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国防报）

彝海结盟 辉耀史册

四川凉山，泸沽镇。

安宁河与孙水河，在此交汇。

一条，自昭觉深山奔泻而来，裹挟泥沙；一条，淌过冕宁宽阔的谷地，清波徐缓。每逢雨季，孙水河红浪翻涌，安宁河却清绿依旧，以至到泸沽的河面上，一半澄碧一半赭红，像泾渭分明的两条道路。

1935年5月，抵达泸沽镇的中央红军先遣队，或许也曾站在这片河滩，望向不远处迷雾重重的横断山脉——

摆在他们面前的，同样是两条命运殊途的路。

一

大渡河，横断山的大动脉。

它从青海果洛山南麓一跃而下，历经百万年，在川西群山之间劈出一道天险。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数万大军，被困于河畔。不到一个月，几万大军全军覆没。这个地方，后来叫安顺场。

72年后，同样是5月，同一个地名，被写进了蒋介石精心谋划的大渡河会战计划里。

此时，刚刚渡过金沙江到达会理的中央红军，已锐减至不足3万人。枪弹匮乏、物资紧缺，不少战士草鞋早已磨穿，不得不赤脚在碎石上艰难行进。可他们不能停下——薛岳大军紧咬于后，前方则是百里彝区——继续北上，强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是红军此时唯一的出路。

老谋深算的蒋介石，也看穿了这一点。

1935年5月10日，蒋介石乘坐飞机落地昆明，亲自部署大渡河会战。在发给各路部队的督战电报中，他自信满满地说，在这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红军“必步石军覆辙”。

5月12日，会理城郊的铁厂，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召开。这场在国民党侦察机眼皮子底下召开的会议，作出红军继续北上，强渡大渡河，到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苏区的决定。

“快”，是红军唯一的生路。

——5月15日，中央红军撤离会理沿安宁河谷北上。

——5月17日，红军经德昌绕道西昌，向大渡河急进。

——5月20日，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中央红军先遣队抵达泸沽镇。他们此行，肩负侦察、开路等多重使命。

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

一条向东，翻越小相岭，经登相营、越西抵达大树堡渡口。这条路地势平缓，是自古以来通往雅安的官道。正因如此，国民党军必在沿途密布重兵、层层封锁。红军一旦进入，必陷入惨烈血战，突围机会渺茫。

另一条路，须经冕宁、大桥、拖乌，直插安顺场渡口。这是一条崎岖险恶的路，要沿荆棘丛生的羊肠险径，横穿大凉山腹地。那里，是彝族人聚居的区域。由于历史原因和国民党的严苛统治，彝区内部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

摆在刘伯承、聂荣臻眼前的这两条路，一条是死路，另一条，凶险莫测。

可时间不等人。形势，已迫在眉睫。

当晚，刘伯承、聂荣臻在听取侦察组报告、约见中共冕宁地方党组织代表后，得到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川军刘文辉部第24军正在大渡河区域布防，刘湘的增援部队正向富林一带布防；好消息是，敌人将主力集中于大道（富林方向），小路（安顺场方向）防守薄弱。

无论是对于昆明的蒋介石，还是熟悉地形的川军来说，红军放弃官道、闯入彝族禁地，是万万不可能之事。

就在这“不可能”之中，红军却嗅到了一线生机。

刘伯承和聂荣臻迅速达成一致：经大路，必然直面敌军主力；经小路，倒是可以做做彝族同胞的工作。他们当即起草电报，建议主力放弃东线大路，绕道冕宁、穿越彝族地区奔袭安顺场；另派出一支偏师伪装主力向大树堡佯动，摆出渡江架势，迷惑敌军。

5月21日，先遣队收到中革军委复电：完全同意。

同日，朱德向各部队发出命令，并指示刘伯承、聂荣臻务必于24日前控制安顺场渡口。

从此，长征史上多了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词语——泸沽分兵。一场关乎红军生死、关乎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穿越，由此开启。

而此时红军面对的最大阻碍，不是悬崖险山，而是横亘在彝汉两族之间长达百年的猜忌与敌意。

二

大凉山是彝族人的家。

这不是诗意的感慨，而是一个历史事实。

千百年来，彝族先民在这片山岭间繁衍生息，以血缘为纽带，形成林立的家支。他们有着严格的等级，也有世代相传的祖灵信仰。即使是历代朝廷册封的土司，其有效管辖范围也十分有限。刘文辉作为国民革命军第24军军长，虽名义上统辖这一带，可一旦深入凉山腹地，真正的“话事人”依然是彝族各家支的头人。

于彝族人而言，由于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军阀的欺压，他们和汉人之间，逐渐产生了深深的隔阂。

红军到来之前，这份不信任的情绪又被国民党添了一把火：“红军来了要吃人”“红军见人就杀，见寨子烧寨子”……流言，借着飞机散发的传单、国民党特务，以及被收买、被谣言蒙蔽的部分彝族人，传遍大凉山。

怀疑，变成了敌对。

5月22日清晨，红军先遣队抵达彝区边缘的喇嘛房一带时，等待他们的是一群手持长矛、弓箭和土枪的彝民。

多年后，刘伯承向女儿刘弥群回忆起那次“狭路相逢”—

他们用彝语大声吆喝着，互相联系，人越聚越多。萧华和冯文彬带着前卫连和“通司”（翻译）上去搭话。一个小头目说：“给点钱让你们通过。”冯文彬问：“要多少？”对方回答：“要200块。”冯马上给了他们200块银元，他们一抢而散。一会儿又来一群彝民要钱，说刚才给的是罗洪家的，我们是沽基家，冯又给他们200元……正在交涉之际，一个高大的彝族汉子打着赤膊，腰围一块麻布，赤足散发，带着十几个背梭镖的青年走来自我介绍：“我是沽基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的头人讲和。”

沽基家，也写作“沽鸡家”“果基家”，是当时冕宁彝区最有势力的家支之一。

30岁的头人小叶丹和红军主动接触，是斟酌很久的结果。他听到冕宁城中传来的消息，得知红军开仓放粮，释放了被关押的彝民。小叶丹通晓汉语，看到城中张贴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上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这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小叶丹忍不住派人打探。这支队伍不像国民党军队那样冲进村寨就烧杀抢掠，他们爱护老百姓，不抢东西、不拉壮丁，在通过一处彝汉杂居的村寨时，居然向当地人用银元买粮……小叶丹清楚地感觉到，这支队伍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支“汉军”。

等红军进入彝区，来自另一个家支的彝民一拥而上，抢夺枪械、扒脱军装、夺走物资。躲在高处观察的小叶丹惊讶地看见，这群手握钢枪的汉族军人，面对一群只有冷兵器的彝族人，居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百般退让。

小叶丹不知道的是，早在进入彝区前，党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就明确了民族工作纪律，要求“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刘伯承、聂荣臻又专门对先遣队明确铁律：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向彝民开枪，以谈判交涉为主。

红军深知，数百年的民族隔阂，是阶级压迫、历代暴政造成的恶果，彝族民众同样是被欺压、被奴役的穷苦人，绝非红军的敌人。

红军的隐忍与纪律，让小叶丹慢慢打消了顾虑。他随即做了一个决定：去见一见对方的“头人”。

三

5月的大凉山，已有些暑意。林间的风吹来，带着清冽的水汽和浓郁的松脂味。

翻过一个山坳，穿过一片森林，眼前豁然开阔——这里，叫做袁居海子，是一个坐落于高原深处的湖泊，水清见底，冷杉环绕。彝族人叫它“乌勒苏泊”。

在彝族的创世史诗《勒俄特依》里，远古大洪水退去后，幸存的先祖居木武吾与天神的小女儿兹俄尼托成婚，生下3个哑巴儿子。直到在“深谷砍了三节竹来炸，家中烧开三锅水来烫”，3个孩子才得以言语，长子说出藏语、次子说出彝语、幺子说出汉语。在彝族有一句谚语：峨眉山、龙头山是姊妹山，彝族、汉族原本是兄弟。

1935年5月22日，在这片清澈的水边，刘伯承和小叶丹一见如故。

他们在海子边的石头上，欣欣然坐下。

当天，二人具体说了些什么，并没有留下原始记录。

从萧华、冯文彬等在场人的回忆以及刘伯承的女儿根据父亲口述整理的史料中，我们大致知道，这是一次坦诚愉快的会面。

小叶丹解释说，为难红军的是罗洪家，并非沽基家，并表示听闻红军反对军阀、主张彝汉平等后，希望和刘伯承结拜为兄弟。

刘伯承欣然应允：“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

现场没有酒，他们便取彝海湖水，杀公鸡滴血入碗，以水代酒，依照彝族传统，歃血为盟。“血酒”分作两碗。刘伯承与小叶丹并排跪下，面对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湖水——

“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

“我果基约达（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

二人仰头，将“血酒”一饮而尽。

袁居海子的碧水青山，见证了一场辉耀中国革命史的结盟。

四

当天晚上，刘伯承叫人把大桥镇的酒全部买来，请小叶丹叔侄带领18位小头领到红军宿营地赴宴。

那晚，刘伯承通宵与小叶丹谈革命。

他把一面红旗赠给小叶丹，上面写着“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支队”。刘伯承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任命其弟沽基尔拉为副队长，当场写下委任状。

次日清晨，先遣队再次进入彝区，小叶丹亲自带路。行至喇嘛房山垭，十几个沽基家的彝民拿着红旗，背着长枪，齐声欢呼着上了山顶。彝民们排好队，个个脸上挂满笑意，对红军的到来表示欢迎。寨里的青年和儿童主动接近红军，双手比比划划，配合一些词句。红军笑着回应他们的热情，送给他们鞋子、毛巾。这些寨子里没有的“稀罕物”，让他们欢呼雀跃。

小叶丹带红军进入拖乌地区，直到走出家支领地，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临别，刘伯承对小叶丹说：“我们走后，你要打起红旗坚持斗争，将来我们会回来的。”

先遣队继续前进，每过一个村寨换一个带路的彝族向导。小叶丹忠实地执行了刘伯承的嘱托，往返于大桥镇和筲箕湾之间。7天7夜，红军主力全部安全通过彝区，直抵安顺场渡口。

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百年魔咒，就此打破。

后来，毛泽东幽默地问：“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

刘伯承回答：“主要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五

那一次结盟，改变的不只是一支队伍的命运。

它也改变了小叶丹的命运。

红军走后，小叶丹守住了海子边许下的诺言。他打起了“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积极奔走，联合罗洪、倮伍两大彝族家支，喊出“停止冤家械斗，一致对敌”的口号，共同对抗国民党军阀。在小叶丹的努力下，各家支结成反抗压迫的同盟，彝民支队一度发展到千余人，在大凉山的崇山峻岭间，坚持了5年的红色斗争。

卷土重来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小叶丹反复报复迫害。红军走后，国民党追究小叶丹“通共”罪责，强逼他交出1.2万两白银和120头羊。小叶丹宁肯倾家荡产，也不愿交出队旗。他将旗帜珍藏在背篼下特制的夹层里随身携带，并叮嘱妻子倮伍乌吉嫫：“万一我死了，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红旗，将来把它亲手交给红军！”

1942年6月18日，小叶丹遭到国民党军队收买的部族武装伏击，不幸身亡。

那面旗帜，被小叶丹的妻子缝进自己百褶裙的夹层里。

百褶裙，是彝族已婚妇女最圣洁的衣物。敌人数次搜查、敲诈勒索，始终找不到。那面旗，就这样被贴身保护，穿过了最黑暗的岁月。

1950年3月，冕宁解放。倮伍乌吉嫫将那面旗帜交给了人民政府。如今，那面旗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旗面旧了，颜色暗了，可每一个站在它面前的人，都能看见那行字——“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

刘伯承后来再也没有见到小叶丹。但他从未忘记。

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托人打听小叶丹的后人。1986年10月，刘伯承在临终前再三嘱咐儿子刘太行，一定要找到小叶丹后人。经过多年找寻，刘太行在1995年终于完成父亲遗愿。

一个汉人将领，一个彝族头人，在乱世里结下的盟约，跨越了生死，也跨越了时代。

那一次结盟，也改变了大凉山的命运。

1950年，凉山解放。1952年，西康省凉山彝族自治区（州）成立。1956年，民主改革在这片土地上展开，延续了2000多年的奴隶制度被彻底废除，近60万奴隶获得解放。凉山由此实现了从奴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飞跃。

如今，袁居海子更名为彝海。

岸边不远处，由刘伯承、聂荣臻、小叶丹和沙马尔各（主持结盟仪式的祭司）4人雕像组成的彝海结盟纪念碑，基座高3.5米，人像高5米，基座宽2.2米，寓意着结盟的时间——1935年5月22日。

碑文上写道：“彝海结盟是民族团结和军民团结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胜利，是红军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

在纪念碑下方的草坪上，3块灰色的“结盟石”依然在那里。

磐石无转移，一如两人当初的誓言。

当年他们舀水的地方，水，还是那么清澈。

那一年，彝海的水，化作了酒。一碗清水，一滴鸡血，一句誓言。

血浓于水。

当年那支队伍、那一群人，早已走远，他们留下的那份誓约，至今闪光。

（许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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