、得民心的理论。

　　我先后在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繁忙的行政事务工作之余，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建设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规律等研究，撰写或主编了《社会矛盾论》《社会主义通史》《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林漫步》等一系列阐述党的理论的专著和论文。

　　党的十九大之后，我担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分党组书记。2018年至2019年，担任三个省的扫黑除恶督导组组长。2021年，又担任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十四指导组组长。通过岗位锻炼、实地调研、理论研究，我密切跟进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需求，关注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例如，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研究，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奉献心智。相关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论稿》《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与大的历史时代观》等专著中。我主编的《新大众哲学》系列多次荣获全国各种奖项，成为全国最畅销的哲学理论书籍之一。

　　回顾自己的学术人生，人民大众是我最好的启蒙老师，社会现实不断提出新的问题，为我创造了为党的理论事业而奋斗的实践条件。在支援边疆建设的日子里，我曾在日记本上这样写道：“劳动的艰苦、工作的紧张、事情的繁杂、时间的冗长、睡眠的不足、工作的压力、情况的复杂，这是冶炼好钢的必要条件。”

　　当前，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给我们提出的新考题比过去更复杂、更难，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交答案。我将继续以人民大众为思想之师、以社会实践为理论之母，为更好推进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为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作者：王伟光，为南开大学终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组书记。光明日报记者张胜采访整理）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30日 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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