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之后，陈沫被母亲的催婚次数变多了。

每次打电话聊不到两三句，母亲总开始催婚，还会“PUA”：“你年龄大了，人家男生都想找年轻的”，甚至会说，“你不找对象就是自私”。

陈沫其实很享受自己的单身生活。她在江苏的一所“211”高校做讲师，今年34岁。但为了应付母亲的催婚焦虑，她跟很多在30+的阶段仍单身的“青椒（青年教师）”一样，尝试在网上发布了相亲帖。

发帖后，陈沫收到了上百条私信，但绝大多数的对话停留于互相交换信息，哪怕进入聊天环节，大多数男生都会被两个问题问住：能不能接受伴侣以后调动到北上广去工作？或者，能不能接受近3年到4年内，伴侣有出国访学计划？基本上没有人能接受。但这些职业的可能性，陈沫无法轻易放弃。

许多青年教师尝试在网上发布相亲帖，但接收到的信息都没有帮助 / AI制图（诺言）

成为一名高校青椒，已经不再意味着稳定和轻松。相反，“非升即走”、科研绩效，给这个职业拉高了风险和不确定性。而正值适婚年龄的“青椒”们，也面临婚恋、成家的社会期待和个体需求。如何在“去留”的焦虑中维系爱情与家庭，成为这一代高校青年的共同命题。

在社交平台上输入关键词“青椒”“婚恋”，能搜到很多相亲帖子。发帖人很类似，除了都在高校任职之外，年龄也大多在30岁以上。他们会说，平时社交圈比较窄，父母催婚又比较急。有些人连续发了两三个帖子，吐槽内心的焦虑。

在忙碌、焦虑与不确定中，“青椒”们的选择映照出同一代青年的处境——在体制与现实的缝隙里，他们被推着前行，但仍想留住属于自己的生活。

矛盾

正式入职成为“青椒”的前两周，刘明和女友接连吵了好几次架。

他们在一起近五年，感情一直很稳定。博士毕业前，刘明就筹划着以后到女友所在的城市工作。最后，他选定了西南地区一所公办本科院校，入职成为青年教师。为了吸引人才，学校还给招来的博士生承诺了30万元的安家费。在刘明的构想里，自己以后能经常和女友见面，这笔安家费也能为之后的结婚、买房做准备。

他没有想到的是，“青椒”这份工作，反而给他们的关系带来不少摩擦和动荡。

刚开学，刘明就发现，自己能和女友相处的时间很少。作为新入职的教师，刘明需要参加学校开展的专业培训课程，课程时间从早上八点半排到晚上八点半，还需要定期复习考试。此外，刘明入职的最初两年要担任兼职辅导员，学生之间的矛盾、奖助学金评定、查课查寝都得管。

新入职的教师需要负责的工作比想象中更多 /《独家记忆》剧照

因为学校距离女友的住处较远，刘明工作日都住在学校宿舍，只有周末才能回家，但是“周六上午还有课，周日下午六点辅导员还要讲话”，属于自己的时间，仅有周六下午和周日上午。在这拼凑出的仅有的“一天”时间里，他作为青年教师，还得花时间修改论文，做自己的科研。

开学之初，刘明要审核贫困生助学金材料，遇到材料里信息有误的，他就得挨个联系学生修改，有时候还要督促他们反复修改几次。眼看着截止日期就要到了，刘明担心出差错，周末和女友出门逛街时，眼睛也离不开手机。女友有些不高兴，可刘明也没办法，“有时候我都假装去上厕所，去厕所看那些消息”。

繁杂的工作之下，是更深层的一种被透支感，即使挤出空闲，他们也无心生活。

寒冰在湖北一所“985高校”做博士后，面临6年的“非升即走”考核。2024年入职以来，她每天大概能分出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来陪陪孩子。儿子的学习已经完全交给丈夫负责，她则会陪两岁的小女儿玩会儿点读笔，给她讲讲故事。但寒冰察觉到自己在“走神”，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的研究，时不时地还要确认手机上的工作消息。

繁杂的工作让人无心生活 /《未知的首尔》剧照

“我每天有时间陪伴他们，但是没有办法去享受这个过程。”寒冰说。自从2024年开始工作，她几乎没有时间和家人好好聊天了。有时候，她为了下午不犯困，中午饭也不和家人一起吃，只喝杯咖啡、吃个鸡蛋。

对于仍处于单身的不少青椒来说，这种透支让他们没力气谈恋爱。一个男青椒坦率地说，认识一个人需要“精气神”，有时候他上了一整天的课，回到家就往沙发上一瘫，只想刷刷短视频，一两个小时后才有精力起来干别的，“感觉不想再多讲一句话”。

工作侵入生活，难以完全剥离，这背后是一种生存的焦虑。各类科研考核，时刻悬在青椒们的头顶，提醒他们当下的不安稳。

刘明完成科研考核的期限是3年。他所在的学院要求，新教师需要主持省级科研项目，并且带领大学生参加全国级赛事，且要拿到奖项——这是刘明入职这一年新增的，据刘明所知，这个学校过去的考核标准原本不高。如果没有达成目标，学校承诺的安家费也只剩下18万。刘明还担心，这可能也会影响自己的工作岗位。

2025年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智能精密装配赛京津冀鲁联赛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航空中心举行 / 新华社记者牟宇 摄

但刘明几乎抽不出时间来做科研。接受采访的那个周五，他刚刚接到通知，要出差参加辅导员的培训，这原本是专职辅导员才需要参加的活动，今年开始兼职辅导员也被要求参加。而那天，他原本答应把修改好的论文发给导师，这个计划已经一次次被延后。

他常常陷入焦虑情绪。每天起床的时候，听课的时候，和女友逛街吃饭的时候，压力浮现出来，他时常“挂脸”。女友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还以为是自己让他不开心了。

生活中的种种小事堆积起来。一次周日，刘明从女友的住处返回学校宿舍，上了地铁，就收到女友发来的一连串消息，都是对他的数落，内容从掉在地上没被捡起来的一个衣架，到前一天吃饭时刘明没有照顾到她的情绪。

生活中的种种琐碎小事让人产生焦虑 /《灵指》剧照

女友在微信里数落了20多分钟。刘明当时背着电脑，拎着一包带去学校的衣服，腾不出手，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复。直到下了地铁，他给女友回电话，女友在另一头气哭了。这些堆积起来的“小事”，让她觉得刘明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她的感受。

“我也想让自己隔离出来，但是情绪上来了有时候就很难做到完全不去想。”刘明有种对未来的恐慌，他不知道要怎么逃出来。

社会时钟

高校青椒的工作占据了大部分时间与精力，与此同时，“社会时钟”也在催促着他们迈入生活的下一个阶段。在职业起点上还没站稳脚跟的青椒，有了新的压力。

刘明就背负着房与车的压力。他和女友商量过，要在工作的城市买房，首付大约要200万。女友觉得双方父母一同凑一凑，能凑齐，但刘明心里没底，他的家庭条件和女友有差距，房子的压力一部分也转移到他身上。女友从不会催促，但每周回到女友的住处，偶然看到她在看车、看房源，刘明心里就会有些别扭。

“（如果）我们家（钱）拿少了，就觉得有点心酸，很没面子的感觉。”至于刘明自己，房和车他都不敢看。

另一重更大的压力来自年龄。大多数人博士毕业、入职高校已30岁上下——这个年龄在相亲市场上，可能是“扣分项”。

30岁在相亲市场可能是“扣分项” /《荒野会谈》剧照

29岁，李悦博士毕业。本硕博一路都很顺利，“没有任何耽误”。那时她并没有把年龄当回事。谈过恋爱，相亲过几次，但都没有走到婚姻的阶段。随着年龄增长，李悦发现自己的相亲状况有了变化，相亲对象的家庭、学历、外貌等条件都在变差，甚至有离异的、带着一岁的孩子，“好像他们能找到的，愿意来和我相亲的人只剩下这些了”。

外界的声音也在改变。有一次，男方的妈妈对李悦的条件很满意，但男方拒绝接触，质疑“她年纪这么大了还能生小孩吗？”还有一次，李悦觉得性格不合，婉拒了一个相亲对象，对方的父亲生气地转发了好几篇文章，标题都打着“大龄剩女”，并告诉李悦的妈妈：“要让（你女儿）降低一下要求和眼光，大龄到现在真不能再挑了。”

李悦意识到，在相亲市场上，女性最被看重的就是生育价值。33岁的自己在别人眼中已经“不值钱了”。

相反，年龄越大的女性，为相亲埋单的价格则越高。

起初，李悦的妈妈带她到相亲中介所咨询发现，30岁以下的女性只需要交2000元中介费，而30岁及以上的女性，中介费则要上万。那个中介反复跟李悦的妈妈讲：“你女儿这么优秀，但凡没过30岁，我都能给你个优惠价，好找得不得了。”言外之意，过了30岁，李悦的价值已经被打了折扣。

过了30岁，价值被相亲中介所打了折扣 /《Oh My Baby》剧照

同样是33岁，一位男性单身青椒并不那么着急找对象。他观察到，身边不少同事都仍是单身，但相对而言，男同事的焦虑比女同事更少，“男生他毕竟生育年龄不受限制”。

即使知道这些声音中存在偏见，现实情况仍旧让李悦焦虑。比起结婚，她更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2025年，因为压力变大，她时常为工作内耗，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些吃不消。生育的想法变得更为紧迫，她害怕如果自己再多等两年，年龄大了，身体更不健康，也没法生出健康的孩子。 

焦虑之下，李悦考虑过备选方案。她查了冻卵的资料，发现国内不允许，国外则成本高昂，除了取卵手术之外，后续需要的保存、匹配精子、试管婴儿等等程序，要耗费的金钱、精力和时间成本都是巨大的，更不用说孩子出生后长期的抚养、教育支出。作为一个普通的高校教师，要独自承担所有，李悦并没有信心。

“所以大家都会劝正在读书的学生，最好从现在就开始找（对象），等到毕业了再找就来不及了。”但李悦觉得这也很矛盾，学生的工作都还没有确定，如果谈了恋爱，未来分隔两地又怎么办？

处于变动中

在繁杂的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维持平衡并不容易，有时需要青椒自己和家人一同做出取舍。

李悦的一个同事，选择把两个年幼的孩子送回农村老家，交给父母照看。李悦问她，难道不会想孩子吗？同事觉得，孩子长大后不会记得小时候的事，现在自己拼命工作，也能为他们的未来争取更好的保障，孩子未来也许会更感谢自己的这种选择。

六年的“非升即走”考核，也被寒冰排在了第一顺位。而她之所以能如此选择，是因为丈夫和公公、婆婆在她身后，承担起了家务和照看孩子的大部分责任。

寒冰很感激家人的付出，甚至对丈夫有些愧疚，“他没有办法去干他真正想干的事情”。寒冰的丈夫是一个摄影师和制片人，过去常常和团队一起拍摄广告宣传片、综艺节目，现在则辞职在家，只能接一些远程的工作。每天，丈夫要哄女儿睡觉，接送儿子和寒冰，督促儿子学习，跟学校老师沟通，“生活中80%的时间被孩子占据”。

生活中80%的时间都在照顾孩子 /《欢乐家长群2》剧照

偶尔，丈夫会指着电视上的节目告诉儿子，节目的导演是爸爸的朋友，拍这个的摄影师是爸爸的朋友。儿子问他，“爸爸你怎么不去？”丈夫难以回答，寒冰能感觉到，“他自己也是有挣扎的”。

这是寒冰丈夫的主动选择。他看重对孩子的陪伴和教育，不愿意把孩子全权交给两个老人照顾，而同时，他也想支持寒冰的研究。寒冰印象很深刻，两人在本科毕业后结婚，有一次，丈夫主动关注寒冰的研究内容。那时寒冰还在读硕士，就把自己的研究解释了一番，“他一下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这也成为他关注和支持寒冰研究的起点。

这种确证，也来自寒冰自身。她本科原本就读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同学们大多选择成为编剧，但她意识到，自己更擅长、也更渴望成为一名学者。“我有发自内心地对这个世界背后（本质）的某种好奇，可能是这个东西推动着我选择了这个职业方向。”她坚定了自己的职业选择，也让丈夫更加相信和支持她。

并非所有人都能得到这样的支撑。青椒们意识到，这份职业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等同于安稳和自由。

青年教师这份职业不能像以往一样获得安稳与自由 /《你和其余的一切》剧照

李悦读本科时，还是2011年。那时她眼中的大学老师轻松、自由，也没有太多压力。老师们常常是上课就来，下课就走，有很多时间做自己的研究。老师上课的自由度也很高，有事的时候跟学生们说一声，调一下课就行了。

她也因此想要成为一名大学老师。等到2021年博士毕业，入职高校时，情况已经大不相同。高校老师承担的行政工作大幅增加，与此同时，授课也有了更严格和详细的标准，甚至详细到了试卷难度、题目设置和课堂的抬头率。每学期上完课，老师需要写课堂总结报告，分析授课效果的“达成率”，“然后达成率又拆分成四五个指标，每个指标都要填分数”。一些更年长的高校老师经常跟青椒们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那个时候学校有多轻松。”

面对这种落差，青椒们只能努力在工作与生活中找到平衡。

刘明试着去排解和调整自己的情绪。每天起床心情最不好的时候，他都会听书的视频，内容大多关于自我排解：相信生活的安排，学着接受那些自己改变不了的东西……刘明称它们是“快餐式的解药”，但它们能支撑他起床，直到抵达办公室。

工作与生活都需要学会自我排解 /《未知的首尔》剧照

现在，每个周末回到女友的住处，刘明都感觉像是在“充电”。逐渐熟悉工作内容之后，他尽量在周末把工作都丢开，只思考做点什么好吃的，去哪里逛一逛。工作和生活就像两个世界，等到周日，他又回到学校，把充满的电耗干净。

这个模式已经可以运转，但还不够“可持续”。有时候刘明还是控制不住地心烦，这周他被安排去出差，又失去了回家“充电”的机会。

刘明想，也许再等一年半，不用上这些专业培训课程就好了，或者再等两年，不需要再做兼职辅导员就好了。

但他马上又想到，“教授也有教授的压力，考核之后还有考核”，刘明有些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文中受访者皆用化名）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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