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赵进华

　　自国家诞生，人类文明进入阶级国家时期后，国家与人民便成为一对重要的哲学、政治学范畴。如何科学把握二者关系？中国传统的认识和实践可概括为“民为邦本”四字，意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今本《尚书·五子之歌》记载夏朝太康时史事，首次出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五子之歌》虽被考证为后人伪造，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无疑是中国古人对民本思想的经典凝练，因而为后世广泛接受。

　　“民为邦本”简称“民本”，其观念源远流长。三四千年前的神权法时代，有识之士已认识到民众力量对于政权统治的重要性，故而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后，儒家继承并发扬这一重民传统，明确将“民为邦本”确立为核心政治理念。孔子从“仁”的立场出发，指出统治者要“节用而爱人”。对此，后世注家解释道：“节用者，不奢侈也。国以民为本，故爱养之也。”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人与民相通，爱民即爱人，爱人须节用。这已非单纯的政治认识论，更蕴含着指向明确的施政纲领。孔子之后，孟子更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价值论断，其底层逻辑亦为民本。正如朱熹所言：“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

　　历代统治者多深谙民本之道。如唐朝统治者从隋亡的教训中深刻体会到百姓之于国家的重大意义，魏征常以舟水比喻君人：“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无疑是民本理念的形象表达。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高度认同儒家治国之道，他曾明确指出：“民为邦本，无民何以为国？”即便是后蜀末帝孟昶，虽为亡国之君，也曾写下“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的箴言，提醒官员不要过度压榨百姓，以缓和阶级矛盾。宋元以降，这十六个字被刻于石上，名曰戒石铭，立于州县衙门正堂前，成为古代国家奉行民本理念的直观体现。

　　当然，“民为邦本”并非只停留于口头，历代政权还积极推行各种亲民、养民、惠民、恤民的政策措施，致力于改善民生，保全民命，从而将民本理念落到实处。宋朝名臣富弼在青州知州任上救助饥民四十余万，为此他自夸道：“这胜过做中书令二十四年啊！”元朝许扆任陕西行省长官时赶上关中闹饥荒，地方官员不敢开仓放粮，许扆力排众议：“民为邦本，今饥馁如此，如果等候朝廷命下，那就晚了。擅发之罪，我一人担当，不连累尔等。”于是，赈救活动及时展开，饥荒得到了缓解。

　　为与民休息，夯实统治基础，历代政权多推行轻徭薄赋，这一点在政权建立初期尤为明显。如汉朝初建，从高祖推行“十五税一”，到文帝多次免税，再到景帝的“三十税一”，无不体现这一追求。元朝至元年间，理财能手卢世荣得世祖信任，“以掊克聚敛骤升执政”，推出不少加重民间负担的经济政令。监察御史陈天祥以民本理念为武器，弹劾卢世荣：“国家之与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国之血气，国乃民之肤体。血气充实则肤体康强，血气损伤则肤体羸病。未有耗其血气能使肤体丰荣者。是故民富则国富，民贫则国贫，民安则国安，民困则国困，其理然也。”由此，国家经济政策重新回归正轨。

　　在立法、司法方面，历代政权大多以省刑慎罚、刑措不用为施政目标。以汉文帝废除肉刑为典型，历代改重为轻、削烦去蠹的立法努力前后相继，背后的逻辑无不是对民命的重视。此外，录囚、会审、死刑复奏等制度的建立也是基于这一考量，如明、清两朝通过热审、秋审等程序，清理狱讼，减少死刑的适用，正体现“重恤民命”的宗旨。为此，朝廷还下令要求衙门办案必须“随到随结，毫不拖累”。以民为本、矜恤民命的理念甚至贯彻于司法人员的选任环节，如在南宋时一份司法官任命书中，可看到对被任命者的谆谆告诫“民命至重，国脉所关”。

　　“民为邦本”是千百年来历代政权治乱兴亡的经验总结，凝聚着中国古人关于国、民关系的理性认识。它不仅在历史上曾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更为中华民族在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