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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地产基金百人会）
2026年6月末，中国住户存款余额达到173.48万亿元，人均超过12万元。仅上半年，居民存款又新增了7.59万亿元。与此同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1.3%，住户贷款出现有统计以来首次半年度净减少，规模达3668亿元。钱越存越多，债越还越少，消费越来越冷。
173万亿趴在银行里，像一个巨大的堰塞湖，湖面越涨越高，水却流不到该去的地方。央行二季度调查给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信号：62.9%的居民倾向于“更多储蓄”，只有22.5%倾向于“更多消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花钱问题，而是一场从收入分配到社会保障、从资产价格到未来信心的系统性困局。
三道闸门：钱为什么流不动？
财新专栏作家吴旭初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一个精准的框架：173万亿不是“余粮”，而是被三层结构逐层沉淀下来的。
第一层沉淀，是收入分配的结构性错位。 钱不在想花的人手里。招商银行年报显示，占总客户数2.65%的金葵花及以上客户，持有全行71.56%的零售客户总资产；而97.35%的普通客户，合计仅持有不到三成资产。按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的数据，全国家庭存款中位数只有8.7万元，存款不到10万的家庭超过74%。
消费能力的分布同样失衡。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仅为0.3至0.4，也就是说，多给他们一万元，只花出去三四千；而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达0.8至0.9。有钱的人该买的早买了，多出来的钱只会变成更多的资产；真正想消费、需要消费的绝大多数人，手里没有余钱。
第二层沉淀，是家庭结构的刚性挤压。 钱到了想花的人手里，也花不出去。中国独生子女家庭约1.76亿，城镇超六成呈现“421”结构，一对年轻夫妇要赡养四位老人、抚养一个孩子。25至35岁人群人均存款仅6.83万元，房贷和赡养压力已经将现金流锁死；45至55岁人群存款达到峰值31.2万元，但这些钱早已被定向预留——子女的婚房首付、自己的养老储备，每一笔都有明确的“主人”。
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文案策划人李雪，月薪两三万，过去经常出国旅行、买奢侈品包。但为了备婚，全家之力在天津购入一套房产后，每月天津房贷加上北京租房的费用，让她几乎喘不过气。那套房子市价已跌了几十万元，而35岁门槛迫近，她担忧裁员随时可能落到自己头上。“总觉得未来不太确定。”这不是个例，而是中产家庭的集体写照。
第三层沉淀，是制度设计的调节缺位。 中国税收结构中个人所得税仅占9%左右，财产税、遗产税等存量调节工具长期缺位。个税与财产税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个人资本利得税、弃籍税、遗产赠与税等结构性缺位，导致财富调节类税收占GDP仅0.6%，不足发达国家均值2.9%的四分之一。调得了流量，调不了存量——财富一旦沉淀下来，几乎没有制度性的力量能推动它重新进入消费循环。
与此同时，四个外部变量正在加速这一过程：居民风险偏好下降、投资渠道收窄、地产下行预期、收入预期走弱。一年期定存利率已低至1.35%，五年期不到1.80%，连通胀都跑不赢。但定期存款占住户存款的比重飙升至73.93%，创下历史新高。大家嘴上骂利息低，身体却诚实地把钱往银行送，而且越锁越死。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里，“确定性”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存款正在从“消费的钱”变成“安全感的钱”。
消费降级与房子卖不动：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消费的萎缩并非均匀发生。上半年汽车、家电等大件消费持续萎缩，但烟酒类零售额逆势增长13.2%，化妆品增长6.3%，服装鞋帽增长6.7%。大件不敢买，小件安慰自己——这是当下消费最真实的写照。当一个人对未来的大额支出充满不确定时，他不会再做大额消费决策，而是用小额消费来维持基本的生活品质感。
房子卖不动，与消费降级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房地产占中国家庭60%至70%以上的财富，远高于美国家庭的30%至40%。房价下行直接打击了居民的财富效应——当家庭最大的资产在缩水时，消费意愿不可能不受到抑制。
更深的机制在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负反馈循环：房价下行→居民资产缩水→提前还贷加剧、购房意愿走弱→房地产销售和投资进一步收缩→房价继续承压。居民住房贷款已连续十个季度负增长，居民部门杠杆率从62.0%持续回落至60.4%。“零贷款购房”正在成为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过程中的重要特征——不是不想买房，而是不愿意再背负债务。
这个循环一旦形成，就具有自我强化的惯性。居民越是急于修复资产负债表，消费和购房就越收缩，资产价格就越承压，修复的压力就越大。求是网在2026年6月首次将“加快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正式纳入提振消费的政策框架，明确提出“防止资产价格下跌对消费信心的负向螺旋”。这标志着政策层已经认识到，稳住房价、修复居民资产端，与刺激消费不是两件事，而是同一件事的两个侧面。
不止是钱的问题：安全感的系统性缺失
如果说收入分配和资产价格是“能不能花”的问题，那么社会保障的短板则是“敢不敢花”的问题。
央行的调查数据揭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矛盾：2025年三季度，居民收入感受指数为46.5%，比上季上升1.5个百分点，收入信心也在改善。但就业感受指数仅为25.8%，比上季下降2.7个百分点，57.4%的居民认为“形势严峻，就业难”或“看不准”。收入在微幅改善，但对工作的安全感在恶化。当一个人不确定明天还有没有收入来源时，账户里的存款就不是“闲钱”，而是“救命钱”。
社会保障体系在保障水平与城乡均等化上的短板，构成了预防性储蓄的制度性根源。城镇中低收入劳动者在老龄化背景下，同时承担着养老保险缴费者、家庭老年人赡养者和预防性储蓄者三重负担；进城农民工尚未均等地获得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当养老、医疗、教育这些基本安全网不够牢固时，每一个家庭都不得不自己充当自己的“社会保障”——通过高储蓄来对冲未来可能的风险。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测算，全面深化社保改革有望使消费占GDP的比重从当前不足40%提升至“十五五”末期的45%左右，形成约十万亿美元规模的内需消费市场。这个数字说明，社保改革释放的消费潜力不是边际性的，而是结构性的。
怎样才能让老百姓敢花钱？
让173万亿存款从“堰塞湖”变成“活水”，需要同时在多个层面发力，而且必须认识到：短期刺激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
短期，降低刚性负担，给家庭现金流“松绑”。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安排了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并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截至6月20日，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补贴资金的撬动比从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前7个月，个人消费贷款贴息累计支持居民消费约1.88万亿元。这些政策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托底作用，但以旧换新存在需求前置和透支效应——今天被补贴激发的消费，是明天被提前消耗的需求。补贴退坡后，消费增长缺乏可持续支撑。
中期，推动社保全国统筹，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 这是让老百姓“敢花钱”的关键。基本养老保险保障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城镇就业家庭消费，机制正是通过降低预防性储蓄来实现的。社保全国统筹不仅关乎公平，更关乎效率——它把分散在每个家庭中的“自保”成本集中起来社会化承担，从而释放出被锁定的消费能力。大摩的测算表明，这一改革的效果是万亿级别的。
长期，在条件成熟后探索存量调节工具，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建议，优化储蓄与消费结构，盘活国有资本、倒逼企业分红，力争三年内完成储蓄与消费结构的优化调整。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如果增收能更多地落到这部分人身上，消费释放就会更直接。财产税、遗产税等存量调节工具的引入需要审慎推进，但方向是明确的：只有让财富的分布更均衡，消费的总盘子才能更大。
贯穿始终的，是稳住房价和修复信心。 求是网明确提出要“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这不是要重新吹大泡沫，而是防止资产价格的持续下跌形成对消费信心的负向螺旋。当家庭最大的资产不再缩水，当人们对明天的收入有基本的确定感，消费才不会是一种“冒险”。
173万亿存款的问题，表面看是花钱的问题，往深看是分配的问题、资产负债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信心的问题。当一个人相信明天收入还会涨、工作还在、资产还在增值时，他敢消费、敢投资、甚至敢负债。而当他对明天充满不确定时，哪怕账户里躺着几十万，他也会本能地把钱攥得更紧。让老百姓敢花钱，不是靠喊口号，而是靠让每一个普通人切实感受到：未来是确定的，生活是有底线的，努力是有回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