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强

　　几年前，我寻访到南柳巷40号院时，那里还是民居。今年10月，这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经过修缮，已经开放为林海音故居。书香氤氲的庭院内，林海音笔下的三株古槐依旧枝叶婆娑。从13岁到30岁，林海音在北京南城生活的17年中，主要居住在这座院落里。后来，那段时光沉淀为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的创作素材。

位于西城区南柳巷40号的晋江会馆（林海音故居）

　　困顿中住进晋江会馆

　　南柳巷40号的院门旁边有一块标牌，上面的文字为“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晋江会馆（林海音故居）”。也就是说，当年的林海音是以晋江会馆为家的。

　　据《闽中会馆志》记载，晋江会馆创建于清康熙年间，由时任水师提督的泉州人万正色（又名万中庵）捐宅改建而成，又称晋江邑馆。当时，晋江邑馆有北房五间、南房及东西房各三间，另有两道门和影壁、月亮门，庭院中有三棵槐树。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晋江籍举人吴鲁考中状元，晋江会馆曾高悬“状元匾”。作为晋江籍旅京同乡互助联谊的场所，晋江会馆为应试同乡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而同乡的金榜题名也为会馆增光添彩。

　　由于晋江所属的泉州与台湾存在渊源，一些台湾籍人士也在晋江会馆居住。比如，连战的祖父连横在1913年赴京参加国会议员选举时，便居住在晋江会馆。次年，为修撰华侨志，连横到清史馆阅抄清廷有关台湾建省的档案，最终于1918年撰写完成《台湾通史》，终结了“台湾三百年无史”的历史。

　　1922年3月，连横夫妇从台湾去上海，在“大洋丸”号客轮上结识了林姓一家人，父亲叫林焕文，女儿乳名“英子”。这个英子就是后来在北京城南生活了17年，并写出《城南旧事》的林海音。

　　抵达北京后，林家先后居住在城南椿树胡同的泉郡永春会馆、虎坊桥大街的蕉岭会馆以及梁家园等地。1930年，林焕文不幸病逝，失去经济来源的林家一下子陷入困顿，林海音的母亲不得不带着她和6个弟弟妹妹搬离梁家园小楼，住进南柳巷专门为福建、台湾同乡提供落脚点的晋江会馆。由于林海音母亲的先祖是由福建迁徙到台湾的，她们便有了同乡身份，因而可以免费居住。当时，晋江会馆有4户人家，林家住在北房，那是五间正房。

　　在晋江会馆居住的情况，林海音的女儿夏祖丽在《追随母亲的足迹——我写林海音传的心路历程》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会馆里的人同质性比较高，所以彼此都很照顾。又都住满了台湾的福建乡亲，很多人用福建话交谈，房间里灯光很亮，非常温暖，林家前院还种了很多花……这个不大的院落，当时是在京台湾和福建乡亲的聚集地和庇护所，至少有温暖的灯光和亲切的乡音。”

　　扶危济困的晋江会馆使林家人得以安居，而不绝于耳的乡音又慰藉了林家人寂寞的乡愁。在晋江会馆居住的日子里，林海音深切体验到北京城南的市井生活，从而为后来《城南旧事》的创作积累了素材。

林海音故居是一座不大的四合院摄影：岳强

　　好年华留在城南故地

　　林海音的父亲爱花，曾把梁家园自家院子里的花草打理得郁郁葱葱，娇艳欲滴。父亲去世后，年幼的林海音继承了父亲的这一爱好，也像模像样地养起花来。作为家里年龄最大的孩子，她除了照顾弟弟妹妹，就是照顾晋江会馆的那些花草，浇水施肥，精心呵护。花儿开得灿烂，一家人的日子就有希望，她觉得那是父亲愿意看到的景象。渐渐地，林海音和父亲一样，成了一个养花高手。在年复一年的花开花落中，她似乎悟到了某些人生真谛。后来，她把自己对花的喜爱和对父亲的思念，写进了自传体短篇小说《爸爸的花儿落了》，并收录于1960年出版的《城南旧事》。

　　1931年9月，林海音到城南的春明女子中学就读。入学时，她登记了母亲的籍贯——福建同安，因为春明女中对福建籍学生实行学费优惠，一般学生学费25元，而福建学生18元。当时，话剧十分流行。念初三那年，北平国立艺专戏剧系排演话剧《茶花女》，邀请她饰演茶花女的女仆纳宁娜，她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角色。随后，她到晋江会馆旁边的琉璃厂寻找剧本译本，一连跑了几家书店，终于如愿以偿。回到家，便废寝忘食地阅读剧本，研究角色。排练两个月后，话剧《茶花女》在北平小剧院正式演出，连演三天，场场座无虚席。在庆贺演出成功的慰问宴会上，15岁的林海音身穿旗袍，配一顶斜戴的米色法国帽，显得光彩照人。那时，她已显露出非凡的艺术才华。

　　从春明女中毕业后，林海音进入翊教女中读书。此时，适逢《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世界画刊》社长成舍我先生创办北平新闻专科学校，专门培养新闻采编人员。学生不用交学费，还可以边上学边在报馆实习。于是，林海音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一向注重学生品行的成舍我先生在《世界画刊》上看到林海音的《茶花女》剧照后，以为她是一个爱出风头、不安心读书的学生，本来不想录取她。但看到她的作文卷子和一笔好字后，成舍我先生立刻改变了主意。

　　1935年，林海音从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入职《世界日报》，负责采写文教及妇女新闻。《世界日报》编辑部位于西长安街，办公室内摆放一长排桌子，晚班和白班编辑共用一张办公桌。林海音与夏承楹的办公桌及抽屉是共用的，夏承楹下班后，每每在抽屉里放些零食和水果，并留下一张字条，给林海音写几句体贴的话。渐渐地，两人日久生情。四年后，林海音与夏承楹结婚，嫁入永光寺街的夏家。夏家距离晋江会馆的娘家不过五分钟路程，林海音依然常来常往。

　　从1922年随父母来到北京后，林海音在北京共生活了26年，其中17年居住在城南。作为平民及小业主聚居地，城南的居住环境不如城北优越，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林海音对城南故地的感情。

　　多年后犹记故乡街景

　　多年后，当说到城南往事时，林海音仍然清晰地记得南柳巷一带的地理方位及当时的街景：“南柳巷是个四通八达的胡同，出北口儿，是琉璃厂西门，我的文化区，要买书籍、笔墨纸砚都在这儿。出南柳巷南口儿，是接西草厂、魏染胡同、孙公园的交叉口，是我的日常生活区，烧饼麻花儿、羊肉包子、油盐店、羊肉床子、猪肉杠、小药铺，甚至洗澡堂子、当铺、冥衣铺等等都有，是解决这一带住家的每日生活所需。出西草厂就是宣武门大街，我的初中母校春明女中就在这条大街上。”对琉璃厂的文化氛围及附近街巷的烟火气息，她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

　　上世纪五十年代，林海音开始以城南生活为背景创作短篇小说，并陆续在刊物发表。1960年，台中光启出版社将其整合为一部长篇小说后出版发行，这就是风靡一时的《城南旧事》。就体裁而言，《城南旧事》存在一定的复杂性。一种观点认为，《城南旧事》属于短篇小说集，因为它由五个各自独立的短篇小说组成；另一种观点认为，《城南旧事》可以归类为长篇小说，因为那五个短篇故事情节连贯，主题统一，主人公皆为英子，可谓浑然一体，而且28万字的篇幅符合长篇小说的叙事体量。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这部文学作品属于自传体小说，书中的主人公“英子”就是作者林海音。通过林海音的这部代表作，可见其对城南故地的深深眷恋。

　　小说《城南旧事》在台湾出版后，掀起了一股强烈的思乡浪潮。1983年，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大陆上映后，同样引起了轰动效应。

　　正如这部小说的散文式叙述风格一样，导演吴贻弓并未刻意寻求作品以外的东西，而是凭感觉将其自然而然地演绎了出来。他说：“小说中北京的冬阳、骆驼队的铃铛、《我们看海去》的课文以及井边的小伴侣、胡同里的疯女人、藏在草丛里的小偷、骑着毛驴回老家的宋妈和长眠地下的父亲等等，这种来自海峡彼岸的感情很朴素地打动了我。”他以“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作为影片的总基调，蕴含着抽象而又具体的乡愁，也使这部影片成为新中国散文式电影的开山之作。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在《送别》的背景音乐中，英子坐着大车离开了旧家。颠簸中，故居、故人、旧时光渐渐远去。而挥之不去的，是对城南故地那份深藏心底的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