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识别和管理影响重大的ESG因素对城市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和可持续性有巨大帮助，同时也能吸引更多投资。
文｜屈丽丽ID | BMR2004
可持续发展正成为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从“十四五”规划一路走来的5年中，众多城市在数字化、智能化和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以及可持续发展方向进行了大量实践和很多有益的尝试。
鉴于上海在城市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卓越表现，《商学院》以此作为研究样本，围绕可持续发展城市的顶层设计、价值评价以及实践方法论，采访了管理学专著《可持续商业战略与实践》作者及可持续商业战略设计模型创立者吕建中教授，他同时还是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董事局前董事、中国管理学学会可持续发展管理专委会副主任、中华环保联合会ESG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及促进绿色贸易委员会委员。
01
法治护航环境治理
记者：上海近期通过了《关于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打造美丽中国上海典范的决定》这一统领性法规。你如何评价这种“法治护航”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它传递了怎样的政策信号？你认为环境治理的法治保障与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吕建中：作为上海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统领性法规，该法规涵盖了优化空间格局、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深化污染防治攻坚、提升生态环境品质、维护生态安全等五个主要任务，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全面性，有利于在产城融合式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有利于在各利益相关方及主体之间促进统一认知，也有利于确保在各部门之间促进各项措施的协同性，进而减少壁垒和扯皮，形成认同与一体化合力。
法治护航是环境治理中常见的模式。它起着依法提供制度保障、依法规范行为与责任、依法增强治理效能、依法促进公众参与，实现依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目标的系统性和一致性作用。这项法规传递了一些重要的政策信号：一是强调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突出位置，表明上海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二是明确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加快重点领域转型，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现了上海对绿色发展的坚定追求和积极行动；三是建设长三角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协同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和“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展示了上海在区域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引领作用；四是倡导全民参与的重要性，提出培育生态文化、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共同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促进绿色消费，表明上海重视全民参与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02
建设碳市场推动城市减排
记者：上海正在积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碳交易、碳金融、碳定价和碳创新中心。你如何看待碳市场在推动全社会低碳转型中的核心作用？其未来的深化发展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吕建中：我认为有以下几个作用，一是碳市场通过限额交易机制，将碳排放权赋予经济价值，所以它向企业和机构提高了高碳生产行为的边际成本，也提供了经济激励；二是碳市场能够引导资金、技术、金融、创新解决方案等资源流向低碳领域，通过优化资源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动传统产业深度转型；三是碳市场通过碳价传导促进上下游产业链脱碳工程发展，这会形成加速低碳技术创新和气候重大工程落地的效应，为低碳技术研发、推广以及低碳项目落地注入源头活水。
碳市场还刚刚起步，尚未成熟，相关的政策、方法学、信息及流量系统还有待完善。我们面临着来自政策支持与制度亟待完善，市场扩容与主体多元化亟待丰富，关于标准、方法学、信息和数据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亟待加强，金融创新与市场活跃度亟待提升等多方面的挑战（或转化为机遇）。在具体落地方面，需要突破数据质量与管理能力、市场机制与政策协同、行业差异与公平性、国际竞争与合作等多重瓶颈。
03
以绿色金融推动城市低碳转型
记者：上海计划开发“上海碳价格指数金融产品”。在你看来，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如何更精准地服务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求？又如何吸引私人资本大规模进入？当前绿色金融在支持城市低碳转型方面有哪些典型案例值得推广？又有哪些误区需要警惕？
吕建中：近年来，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以及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呈快速发展态势，中央政府的金融“五篇大文章”和地方政府出台的各项激励措施，加之金融保险业从社会责任角度或ESG角度开展的各个维度和板块的探索，让我们看到了“绿色金融、普惠金融、智慧金融”相结合所带来的巨大市场空间和对产业及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支持作用的潜力。
当绿色金融产品创新聚焦在基础设施的绿色升级，如交通、能源、水务等领域，与政策和激励措施相结合（如发行绿色债券支持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可以在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减少碳排放、提升城市空气质量等方面有显著的加速效应。此外，一些绿色金融产品还对城市生态修复与保护项目、绿色建筑项目等（绿色信贷产品）提供支持，通过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项目，提升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服务功能。
现行的一些产品创新实践集中在探索为城市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同时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绿色金融的板块上。比如绿色债券（碳中和债、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绿色资产证券化（例如将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收费权进行证券化，为污水处理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绿色保险（如环境污染责任险、绿色建筑性能险等）。作为典型案例，湖州绿色金融改革、北京市绿色金融政策框架、深圳市前海自贸区建设、广州市绿色金融创新实践、重庆市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等都有一定的参考和学习借鉴的意义。
然而，吸引私人资本大规模进入绿色金融或碳金融，还尚未成熟。这需要复杂和精准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碳市场扩容、碳定价机制、碳金融衍生品、碳资产证券化等的完善与协同。无论是绿色金融还是碳金融，信息披露与监管都是非常关键的敏感区，需要逐步完成资质、评估、信用、公开、透明等基础项。
当下发展绿色金融，要特别关注到一些结构性问题和误区。其中，绿色金融风险控制难度尤为突出。低碳产业项目风险较高，金融机构在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时，面临较大的风险控制压力。如果风险控制不当，可能导致金融机构对绿色项目的支持意愿降低，影响绿色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此外，绿色金融市场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发展存在差异，市场发展不均衡，导致资源分配不均，一些地区或行业的绿色项目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影响城市低碳转型的整体进程。对于金融机构本体而言，习惯上更关注绿色金融项目的经济效益，忽视其社会和环境效益，导致一些项目虽然在经济上可行，但在社会和环境方面存在负面影响，不符合城市可持续发展在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上协调发展的要求。
04
保护生物多样性与提升城市的“气候韧性”
记者：你如何评价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城市生态韧性的关系？有消息显示，上海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发现了2个新物种和149个新记录种。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特殊价值和挑战是什么？它与提升城市的“气候韧性”有何内在关联？
吕建中：生物多样性保护是近几年来进入中国的一个新概念，无论是政府机构、行业和企业、社会公众对其认知还很不到位。
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直接的影响，导致物种的地理分布范围发生改变，许多物种向更高纬度（朝向极地）或更高海拔（陆地上）迁移。这种分布范围的改变会引起物种间相互作用的变化，进而对物种丰度、物种组成和生态功能产生级联效应。当物种无法追随不断变化的气候或适宜栖息地缩小时，气候变化会导致物种死亡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不仅限于物种层面，还会影响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如空气净化、水质净化、气候调节等。这些功能的受损会进一步削弱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恢复力。
生物多样性的存在维护着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使得生态系统在面对气候变化时具有更强的适应性。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生态系统能够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减缓全球变暖的速度。因此通过保护和维护生物多样性，可以提高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和修复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
由此不难看出，保护生物多样性与建立城市生态韧性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多样化的物种和生态系统能够提供多种生态服务，如空气净化、水质净化、气候调节等，从而增强城市生态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因此，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生态系统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恢复力，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提升城市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以湿地生态系统为例，它可以调节洪水、净化水质；森林生态系统可以吸收二氧化碳、调节气候。这些功能对于城市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压力至关重要。
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助于增强城市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可以为城市提供生态缓冲，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多样化的物种和生态系统能够更好地应对极端天气事件，如洪水、干旱和热浪。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有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还能为城市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
目前，常用的科学方法是基于生态系统的办法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是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手段。这些方案可以通过碳减排工作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左右，同时加强生态系统服务，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上海着手编制《上海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4—2035年）》，提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六项主要任务：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体系、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加强城乡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生物安全和外来物种入侵、促进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与惠益分享、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现代化。2024年上海正式启动了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工作，计划用两年时间摸清全市生物多样性的“家底”。通过本次调查，为后续保护措施提供科学依据。上海在黄浦江上游郊野地区进行生态涵养保育，恢复郊野水系水动力，保护传承江南圩田溇沼系统，恢复农林湿多元共生复合生态系统。上海发布了《上海市湿地保护专项规划（2025—2035年）》，构建“两核、一带、一网”的湿地保护空间格局。通过退化湿地修复、水环境治理等工程，上海显著提升了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这些积极的探索，让上海在构建可持续发展城市的赛道上跑在了前列。
05
城市ESG发展报告：
为城市构建具有生命力的ESG标准体系
记者：在2025可持续全球领导者大会上，上海发布的《2025上海ESG发展报告》，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样本借鉴和路径参考。在你看来，一个城市的ESG发展报告，应重点关注和反映哪些核心维度，才能真实衡量其可持续发展的进展？
吕建中：2021年年初，加拿大多伦多市发布了有史以来第一份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绩效报告，报告中的内容呈现了将ESG绩效衡量指标纳入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探索与进展，并同时披露了2019年以及前两年的相关数据，展示三年期间的业绩趋势，提供在数据上连续性分析的依据。多伦多市ESG报告给出的一项确定性信息是，有效识别和管理影响重大的ESG因素对城市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和可持续性有巨大帮助，同时也能为多伦多市吸引更多投资。多伦多市基于结构化的ESG因子，对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各个要素依据相对重要性进行优先排序，不仅考量ESG因子对城市建设的影响，也考量对利益相关方（如当下和未来的居民、投资者、雇员、供应商、其他各级政府、同级城市、监管机构和社区组织等）的影响，目的在于使有限的资源利用最大化、集中化，以创造最大价值。解决社会公平项目和解决气候变化项目被确立为2020年度的优先事项。
自多伦多市发布ESG报告以来，一些城市或园区相继发布了城市的ESG发展报告，如北京、上海、深圳、厦门、苏州工业园区、昆山经济开发区等，这些报告均重点关注和反映环境、社会和治理三个核心维度之下的具体表现，根据一系列指标，来衡量其可持续发展的进展。在环境维度上，关注能源消耗与效率、碳排放与温室气体管理、资源循环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质量与污染控制等指标；在社会维度上，关注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社区影响与社会和谐、就业与经济发展、社会包容与平等、公众参与与社会满意度等指标；在治理维度上，关注政策与法规框架（评估城市在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政策方面的表现，如地方政府是否将新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治理框架）、决策透明度与公众参与（如决策过程公开、信息披露充分等）、财政与经济管理、创新与技术应用、风险管理与应急响应（衡量城市在应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风险方面的应急能力和管理水平）等指标。
城市披露ESG信息并非易事，需要遵循并熟悉掌握相应的标准规范、成熟的信息披露框架和方法、各职能部门的畅通协作和紧密配合、数据的收集整理。这对城市信披工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与建立起完备的信息披露治理和信息披露管理体系。多伦多市没有选择自创信息披露方法论，而是运用了国际上公开的广泛用于企业ESG信息披露的框架（GRI、SDGs、SASB、IIRC等）。另外一些城市则综合考量国际标准与本地化特色的融合。城市构建具有生命力的ESG标准体系，关键在于实现国际规范与本地实践的有效接轨，并在这一过程中，把握住“三组平衡”，即通用性和本地性之间的平衡、先进性和实用性之间的平衡、前瞻性和现实性之间的平衡。
我相信，把ESG作为结构化、系统性工具，采纳ESG量化指标来考量城市发展并对数据进行逐年连续性跟踪和分析，有助于构建环境友好、经济活跃、生活品质高的韧性可持续发展城市。
06
全球城市经验借鉴
记者：面对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全球城市各出奇招，例如奥克兰的基于气候风险的空间规划，伦敦针对极端高温的降温层级制度。在你看来，中国城市在将气候适应性全面纳入城市规划方面，可以从这些国际案例中学到什么？就你的了解，当前国内城市应对气候风险的规划策略主要有哪些？还有哪些问题亟待得到关注和提升？
吕建中：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区域、国家及全社会的行动，其挑战在于一些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诸如气候变化预测的不确定性（需要持续注重开发具有不同气候变化情景预测能力的气候模式，并不断完善不同气候事件下的预测模块）、气候变化所产生的脆弱性分析及风险评估的有效性（重点是衡量不同情景下气候系统内部变率及未来温室气体排放的速率对城市的影响）、适应性策略方案的动态性（突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动态适应重点内容）、成本效益分析及方案优选的科学性（将经济要素与适应建设技术、灾害影响等要素结合起来，对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更切合现实需求的评估），最后是公众参与和意识的普及性和认知度（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和理解，鼓励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和气候适应行动）。
世界上有一些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早期做出努力或创新解决方案的有效方法和经验，值得中国借鉴，这些经验大多集中在，加强城市和领土规划（通过出台更具体的规划制度和政策，以促进城市规划的可持续性和科学性），将应对气候紧急情况纳入城市规划的核心内容当中（城市规划中不仅要考虑当前的气候条件，还要预测未来气候变化的趋势，制定具有前瞻性的适应策略），形成政府、社区、企业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集约力量（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机制，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合力），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提高对气候变化的监测和预测能力以及应对方案的先进性，并为城市规划提供更准确的决策支持（智能感知技术、大数据分析、多模态模型等）。
当下，国内有一些积极的探索，包括海绵城市建设、产业和人口空间布局优化、基础设施升级、生态廊道建设、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