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与思想

《自由主义为何失败》

《自由主义为何失败》中有一段讲当年奥巴马竞选时虚拟形象茱莉娅的意义：

“她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取得了许多成就。为了展现共和党‘与女性为敌’，‘茱莉娅的生活’这一宣传旨在说服女性选民，只有进步主义自由派会支持那些能让她们过上更好生活的政府项目。

……在茱莉娅的世界里，只有茱莉娅和政府，她的孩子只出场过一次，而且很快就被政府资助的校车接走了，甚至连孩子的父亲都没有明确出现过。换句话说，承蒙一个偶尔侵入私人生活、始终体贴关怀、无处不在的强大政府的帮助，茱莉娅过上了完美的自主生活。‘茱莉娅的生活’其实就是霍布斯《利维坦》的升级版，在其中只存在个人和至高无上的国家，个人创造国家并赋予其合法性，国家则确保个人的安全。二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在于，霍布斯只是在开展思想实验，而‘茱莉娅的生活’却是对现实的真实描述。但是，这则竞选广告也清楚地表明，现实与霍布斯的理论恰好相反：是自由主义国家创造了个体，而非反过来。通过一个规模越发庞大、越发无孔不入的利维坦，我们失去了同他人的联系。”

不管进步自由主义还是古典自由主义，本来它们的共同内核都是个人主义，为什么最后都走向了国家主义？

“如今，人们原先基于家庭（包括核心家庭和扩展家庭）、地域、社区、宗教和文化的纽带被割断了，他们被教导着将这些组织视为对个人自主性的限制。由此，仅剩的一种可以让他们合法地寻求归属感和自我认同的组织，就是国家。”

《重返马赛渔场》

看《重返马赛渔场》探讨“贤人会议”，很自然会让人想起张仲礼先生《中国绅士研究》等著作，士绅与贤人之间有诸多相通之处。葛弗瑞写马赛渔场的“贤人会议”，探讨如何建立规范，又如何适应规则；探讨规范（社会民间层面）与规则（国家法律与权力层面）之间的关系；深入到博弈与无限博弈之间眼前利益与未来利益的权衡；评估信息与信任在其中的作用……全书半数以上篇幅都在讲六百年来种种案例如何产生效用。很显然，中国乡绅研究者，还从来没有深入到这一地步。

当然，费孝通张仲礼黄宗智到后辈诸多学者努力要从中国土壤里挖掘最缺少的叫作“社会”的组织，功德无量。但你要说从这里找未来的解决方案，至少得过法国人这样的关——它如何发挥作用的，它真的发挥作用了吗，它局限性是什么，它与现代制度抵触吗，它与现代技术革命是什么关系……

这本书从反方向证实了某种直觉：我们的士绅从“官”处来，是“官”的延续、外挂，或者用民间更刻薄的说法，是“狗腿”。近来，有士绅鼓吹者，也是贤良政治之一种，我觉得十有八九又是一厢情愿表错情。

《自恋与服从》

“拉·波埃西问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所有村庄、城市和民众，会忍受唯一的暴君呢？他的回答是：统治者的权力不会多于其被赋予的权力。暴君也一样。他只拥有应得的权力。他是在人们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对他们造成伤害。因此，统治的秘密在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被压迫者自愿接受统治者的压迫。这就是拉·波埃西给同时代人讲授的矛盾课程。他向他们呼喊：是你们让暴君变得强大！他的权力在于你们的自愿性。”

这本书借助弗洛伊德的自恋理论，分析从自恋到自恋共同体再到集体自恋都意味着什么；同时谈到了人力资本——资本化的自我与社会和统治的关系，也就是服从问题。很多人探讨过当人成为资本的时候，他的工具性、第二代人力资本的可投资性、优绩时代的财富和可继承财富，这显然是一个不断被深入探究的话题。

然后，作者说到了领袖与明星的关系，这同样是一个很多人探讨过的问题。只是他会继续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再度关照人与权威之间的关系。不是权威在呼唤你，而是你在呼唤权威。

最后回到了拉·波西埃的问题：人们为什么服从暴君。

《世界作为参考答案》

《世界作为参考答案》里的两位老师说，他们原来想的书名是《明日的世界》，意在致敬茨威格。我以为书中引陈宝琛为哈佛燕京学社“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如果是前现代文人探讨书中诸问题，从这两句联语中拣出“文明新旧”之类做书名，直面本质人心，似乎更切其意。而这本书无论是话题还是语境都直指当下，“帮助你在内卷时代，更好地安顿自我”。知识分子有提供solution的本能，以专业知识和生命经验指导普通人的人生，这是需要自担风险的一件事。如果要说其中积极的一面，就是告诉许多身陷社交回音室的人，你所面对的问题并不是个人困境，换句话说，可以看到广泛的共情，这或许可以让更多人停止内耗，寻求真正的自我。

新知

《老头我，负责收拾一切》

言必称“老头我”的泽野公是个插画家，还有一个隐秘的身份是整理师，倒不是说以此为生什么的，主要是活儿干得十分出色，不仅从自己家一路整理到了合作伙伴佐野洋子家（就是画《活了一百万次的猫》的那位，也出了不少随笔），还形成一套独特的整理人生观，观人观己，每日三省，省出一本叫做《老头我，负责收拾一切》的可爱小书。

这样的小书，很容易给你“不就是断舍离嘛”的错觉，泽野公的魅力在于把物件和人的关系以一种很微妙的气息描绘出来。除此之外，还有日本随笔作家很擅长的生活金句，比如他说：

“让生活必需之物随人的生活“伺机而动”，使其呈现出活着的状态，方为收拾的根本。收拾是指南，它提示人生重要的动线，并不仅限于物理的房间。”

《我想这样被埋葬》

这是一本有关死后葬身之地的纪录片采访脚本，或者说人类学田野笔记。

作者说他们围绕两个基本问题展开：你希望遗体被怎样处理？我们去世后会发生什么？基本上也是用五章内容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五章的名字分别叫：坑，肉，骨，土，灵。

虽然叙述碎片了一点，这本书还是有趣的。关于死亡的纪念不仅是为一个生命收尾，也是生者价值观的表达。关于遗体和死亡的观念在改变，而相关的选择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绝对比你想的更多元。当一切不仅仅是按部就班和禁忌重重，情感才能得到真正的寄托和释放。

另外，关于墓地的有效期，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如果到期后没有续约，那么公墓就有权把这块地再租给别的付费客户。这种情况发生时，人们当然希望墓里剩下的只有骨头和尘土，这样就可以把它们扫到角落里或转移到丛葬地中。一般说来，这种安排其实可以接受，因为管理方通常都会等到血肉都分解干净，墓主也没人记得之后，才会收回那块墓地。到了已经没有人来续费的时候，通常也就没人再来扫墓或者抗议了。”他说一般短到十三个月，长达七十五年。七十五年，比起不朽来，显然是很短；但如果要看被人记得的年限，那就实在太久了。

《吃饭，流汗，玩耍》

关于女性的好多日常，只要放到一个公开讨论的语境（娱乐化的也可以，比如电影）说一说，似乎都会马上引发各种声音，立场是其次，最主要的是恐惧和羞耻：“这怎么可以拿出来说？”“这也要拿出来说？”以至于说的人无形之中倒退几步，只要能说、说了，就是胜利。

当然是胜利，不过不够。因为那些拿出来说的话题背后都是切切实实的需求。不是新自由主义捣鼓出来的“买出你自己”，而是非常基础的日常。举例来说，有些公寓设计得相当气派，厨房却又小又憋屈，动线差不说，夏天做饭根本是酷刑。有个网友说，妈妈总是提出要给厨房装个小空调，爸爸从来不吱声，直到妈妈摔伤了不得已要爸爸亲自去做饭，空调马上安排上了。

《吃饭，流汗，玩耍》的作者是个体育记者，写的也是和女运动员打交道过程中的见闻体会，如果平时不是一个体育赛事爱好者，会觉得略有一点碎碎念。不过这本书给人最大的启发在于：无论从个人还是从商业而言，可供发展的、以女性需求为基础的服务项目实在不少。比如说，怀孕女性的专业身体与健康咨询，比如说新型健身场所，提供给带着幼儿脱不开身、又希望进行健身锻炼的女性，更不要说老年女性和更年期女性在体能、体质方面的系统咨询服务。那些麻烦和隐秘也意味着巨大的市场空白，一如当年卫生巾和卫生棉的发展。

非虚构与历史

《惹作》

关于《惹作》，作者易小荷在后记里说得很明确：《盐镇》出版后有读者留言给她，“谢谢你能看到那些底层的女性，但是中国地方之大，还会有更多被遮蔽的女性……”易小荷于是决定去大凉山。她成长中会遇到彝族女人，但从未深究过她们的生活，只听过这样那样的议论。所以这还是一本关于“看见”的书，作者把她希望那些被人看见的女性命运呈现到纸上，具体到《惹作》这本书的难度，一是叠加了她原本不熟悉的彝族文化，二是她要叙述的主角已然去世，她只能力所能及寻找她的亲友，以碎片化的方式还原她生前的生活场景和事件，并由此带出彝族女性常见的命运轮廓。

《惹作》是相当深情的。苦是主人公“惹作”的姓，也是这本书的关键词。所谓命运，就是个体不知其运作逻辑的存在，换句话说，这个叫“惹作”的姑娘没得选——她唯一的选择，就是安排了自己的死亡。易小荷被这种别无选择震撼，把它写成了一本书。正如那位给她留言的读者所言，“没得选”里也区别，惹作的别无选择和《盐镇》里的女人们比起来，更苦，更无从说起，当然，与此同时你还可以说，同为彝族女性，也有很多“有得选”的人，甚至彝族这个群体的命运也无法被书中的状况一概而论——这可能是深情带来的弊端，“惹作”所在的彝族社会生活本身多少被景观化了——但它说出了无法让人回避的事实：有人依然这样活着，那个“苦”的比较等级还远没有被推到尽头。

《西伯利亚一年》

尤西·孔蒂宁不愧是芬兰人，即便是对西伯利亚满怀热爱，他写出来的书依然看起来十分冷静，你都能看出来这个腼腆的芬兰人已经为描绘这片奇妙土地掏出所有活泼库存。他为《赫尔辛基报》工作，这本书就好像他往芬兰发回的主题报道，在驻留雅库特的一年时间里，他尽可能寻找可以说明这片土地特殊之处的事物，并亲身体验。由于他把妻子和三个小男孩也带去那里生活了一年，自家的体验当然也在报道之列，不过占比不算太多。平实又坦白，像沉进一缸不算太烫的水里，这本书读起来就是这样。

不过孔蒂宁也有暗戳戳挤兑人的时候。比如他严肃科普零下五十度的天气里，人走过冰雾气身后并不会留下一个通道一样的存在，如果没记错，这大概是卡普钦斯基在《帝国》里写的，副标题是“俄罗斯五十年”。

《凡人琐事》

章开沅的《凡人琐事》，写1950年前的部分浓醇、细腻。总的来说，有时王鼎钧有时齐邦媛，没有吴宓。

1950年到1990年前硬伤显著，涉及重要时间节点，就把大事写成琐事，可能原文如此，也可能是当下出版需求所致，也可能兼而有之。若是前者，伪装成凡人，通常隐藏着一些东西，至少逃避责任。所以揣测，那其中有一些“到底是书生”的成分，但前三十年节操没有问题。不过，写抗战和内战之后的部分，便和王鼎钧一样，笔势也弱了下来，那时候后者已经到了台湾——感觉内战和意识形态伤害和破坏不可小觑，疲惫又谨慎。

作为个人回忆史料价值功不可没，硬伤是遇大事就很难再调动人性和爱，与“凡人琐事”又有差异了。1990年后，日记加持。相信是要对自己的学术生涯有交待，但不是历史学家的交待。历史学家写个人历史，要求还是得高一些。

52种小说

《失踪孩子档案》

当一个家庭摇摇欲坠的时候，全家一起上路去往未知之地能挽救什么？《失踪孩子档案》大部分都是一个内心犹疑不决的女性在说话，她在观察自己摇摇欲坠的婚姻，在判断自己是否应该跟随完全不顾家庭自行决定生活安排的丈夫，在体会逐渐长大的儿女，在推进一个工作项目……最后一个事项和她的身份有关，她是一个新闻记者，因为认识了在寻找两个女儿的墨西哥母亲，渐渐制定了一个采访写作计划：她想知道那些偷渡、遣返、失踪的孩子的命运，以及这种命运是如何发生的。而在她自己的生活里，一切思绪都是交织的：关于自己、关于她阅读的篇目、关于她看到的素材和他人……你在这些思绪里游走。比如说：

父母唯一能给孩子的东西，是一点点小知识：指甲要怎么剪，真正的拥抱是什么温度，头发打结要怎样梳开，我对你的爱如何表现。孩子反过来给父母的，是一种不易触知但更为广阔、更为长久的东西，比如以孩子们的视角充分拥抱生活、理解生活的驱力，凭借这种驱力，父母可以向孩子们解释生活并把它传递下去……

小说的大部分场景都发生在路上，这本书也不是关于某种结局的小说，尽管你最后会从一个10岁的叙述者那里看到事情的另一种视角。小说的写法是文本、素材和结构的复合拼接，卡片式的篇目让不同元素灵活地出现——这似乎是一个时下流行的写法——你因此得以进入一个女性在不同身份里的体验。始终紧扣其中的是“记录”和“故事”，就像标题里的“档案”这个词，作者在叩问自己最终会留下什么，而她把这个过程告诉了你。

《羊奶煮羊羔》

不管你觉得《羊奶煮羊羔》的开头读起来怎样，只要翻过几页，你就会被波利亚科夫机关枪一样的语言节奏席卷。这些句子它看上去无辜又简洁，几乎不带情感修饰，语气像苏联笑话一样克制，内容也像，一个长篇版本。享受波利亚科夫的语言密度本身吧，讽刺是他的堡垒，也是他的武器。

《犒赏系统》

知道算法如何操控自己的生活是一回事，像上帝一样俯视一个被操控的人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说《犒赏系统》有什么让人一下子没想好该如何评价的部分，那就是它获得了当上帝的机会，看看手机和算法在每一个生活细节里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从对话框里的语气，到办公室的人情关系。你可能很熟悉这些，因为日常就是这样发生的——比如说，去新交往的男友家，在他的电脑上放歌，却不小心看到了他在搜索框里搜过“地位高的男人身体语言是怎样的”——会心一笑，是吧？那些发生在格子间里的隐秘小心思就更不用说了。杰姆·考尔德把这些都写了下来，那些微妙的、私密的、被一个一个手机隔开的时刻，以很小、很小的像素。

还有两本【非虚构与历史】和一本【新知】

《俄国思想史》

终于翻完了俄国思想史。不喜欢看。最大感受是，万物其来有自，俄国人最后选择列宁，感觉顺理成章，所以要问的是，中国是怎么走到那一步的？以及，马克思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这说的也是东方大国吧。相对于俄国来说，我们是第二次；相对于 1949 年来说，如今是第二次。

《臆造南洋》

这本书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意义不大，但对于学者来说应该前所启发。

我们学者做人类学，尤其是人文或者历史向的人类学，与所有人文学者一样，总是顶着一个大问题，而且一定胸怀壮志，总想着要解决它。所以即使切到一个很小的地区或者文化，也是要管窥乡间出路，国民性与当地文化、现代性与传统文化消逝等等。

有时因此面目可憎。因为大而无当，因为大缺少实在具体的关怀，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最后总是想着国，而忽略家，甚至家和人都沦为工具。李敦白回忆录《红幕后的洋人》中说延安语言，特点就是正规，政治。“许多最高层干部原先都是未受教育的农民，因此不论他们从党内得到何种教育，说起话来都带着宣传腔”，我们的学者有时就是家国情怀腔。

所以《臆造南洋》就有难得的轻松。让人想起像宫本常一那一类民俗学者，虽然也未必就是举重若轻，但轻来轻去，也没有什么不妥。

这本马来人写的书，启发就是在这里。

《面对盖娅：新气候制度八讲》

我们说过，气候问题困扰所有人，因为与每个人的个人体验息息相关，所以每个人都会找到一个他认可的角度去思考。布鲁诺·拉图尔的角度依旧不拘一格，他选了盖娅，他当然知道这是史上最著名民科，但他还是很大方承认他对拉夫洛克的理论的兴趣，而且要把他与伽利略相提并论（相提并论的理由居然是这两位各自的姓氏，一个词根在愚蠢，但预示了大智慧；另一个要锁住爱，但实际上是释放大地之母的爱）。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想象了以盖娅为核心意识形态的世界，说老实话，我大多没看懂，或者说过于异想天开自说自话（这与拉夫洛克他们有相像之外），但他最后说最坏的结果，倒是在我作为人类之一员的理解范围之内。他说：

如果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我对盖娅所说的一切，我会说，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最坏的情况可能发生，特别是盖娅可能会被视为旧自然国的转世。想象一下这场灾难：政府、科学与宗教精英会以国家、科学以及宗教无可争议的真理名义，使盖娅成为我们必须服从的力量。“盖娅要求！盖娅想要！盖娅需求！”全球的所有力量整合在最有毒性的混合体中。全球帝国将回归！当所有极权主义一致行动，盖娅政府会是绝对的恐怖。

以盖娅的名义，一元体制，天然威慑，必然一统江湖，无往不胜。

题图来自电影《朗读者》

（转自：小鸟与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