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润庭

　　最近两年，我都没有回家过年。去年有正当理由，今年却没有。只是因为临时有事回到广州，年廿七，忙完手头急事，已经买不到回家的车票。妈妈问，怎么不回？潮汕和广州不过四五百公里，如果有心想回，必然能回。我说，没那么想回。

　　直到除夕，我一个人出门吃年夜饭，餐厅年味如勾芡般厚重，顾客都是合家欢，服务员神色匆忙，亟待收工，我还在想妈妈给的问题。思来想去，答案逐渐迫近两个字：出戏。

　　我对春节及其衍生物，越来越容易出戏。因为出戏，我很难为过年回家付出过多的努力，去抢票、去拼车，排除万难，只为了在日落之前赶回老家。我也很难履行各项春节“义务”。大年初一，见人要说吉祥话，我出戏，脸上欢喜得不够自然，对方也不明所以。如果对方敏感，或许以为我在生气，其实没有，我只是对按时喜庆这件事情，有点赶不上节拍。

　　小时候爷爷在世，初一早上七点，五六点起床的老人家们早已按捺不住，开始互相电话拜年。那是座机的年代，一个电话响起，一家人都跟着醒了。接着，我睡眼惺忪地跟着父母出门，给所有的亲戚拜年。与此同时，亲戚也出门，给他们的亲戚拜年。于是，扑空和重叠时有发生。在这种风气之下，大年初一睡觉，是值得指摘的行为。但近几年，节假日睡觉的一代长大了，老家风气也逐渐更易。大年里小城的街道，常常一片死寂，大家都在被窝里，只有远处的鞭炮声不时响起。剩下清醒但无处可去的中老年人在家感叹，现在过年没有氛围。

　　但在我的印象里，过年就是不尴不尬的。老家是一座小县城，县城的一切，都夹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温温吞吞，暧昧难明。城市各种面向公众的迎春活动，在这里也不会有。虽然地处潮汕，但也没有外界人想象的宗祠、乡里、游神赛会，及其带来本质化的认同感。即便到了农村，去看游神赛会，因为还算本地人，没办法像游客一般，止于看热闹；但也不是乡里人，总觉得“热闹是他们的”。除此之外，县城最多的是各种同学聚会。在聚会上，总有一个社会化得最圆满的同学，充当组织者的角色。他熟记每个同学如今的社会身份，并用最通俗的方式，对这些身份进行标签化。不仅如此，他还会让聚会的氛围在怀旧与展望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春节及其衍生物之所以让我出戏，可能是因为重复。重复的人与事，重复的开始与结束，重复的经验，以及重复经验的方式。最吊诡的是，这种重复是以新的名义，以发端的名义进行的，所谓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吃过年夜饭，我在市区逛了一大圈。人去楼空的中心街区，只有红绿灯在维护最后的秩序，颇有“赛博废土”的美学。我在广州待了近十年，却是第一次见到广州新年的模样。

　　在回家的地铁上，我还在咂摸着这些新的经验。地铁呼啸着穿过市区，车厢的乘客越来越少，年味也越来越淡。对面座位上的一个外国男生，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跟我年纪相仿，戴着耳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同的是，他脸上没有节日的表情，没有喜庆，也没有反面的孤绝。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普通的夜晚，又或许是惊奇的夜晚，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在度过他们最重要的节日。但无论如何，对他来说，今晚起码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