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阮佳琪】

扎十一惹，1990年出生，云南花腰彝族人，说话软软的，声线很像“懒羊羊”。按照这个姑娘的话来说，她的童年是在一个近乎“原始部落”的地方度过。

穷，非常穷。整个村子没有自来水，没有医生，也没有公路，很多人家还在点煤油灯，晚上出门得点火把。直到她六岁前，全村只有一户人家有电视，还是黑白的。

但好在，童年的寨子里有小马、大公鸡、大黄狗……这个“动物的孩子”，得以拥有一个不贫瘠的精神世界。

懵懂地进城上学，后来又误打误撞考上电视台，一路磕磕绊绊、不乏头破血流，但童年记忆里那些与自然相关的美好场景，像一块能主动汲取能量的精神自留地，总能在她需要时发挥作用。

“内心的房间”，是她给这块自留地取的名字。但她最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份宝藏的珍贵，直到很久以前的一次聊天。

对方在北京高校里教书，属于她从小就很羡慕的所谓“精英人群”：成长在城市里、家庭条件优渥、名校出身、现在还拥有着“珍贵的北京户口”。这样的人生起跑线是她完全不敢想的。

可让她意外的是，对方却说，羡慕她的童年。她没想到，原来像自己这样被“野生放养”的小孩如何长大，也会让人好奇。

于是，她试探着问，“你见过成千上万只豆娘在夕阳下飞舞的画面吗？”

豆娘比蜻蜓小很多，翅膀是透明的，阳光照上去，湖水一般波光粼粼，像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银河。

对方果然摇了摇头。那是她第一次发现，曾经让自己自卑敏感的成长环境居然如此独特。

这也是她第一次意识到，她的精神世界里还真有这么一个“房间”：有门，但别人推不开，也进不来，那个“房间”只有她自己知道。

而这本书——《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正是她推开这扇门的过程。它让读者得以窥见，这个来自云南高寒山区寨子的女孩，从寨子里走出去，最终又回归寨子的34年人生轨迹。

小扎家的客厅 以下均为受访者供图

“要读书，不读书就会往下坠，必须读书”

小扎对自己的介绍很简单：扎是家族名字，十一是出生的季节，惹是一种草。

最开始写作的目的也很简单。小扎告诉观察者网，当时她正在对抗惊恐障碍，吃的一种药叫帕罗西汀，有影响记忆力的副作用。

这让她的记忆变得零散，长篇的记忆会变成片段，最后甚至可能会变成一个点。她会记得一件事带来的感觉，但完全想不起来具体是什么事。

为了留住这些零散的记忆，她买了许多小本子专门记录日常。后来索性在网上一点点记录下她回忆里的成长故事。没想到意外被编辑“普照”看中，这才有了这本书。

“他跟我说，‘只要是你想写的，跟童年有关，跟寨子有关，跟你的生活成长有关，你就写出来。’”

这让小扎的记忆突然鲜活起来。

小扎身着花腰彝族民族服饰

去汉族小学读书前，小扎的童年全在村寨里度过：一半是干不完的农活，一半是漫山遍野的疯玩——躺在小溪里看白云飘走，抱着头尖叫着滚下坡，刨出被雪压住的灰色小野兔，雨季钻进山林捡野生菌，爬上大树窥探小鸟的巢穴，用竹子扎鱼在破茅屋里烤得喷香……

在正式读书前的六七年里，她几乎24小时与动物为伴，家养的牲畜、山里的野物都是她的伙伴。她把这段未受世俗规训的日子，称作自己的“野生生活”。

时至今日，小扎仍然对体温和马儿接近的人有着天然好感，也喜欢被别人揉弄头发，这会让她想起幼时被小马蹭头时，头皮发痒的温暖触感。

小扎和阿爸种下的树

在村寨里，所有人都只说花腰彝语，也被叫做尼苏语。这就意味着，如果要读书，首先得学会说汉话。

这里的汉话不是普通话，是当地汉族说的一种西南官话。小扎的阿妈就不太会说汉话，和汉族做农作物买卖时大多靠比划，常闹出让人发笑的误会。

“有时候别人开的价她（阿妈）不满意，她就说‘你胡说，你重说’，其实她想表达的意思是，‘你给的这个价我觉得不合适，你重新出一个价’，但因为她汉话水平有限，就说成这样了。”

小扎在书里也写过类似的趣事：花腰姑娘嫁给了汉族男子，回娘家时，听说女婿爱好吹拉弹唱，丈母娘便用半吊子汉话热情招呼着：“滴哩哒啦在楼上，你去楼上吊死吧！（吹的弹的都在楼上，你去楼上演奏吧）”

翻出脑海里的这段记忆，小扎笑了出来，“我经常因为汉话和彝语之间的这种冲撞感到好笑。”

“但是，没有人能分享我所体会到的好笑，好孤单啊。”

她的孤独来自于，与族人的交流只能通过彝语进行，族人们没有真正向外界表达自己的机会。也因此，村寨外的人听不懂他们的故事，她在外面接触的新鲜事，族人也难以理解。

就像外人很难想象，寨里的孩子要先去几个村子中间的一间“不完全小学”学习汉话，能够基本流利交流之后才能转入“完全小学”。小扎五岁去学汉话时，同班同学还有十三四岁都没能过“汉话关”的。

完全小学三年级时的教室兼集体宿舍，上层用来学习，下层用来睡觉。

学校离村子有十几公里，小孩子得走上快两个小时。有时放学回家，天都“擦黑”了，只能打着手电筒走。

小扎小时候很怕黑，那时她总想偷一片星光，农村的夜实在是黑得彻底。

但那时，她与村寨的联结无比紧密：跟着阿妈下地务农，看阿爸砍树打家具，和姐姐组队做游戏，在孩子堆里所向披靡。

只是农活总也干不完，她也偷偷害怕要做一辈子的农民，寄希望于去汉族学校好好读书，改变命运。

六年级毕业，同村的同龄孩子中只有小扎考上了初中，要去靠近县城的一个镇子上读书，只有周末和寒暑假有空回村里。三年后，她又踩着分数线考上县城高中。

对这个在村寨里“野”大的姑娘来说，彻底离家的集体生活格外难熬。与城里同学的学业差距、生活条件的落差，遭遇的霸凌与歧视，都让她敏感又自卑，拧巴的青春期至今回想起来仍带着酸涩。

其实如果一直处在村寨里的环境，小孩子对贫富是没有多少概念的，大家都过着差不多的日子，嘴馋也就最多惦记隔壁邻居家的桃子、梨，还有大米饭。

小扎特别喜欢大米饭，但当时家里种的谷子只够交公粮的，根本吃不上几口，只能在心里一遍遍念想，睁着眼睛想，闭着眼睛也想。

到了汉族学校，这种渴望更加强烈：城里孩子什么都有的吃，肉包子、油条，麻辣土豆片……

“馋啊，每天睁眼就是馋，啥也吃不上，就是忍着。”她想起有一回，姐姐捡到两毛钱，终于买了个肉包子，结果就跟电视里演的一样，姐妹俩分包子，一激动掉地上了，“我俩看着那个包子就想，到底捡还是不捡，最终馋战胜了一切。那是我第一次吃上肉包子。”

学业上的追赶同样吃力。看着身边不少村寨来的同学陆续退学，男孩外出打工，女孩早早嫁人，小扎也曾动摇，觉得读书只是给家里添负担。她甚至在书里自嘲：“在课堂上，我常常觉得自己仿佛一只尚未进化成人类的人猿。”

但很快，一件事改变了她的想法：高中室友和一个四十来岁的已婚男人好上了，怀了孕后逃学去做人流，她的母亲来学校大闹一场，当众狠狠厮打女儿。没多久，室友便突然退学了，成为了小扎学生时代里无数退学女同学中的又一个。

看着空荡荡的床铺，小扎突然后怕：退学以后，这个室友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如果她能坚持到高考，会不会是另一个结局吗？那如果自己放弃读书，又会是什么结局？

带着这样的惶恐，高考来了。但小扎考得不理想，没考上大学，也没被少数民族特招班录取。

当时，很多广东工厂来县城招工，包吃包住、月薪四千五的条件很诱人，不过小扎做了一个最正确的决定，“我还是想读书，不读书就会往下坠，必须读书。”

最后，在阿爸的建议下，她报读了一个师范类型的大专，被一个文秘专业录取。

从“想退学”到“主动求学”，很显然的是，从那些退学的女孩身上，小扎看到了，读书之外的那条路到底是怎样的。

而她，也真的靠着这份坚持，走出了与村里人截然不同的人生。大二时，她抓住去边境小城电视台实习的机会，最终成功考编顺利留任，在同学们一头扎进找工作大潮的时候，已经提前就业。

小扎坦言，那时，她像鬣狗看到羚羊尸体那样扑上去死死咬住机会，因为“电视台”三个字是她那时为止听到过的最洋气的词。

大专时，班级统一定制了正装。小扎在大专宿舍里

大概在2014年前后，小扎的姐姐也从大学毕业，在省城做导游。姐姐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小时候更苦一些，去镇上读书要走四个多小时。

两姐妹的“风光无限”，也给村里带来了变化。

“爸妈说，因为我，村里的女孩们也被家里要求上大学了，至少也要读个专科，‘像他家老二一样，考个工作’。”小扎说，族人看到姐妹俩靠读书走出大山，逐渐有了“女孩读书也有用”的观念转变，开始要求或鼓励自家小孩读书。

“其实我们那边不是专门不让女孩读书，关键是过不了汉话关。很多族人就是因为语言不通，没能走进学堂。有些女孩觉得读书不重要，加上语言障碍，就放弃了；男孩里也有人觉得‘不如打工’。”小扎补充道。

但无论如何，“读书改变命运”的种子，终于在这座偏远的村寨里，扎下了根。

村寨教会我的事：先活下去

步入职场后，小扎形容，她过了一段“轻飘飘”的日子。

她成为了一个传统观念里的“成功人士”：电视台工作顺风顺水，深受领导器重，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与尊严；婚姻也圆满顺遂，嫁给了家境优渥的丈夫，在城里买房安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庭。

小扎在书中写道，变数发生在某一个夜晚，当时她遇上了一起儿童集体乞讨事件：一个来自贵州贫困村落的男子，受村民托付，带着几乎全村的孩子进城乞讨。

由于案件不涉及拐卖，又是异地管辖，民警最终只做出了警告教育，便催着男子将孩子们带回村里。

小扎很疑惑，“如果他带着孩子中途下车，还是会继续乞讨的。”而民警表情很复杂，“是这么个事，但我们也只能做到这里了。”

这件事像一颗石子投入湖面，串联起过往诸多见闻。她突然意识到世界的残酷，很多努力似乎都是徒劳，自己根本无力改变什么。

但她又是一个很感性、很容易共情的人。和观察者网的对话中，小扎提到2021年因极端暴雨引发的郑州地铁5号线事件。

看到新闻报道里说，有个瘦瘦小小的年轻女孩被困时失温遇难，软绵绵地躺倒在地，在惊恐障碍的影响下，她又感受到那股喘不上气的窒息感。

“这个时候我迫切需要一个东西来安抚我，所以我闭上眼睛，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家里那只大黄狗。”

狗狗送别小扎离开村寨

从工作的第七年开始，小扎开始每天不可抑制地怀念乡村和森林，怀念那些陪伴她长大的小动物们，怀念趴在狗狗怀里的宁静。下班后，她会固定去公园走走，坐在树下闻着青草香味，假装自己又回到了小时候牧牛的午后。

再后来，经历了很多事情，尤其是疫情时惊恐障碍的频繁发作，她做出了两个在长辈眼里堪称“离经叛道”的决定：辞去电视台工作，和丈夫友好离婚。

兜兜转转，34岁的小扎重新回到了村寨。

“以前一门心思想逃跑，因为觉得寨子里的生活太苦了。如果一直待在村里，或许不会觉得苦，可偏偏我出去读了书，见了外面的世界，有了对比就觉得城市是好的，现代是好的，村子是不好的，是落后的，是愚昧的。所以拼了命想逃，逃得越远越好、越快越好。”

但这次回来，她发现，她其实是摆脱不了“我是这个村子里的人”，这么一种被她称之为“生命印记”的东西。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村寨里的生命逻辑，小扎觉得很像《芙蓉镇》里的经典台词：“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

“城里人焦虑那一套，在他们这里是行不通的。他们就觉得，你今天再烦恼、再糟糕，明天该插秧了，你还是去插秧，绝不会让田地荒废。就算现在条件好了，有合作社分红，一年不种地也饿不死，他们也绝不会让地闲着。”

还有领居家的叔叔婶婶，上午还在为琐事打架，下午村子里有跳舞的集体活动，他们该跳舞还是跳舞，该干活就干活，每件事分得明明白白，“我当时就：哇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我们好像有一条准则，就是不管遇到任何事情，先活下去再说，活是最重要的事情，”小扎说，“也不能单纯解释为生命力，就是一定要生活下去（的态度）。他们不会因为别的事情，比如思想上的包袱，就把生活抛在一边。大家都把生活本身作为最重要的事情。这是我回来以后，他们给我带来的新的感受。”

说到这儿，小扎又补了一句，“这也是我回来以后觉得最应该珍惜的。”

“我当时就觉得，我从前那么那么想逃跑，想要远离的东西，没想到在30多岁的时候重新成为了我的精神导向。”

小扎说，无论是疾病，亦或是婚姻琐事，只要下到地里劳作一番，似乎就都不算烦恼了，“劳作完了，大吃两碗饭，肥肥的肥肉往嘴巴里面一塞，冲个澡，然后就去睡觉，非常非常爽。”

她形容这种状态，“我有一种，摇摆的孤舟靠岸了的感觉。”

应该说，疫情给小扎带来了巨大的心态变化。疫情前，她笃信社会流行的“成功学”，一心想出类拔萃，做人上人，活得光鲜亮丽；但后来，她觉得现代生活是易碎的，充满了不确定性，反而乡村生活更确定，人一直在劳作，生活是可预期的。

乡村和城市给人的时间概念也是不一样的，乡村的时间是按照四季轮转来计算，城市时间是争分夺秒，更像人和人之间的争夺。

其实小时候，和很多孩子一样，小扎并不喜欢干农活。她的一只耳朵，就是因为打谷机蹦出的稻粒弄伤耳膜而失聪的。她甚至专门在书里写了一章《干不完的农活儿》，抱怨儿时跟着父母劳作的辛苦。

但现在，只要一回到寨子，她刚下车就会自然地放下行李，换上干活穿的鞋子，直奔田地，“一看时间，才四点多，还早嘛，那就应该在地里，不需要适应的，直接就下地去了。”

小扎在栽白菜

当然，归隐乡村绝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田园牧歌。

“种菜前要先堆粪肥，很多城里人闻到鸡粪的那一刻就想逃回城市了，”小扎笑道，“农村绝对不是田园牧歌，我的人生也并不是那么完美圆满。我不能只写好的一面，不想误导大家。”

在书里，小扎把自己定义为“城乡摆渡人”，“两个世界我都去看过了，我到过城市，又回到寨子里面。但是我在两个世界之间依旧在来回，我没有固定在哪一个世界当中，就这样走来走去的，我觉得还挺像摆渡人的。”

她在书里写，城市总让她觉得晕晕乎乎，夜里又总睡不着，“可能农村人跑不脱农村的。”

而阿爸给出的回答很有意思，“哪有那么高深，就是家里温度湿度都合适，你身体少难受些罢了。”

“意识上的改变，远比生活本身的改变，更让我感到快乐”

云南的少数民族很少有皮肤白的。但最近几年回到寨子，小扎总会被村里姐姐们围住，她们拉着她的手夸赞：“读了书就是不一样，真清秀、真白，是见过大世面的了。”

每当这个时候，小扎总觉得脸上火辣辣的，腾地红到脖子根。

什么能算“见过世面”？她想，读了书，去过北上广，知道马克思主义……这固然算一种世面；但识得镇上的鸟儿并能绣入纹样，会唱十三种不一样的调子，能种二十种作物，清楚每种花的花期……这何尝不是另一种世面？

小扎觉得，寨子里那些辍了学的姐姐们，羡慕的或许是自己当年没能抓住的另一种人生可能性。

而随着现代化发展与主流社会接轨，闭塞村寨里的女性们也正迎来新的可能。

最近几年，村寨里流行妇女组团外出务工。小扎的阿妈起初是极力抗拒的，她要么指责外出务工的女人“不顾家、不算贤妻良母”，要么以“不种地就是忘本”为由拒绝。总之，对外界的排斥非常强烈。

可当她去蓝莓直播间做包装员，当拣烟员体验过朝九晚六、食堂管饭的生活后，整个人都变得轻快起来，那种由内而外的舒展肉眼可见。

她会像孩子一样分享第一次寄快递、第一次用银行转账的新鲜事，甚至能说出“加班没有加班工资，那不就是旧社会做苦工”这样让小扎意外又哭笑不得的话。

“她的改变比较慢，但是慢一点也没关系。”小扎这样评价她的阿妈，又似乎也在说村寨里的其他女性。

小扎的阿妈（左）和好朋友

回到村寨时，小扎还有一个意外发现：村里骑三轮摩托的妇女突然多了起来。她在书中写道，“这真是件奇事。要知道，在我们村，别说女人骑摩托，就连用手机，都远远落后于男人很长时间。”

最先学会骑摩托的是一位叫“金妹”的婶子，她改嫁给汉族老头后，开始骑着三轮摩托挨家挨户收废品，后来又教会了村里不少女人。短短半年，会骑摩托的妇女越来越多，几乎家家户户都添置了三轮摩托。

小扎最近回村，看到金妹婶子还在做收废品的生意，还换了辆二手面包车，精气神越来越足。村里人都说，这是因为她当家做主了，当家的女人有福气。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随着社会发展，两代彝族乡村女性的变化是‘滞后且蓬勃的’。”

“‘滞后’是因为地理位置偏远、语言不通，主流社会的很多文化制度、意识形态，她们接收起来是滞后的，”小扎解释道，“‘蓬勃’则在于，一旦接触到感兴趣的新事物，她们就会积极追求，还会主动分享给身边人。就像我阿妈外出务工后，也带动了更多村里妇女。所以我觉得这种精神又是‘蓬勃’的。”

90年代末，村里的弄潮儿们在水井前留影

诚然，无法装作视而不见的是，在偏远山区这样的背景，早年间，诸如重男轻女导致的人伦悲剧，这类伤痛事件并不少见。小扎在书中并没有回避村寨曾经的落后与愚昧。

“它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想去美化，也不想去丑化，”小扎告诉观察者网，“既然有机会表达，我就想把村子里的人和事写出来，尤其是女性的故事。我本身是女性，天然会站在女性的角度，想把她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如果我不写出来，主流社会永远不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群体，就像我书里说的，她们会在寨子里静悄悄地出生和死去，笼统地被称作‘那里的女人’。”

小扎接着解释说，“我问过她们愿不愿意被我写进书里，她们就说，‘你想写就写呗’，毫无保留地跟我分享心里话。但我其实没有很深入地去写她们的故事，我希望人们知道这个群体的存在，但不想让她们变成一个被围观的课题，所以写得比较克制。”

她用雪豹打了个比方，“我希望世界上的所有人都知道雪豹有多可爱，它们生活在何处，习性如何。但我不希望有任何人跑去雪豹的栖息地去蹲守、拍照，打扰它们。”

在书写女性乡邻的故事时，小扎还提到了小时候参加村里一位姐姐婚礼的经历。送嫁仪式上有个“摔碗”仪式，接亲与送嫁的人一起，把在新娘家吃酒用的碗筷酒杯全部摔碎，寓意新娘不再吃娘家一口饭，不再喝娘家一口酒。

幼时，小扎只觉得好玩，因为贫瘠的生活里，很少有这样“破坏性”的活动。长大了，她才后知后觉这是一个残忍的仪式。

不过现在，这样的旧习俗已经被摒弃，婚礼只保留了全族人盛装庆祝、载歌载舞的环节，让婚礼真正变成了一场纯粹的喜事。

这种转变很像一位读者的书评所言：书里描述的是一个“无法改变的过去，和看得见的未来。”

这似乎也是整个村寨发展的注脚。小扎告诉观察者网，在扶贫攻坚后，村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显著的影响就是硬件条件的改善，“物质更丰富了，能买到各种工艺品了。路修通了，电话通了，我们村子现在也有宽带了，虽然拉网线的人并不多。”

柏油路也修到了田间地头，地里的作物可以直接搬上小货车拉走，再也不用像过去那样全靠人力肩扛背挑。

从前，无论是收完庄稼背回家，还是挑到集市上去售卖，都得靠一背篓一背篓地扛——花腰彝族的背篓全凭一根背带勒在前额固定，这让小扎的额头到现在还留有背带的印子。

在镇上等待放进冷库的圆白菜

现在村子里还有卫生所，有镇上派驻的24小时驻点村医。晚上有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就能叫来家里救急。

村医的医术或许不算高明，但对村寨而言，这绝对是“变革”级的进步。因为在小扎的成长环境里，族人们从来没有生病看医生的习惯，受伤了就找些草药敷一敷、随便包扎一下。

“就像我在书里写到，我阿妈去砍柴，结果砍到她的膝盖，骨头都露出来了，但大家也不觉得要去医院缝针处理一下，就用叶子包了一下。上医院这个事，对（那时的）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小扎说，“现在有了村医，他至少能做应急处理，也会根据生命指征来判断要不要尽快转去县里卫生院之类的。”

现在村里的年轻人也更多了，他们把在外面见识过的新事物带了回来：开合作社、搞种植养殖、做直播……给寨子带来了活力，也避免了寨子变成“空寨”。

固然，新旧观念的碰撞从未停止。就像有年轻人会和族中长辈会因“土地是否要租给合作社”的问题发生争吵，最后还要靠家族长辈调和。

也有现实的挑战要面对：农耕机械不适用于村寨的小块田地，村寨也因地理位置的客观偏远，难以协调与外界的联系。

但小扎仍对寨子的未来充满乐观。她相信，等年轻人慢慢做出新成绩，接过老一辈对寨子的责任。在新规则运行下的寨子，哪怕与她童年时的模样不一样，她仍然为此感到高兴，因为寨子还“活着”，它没有消失。

小扎最近一次回到寨子，是在今年8月，“我当时发现的一个事就是，族人们现在已经不会因为把钱用在娱乐上而感到紧张了。”

她解释说，她之所以意外，是因为村寨以前的习惯是“钱必须花在刀刃”上，花在与生存相关的事上，比如教育、医疗，绝不会花在玩乐上。

以前寨子里也有娱乐活动，但不花钱，就大家伙在村中心的一块大平地上跳舞，跳完舞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现在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在那个大平地上跳舞了，每个人出100块钱，去县里面找一家档次比较高的餐厅，先跳舞，再聚餐，组织者还会用这笔钱买伴手礼，大家开开心心玩到尽兴再回家，”小扎忍不住笑，“我父母都去了，因为我阿爸会开车，他是司机，不仅免了他的费用，别人还送了他好多水果。”

除了聚餐，村里有的人还会约着一起去北上广、香港澳门旅游。“我觉得特别幸福，这种意识上的改变比生活本身的改变更让我感到快乐。”

后记

“我的朋友说，我就像某种植物的种子，风把我吹到哪里我就在哪里生长，下雨了把我冲走了，我就又在哪里生长。”

从村寨到乡镇，从县城到大城市，兜兜转转又回到村寨。如今，小扎又开始了新的征途。9月下旬，她远赴美国，去实现一个藏在心底的愿望——学习大型动物兽医专业。

去美国其实是临时起意。一次爬山时，小扎偶遇了一群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00后学生回国旅游，一来二去熟络后，大家常约着一起爬山。“假期结束时，他们邀请我去美国玩，我就真的去了。去了之后才发现，‘哎，我居然可以在这里上学’。”

小扎分享道，“我有一个长期的计划，我想学大型动物兽医技师。在美国了解后发现，这个专业有很细致的分类，咨询后对方说我的条件符合，学费也不算贵。那我就上个学吧。其实还蛮好笑的。”

在新泽西州博根县社区大学的学习生活已经开始，时隔多年重返课堂，一切都让她觉得新鲜：班里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地，年龄跨度也很大，最小的19岁，最大的51岁，“他们都有特别清晰的规划，知道学完这门课，下一门要学什么。不像我，完全是临时起意才来的。”

确实，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现在的小扎不再纠结于未来，最远的规划只到明天。“就只想今天，想明天吃什么，就是我现在生活最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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