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日报）
南京江宁区托乐嘉夜市。 赵亚玲 摄
市民正在逛夜市。 赵亚玲 摄
□ 本报记者 倪方方 白雪 李睿哲 陈珺璐 实习生 周雨欣
每晚8点，南京城北的迈皋桥夜市就准时“沸腾”起来，130名摊主组成的“大军”排着长队，浩浩荡荡开进迈皋桥地铁站站前广场，短时间内迅速出摊完毕。空旷的广场挤满各式小吃摊，五颜六色的店招齐刷刷点亮，食客纷纷聚拢过来。
南京7月出台夜市新规，将全市划分为严禁区、管控区、疏导区，实行分区分级差异化管控。疏导区的设立，让不少长期“打游击”的摊贩第一次拥有了合规身份，占道经营这道老难题终于迎来新解法。从“猫鼠博弈”到疏堵结合，从“游击队”到“正规军”，城市治理者、夜市摊主们正在共同作答：夜市烟火，如何与城市繁荣共生？
疏导：给流动摊贩一个“安稳家”
眼下，迈皋桥夜市的每日客流量已突破2万人次大关。
“现在不同了。”年轻的烧烤摊摊主张鹏鹏一边翻烤手中的肉串，一边将目光从对面闪烁的店招上收回来。他说，以前哪能摆摊就去哪，挣多挣少全凭运气，也谈不上回头客。现在一晚上，小摊能进账一两千元。他盘算着，要是夜市一直开下去，过几年他想开一间自己的店。
一同扎下根的，还有另外129个摊主。其中，“六合炒饭”“超大里脊肉”“华记肉夹馍”等六七家成了夜市“明星摊位”。单论人气，还有几家也不输：“南昌拌粉”一出摊就大排长龙，“匠心炒饭”人气也在持续上涨。
不过在此之前，流动是摊贩的代名词。“那会儿，摊贩与城管，你追我赶。”卖炒饭的柏娟曾在胜太路一带“打游击”多年。她说，城管来了，她拖着车就跑，顾不上还在吃饭的食客，桌椅说丢就丢。
一年多前，迈皋桥的“野生”夜市一度失控。摊点不断向机动车道蔓延，短短两个月，摊位从21家增至107家，摆摊范围扩至近3000平方米，是起初的10倍。垃圾清运量随之激增，地面油污更难以处置。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迈皋桥街社区党委书记杨琴记得，曾有两名环卫工因工作量暴涨提出辞职。
摊主之间争抢市口，纠纷不断，最密集时一周多达15起。去年上半年，迈皋桥街社区月均接到市民投诉工单达60件。“我们想过直接取缔、一关了之，但这治标不治本。”杨琴说。
不少区域存在类似情况。摊贩赶了又来、来了又赶，仿佛一场无休止的拉锯战，始终难以真正化解。高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派驻淳溪中队中队长赵凯坦言，这架势就像猫捉老鼠，执法者也一直感到头疼。
“烟火与秩序如何共生？关键在于给流动摊贩找个‘安稳家’。”赵凯说，高淳区丰瑞路周边有大型商业综合体和多个小区，流动摊贩长期聚集，管理难度很大。当地最终选定毗邻宝龙商圈、靠近地铁S9号线高淳站的大丰河绿道非核心区域，划设疏导点，把周边138个流动摊主吸纳进去。这个夜市既不占用消防通道，也不影响交通，还能借助商圈引流，现在日人流量可达数千人。
从南京城管发布的夜市点位图看，全城已有近百处固定夜市，不少“野生”点位被纳入疏导区。各疏导区配套标准化管理，安排专职管理员值守，预留消防通道，统一配备垃圾收集设施，严格执行“开摆即保洁、收摊即清场”的规定。
正是这一席之地，让无数异乡人在南京找到了立足的支点。从吉林来的听障人士于涛，在迈皋桥夜市卖土豆泥拌饭，每晚流水超3000元；卖南昌拌粉的20岁江西小伙孙有国，正盘算着将来在南京买房；来自山东的葛建鹏支起水饺摊，再也不用为一家人的开销发愁，养家的底气足了许多。
“过去流动摊点管理侧重秩序维护，多采取刚性措施，虽保障了市容整洁，却也面临管理成本高、部分群众需求难满足的困境。”南京市城管局市容景观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张友平说，传统管理模式在应对复杂民生诉求时有局限性，到了该改的时候。
记者了解到，南京正统筹城管、公安、市场监管、消防、生态环境、商务等多方力量，加快建立跨部门联合巡查机制，把商业外摆与临时摊点纳入常态化巡查清单。对于反复违规、扰民堵路、安全隐患突出的情况，依法查处、取缔清场。
平衡：烟火与秩序如何共生
夜市管理看似是件小事，实则牵涉多方利益，关键是找到商业活力、居民安宁和城市安全之间的平衡。
“要疏堵结合。”杨琴说，简而言之，就是先帮摊主解决问题，再要求他们守规矩。为了让夜市合规，社区申请疏导摊点批复，街道与相关部门协调用地，硬是“挤”出约1400平方米空间。光是摊点设置办法，就做了7版方案，从预留消防通道到摊位尺寸、摊点布局，从外围隔离、夜市进出口设置到摇号入驻规则制定，全都考虑在内。
不过，改造并非一帆风顺。提档升级之前，迈皋桥夜市周边36名沿街商铺代表找上门来，态度很坚决：取缔夜市。理由也很直接，商铺要租门面，每平方米月租4—8元，而夜市摊贩不用交房租，成本低，还抢走了客源。
“我们没有一刀切，而是定下规矩。”杨琴说，比如把夜市时间固定在晚8点到凌晨3点半，与商铺营业时间错开。同时在夜市里增设导引，把迈皋桥老街的美食推荐给逛夜市的人，用这种方式帮周边商圈拉人气。
夜市落地后，最直接的矛盾来自周边居民：摊贩眼里的生命线、顾客眼里的风景线，却可能是居民眼里的“占道”和“吵闹”。
人气最旺时，南京市江宁区的托乐嘉夜市有150多家摊位。托乐嘉商业街上的商户纷纷出租门前空地，十来平方米的空间一时能挤下近20家摊贩。有的摊主大声招揽生意，烧烤摊烟熏火燎，周边居民叫苦不迭。
“居民呼声要听，摊点生存要顾。”江宁区秣陵街道翠屏社区负责人邵莉芬说，社区按照街区体量，在商户门前3米处重新画线，分出100个摊位。摊位分配原则很简单：不干扰居民生活、适合夜市开设的摊位保留或适度整改，扰民严重甚至有安全隐患的直接清退。同时，摊主按月向小区物业缴费，物业提供清洁、管理等服务，结余的钱纳入小区公共收益。
有一段时间，邵莉芬几乎“泡”在夜市。渐渐地，小区居民有了收入、摊贩保住了经营场所，持证经营、加装油烟净化器……多方平衡下，居民投诉量显著减少。
夜市“约法三章”后，管理者又有了新烦恼。
“占道、噪声、卫生这些老问题，现在确实好管多了。”一名一线城管队员向记者透露，一般在规划夜市时，停车位就已预留，卫生保洁、噪声等也有专人管理。
真正让人头疼的，是怎么让摊贩“固定”下来。
有的夜市要收取一定摊位费，收高了，摊贩不愿进；有的夜市只在傍晚时段人流量大，过了那阵子摊贩就想挪窝，更想追着人流跑随机“扎营”。“摊贩离不开人流，这是一个根本原则。我们有时候也拿他们没办法。”
“夜市的‘放’与‘管’之间并无清晰边界，真正的解法在于用空间划定、时间限定、责任分配和协商沟通来动态化解矛盾。”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卞元超建议推行差异化管理，在“分级管”的基础上迈向“分类管”，针对不同业态、不同时段、不同摊位，建立相应的管理标准。比如，餐饮类须严控卫生安全、油烟排放与垃圾处理，小商品零售则可在维护秩序的前提下适当放宽。同时，市场化摊位应突出特色经营、保持长期稳定；公益性摊位则应侧重普惠，优先服务流动商贩。“以夜市为支点，为周边商业注入活力，真正撬动整个街区的商业生态。”
自治：让秩序从内部生长出来
跳出传统“政府管摊贩”模式，南京一些夜市开始试水“摊主管摊主”的自治模式，试图从内部激发更强的治理活力。
在城管和街道社区协助下，大丰河夜市成立摊主自治联盟，在此摆摊的摊贩都加入联盟。联盟第一任组长、卖炸串的赵云伟告诉记者，联盟成员从摊主中推选产生，负责摊位分配、卫生监督、矛盾调解等日常事务。巡查中若发现垃圾未分类、收摊未清扫的摊主，先口头提醒；两次劝导无效，下一轮便不得进场。
“自治联盟解决了近九成的治理问题，相关投诉量下降了70%。”赵凯说。针对摊位位置好坏影响生意的矛盾，联盟明确“一周一抽签”制度，公平分配位置。同时，若同品类摊位抽到相邻位置引发冲突，联盟也会及时介入调解，力求一碗水端平。
迈皋桥夜市也在进行类似的自治探索。在社区指导下，摊主们成立夜市自治管理委员会，从食品品质、安全规范、环境卫生、经营口碑、人气指数等维度给入驻摊贩打分。
“华姐两元烧烤”摊主张居宝的另一个身份，是自治管委会主任。他告诉记者，管委会设定了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每位摊主进驻夜市最初都有50积分，摆摊过程中不按约定占据消防通道扣除3—5分、插队进场扣除3—5分、打架斗殴扣除15分……一旦有摊贩积分少于30分，自治管委会将与其约谈。如劝导仍不管用，就将清退相关摊主。表现好、积分靠前的摊主，一年后无需摇号即能继续入驻。
运行一个多月来，迈皋桥夜市秩序和摊主自律性有了明显提升。“下一步，我们计划多设置一些加分项，维护秩序、卫生表现突出的摊主得加分。”张居宝说。
自治管委会运转后，迈皋桥街社区从直接管理130名摊主，转变为社区对接管委会，管委会行使自治权。“管理链条一下子就理顺了。”杨琴说。
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院长孔繁斌认为，自治组织是打通治理“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力量，没有自治的支撑，秩序就难以从内部生长出来。从国外夜市治理经验看，摊贩协会在登记备案、经营指导、法律法规宣传教育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告诉摊贩怎么摆、摆什么，帮助调剂摊位、平衡竞争，防止暴力护摊和恶意占摊。
“摆摊者与管理者之间，既要有法律的大框架，又要有相互体谅的温度。”孔繁斌说，社会治理的提升，必须将民生保障挺在前面。相关部门应建立制度化协作机制、设立专班热线，持续推进夜市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