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是砺石商业评论创始人刘学辉先生以“自由”为主题的一个系列文章专栏。我们将陆续分享给读者。
刘学辉 | 作者
砺石 | 编辑
砺石商业评论 | 出品
在对东西方关于自由的核心思想有了系统了解之后，我们去定义一下“自由”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是混乱的源头。因为绝大多数关于自由的争论，双方争论的根本不是同一个东西。有人批判自由，说自由就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有人捍卫自由，说自由是天赋人权、神圣不可侵犯。前者攻击的是一个稻草人，后者捍卫的也常常是一个口号。不把这个概念厘清，一切讨论都是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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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不是放纵
首先要破除的，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误解：把自由等同于放纵，等同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种误解如此普遍，以至于很多人一听到“自由”就本能地警惕——“要是人人都自由，社会还不乱了套？”这个反问看似有力，实则偷换了概念。人类社会的那些胡作非为，从来不是自由，而是违法，是对他人自由的侵犯。一个抢劫他人财物的人，行使的不是自己的自由，而是剥夺了别人的自由；一个制造假货的商家，享用的也不是经营自由，而是盗用了消费者的信任。这些行为在任何自由社会都是被禁止、被惩罚的。恰恰因为要保护大多数人的自由，才必须惩罚这些侵犯自由的行为。
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给出了迄今为止最清晰的边界定义。他说，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就是防止对他人产生危害。这就是著名的“伤害原则”。只要你的行为不伤害他人，社会就无权干涉；一旦你的行为伤害了他人，干涉就不是对自由的侵犯，而是对自由的保护。
这个原则与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逻辑上完全一致。你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事情，就不要强加给别人。这句话被镌刻在联合国的墙壁上，被视为人类伦理的黄金规则。它划定的正是自由的边界，你的自由止于他人的自由。在这条边界之内，你做什么都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越过这条边界，你侵犯的不是规则，而是另一个人的自由。
所以，自由从来不是丛林法则。恰恰相反，没有规则的地方没有自由，只有强者的放纵与弱者的恐惧。真正的自由一定存在于规则之下——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强调一句话：自由是法治下的自由，法治是正义之上的法治。这两句话构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缺了任何一半，自由都会变质。没有法治的自由，沦为弱肉强食；没有正义的法治，沦为暴政工具。只有当自由被法治守护、法治以正义为根基时，一个社会才同时拥有秩序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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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两个维度
厘清了自由不是什么，再看自由是什么。在我看来，自由有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制度自由，也就是社会层面的自由：政府减少不必要的管制，把选择的权利还给个体，让公民可以自由地创业、择业、迁徙、办学、就医、生育，让市场与社会拥有自主运行的空间。这是本书大部分篇幅讨论的对象，因为它最紧迫、最基础。
第二个维度是心灵自由，也就是个体层面的自由：一个人破除金钱、权力、面子与世俗眼光的束缚，从内心获得真正的自主。庄子描绘的“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全世界都称赞你，你也不会更加努力；全世界都非议你，你也不会更加沮丧——这种不被外在评价体系绑架的状态，就是心灵自由。
这两个维度缺一不可。一个有制度自由但没有心灵自由的人，依然是奴隶——不过是世俗观念的奴隶。他有创业的自由，却活在同龄人攀比的焦虑里；他有选择的自由，却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他什么都可以做，却什么都不敢做，因为害怕失败后的丢面。而一个有心灵自由但没有制度自由的人，则是空中楼阁——任你修行再深，在一个控制型社会里，你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你的选择随时可能被行政力量粗暴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谈心灵自由，不仅不切实际，甚至是残忍的。
制度自由像一条宽阔的马路，心灵自由像一双健康的腿。没有宽阔的马路，腿再好也跑不起来；没有健康的腿，路再宽也没有用。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完整的自由。
这也解释了一个很多人困惑的现象：为什么有些生活在制度环境相当宽松的社会里的人，依然感到深深的不自由？因为他们的腿坏了。他们被欲望驱赶着奔跑，被别人的眼光裹挟着选择，被无穷的比较压得喘不过气。制度给了他们自由，他们自己却在内心筑起了牢笼。所以本书虽然重点论述制度自由，但依然会用整整一部分的篇幅来讨论心灵自由——因为自由的最终落点，是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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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元价值
如果说自由的两个维度回答了“自由在哪里”，那么更重要的问题是：自由在人类价值体系中的位置是什么？
我的答案很明确：自由是人类所有价值中的第一价值，是元价值。
人类追求的价值很多：公平、正义、繁荣、创新、幸福、和谐……这些价值都值得追求。但它们之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有先后的因果关系。自由是因，其余是果。只有自由被保障了，其他价值才有生长的土壤；自由一旦被摧毁，其他价值无论多么冠冕堂皇，最终都会变质。
以公平为例，很多人认为公平与自由是冲突的——自由竞争会导致贫富分化，所以需要用管制来保障公平，这是对自由与公平关系最深的误解。事实的因果恰恰相反：自由才能带来最大的公平，而管制制造的特权才是最大的不公平。
道理并不复杂，公平的本质是什么？是机会的均等与规则的平等，是每个人凭自己的努力与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没有人因为出身、关系、特权而被区别对待。那么，什么制度最能实现这一点？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资源由少数人分配的制度，还是一个权力受到约束、资源由分散的选择决定的制度？
答案不言自明。一旦某个领域被管制，这个领域就一定会产生特权与寻租。许可证掌握在官员手里，那么能与官员搭上关系的人就获得了别人没有的机会；名额由行政分配，那么善于钻营的人就排在了踏实做事的人前面。管制的本质，是用少数人的裁量权取代多数人的选择权，而裁量权必然亲睐靠近权力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在管制最严密的领域，恰恰是不公平最深重的领域。
而自由市场的逻辑完全相反。市场竞争不管你的父母是谁，只管你的产品好不好；价格不管你认识谁，只反映真实的供需。当然，市场里也有输赢，也有贫富差距，但那是流动的、可逆的差距。今天的穷人可以是明天的富人，只要他有能力并足够努力。而管制社会里的差距是固化的、世袭的，有资格的人永远是那批人，没资格的人世世代代排队。
更进一步说，公平往往被误用，导致自由被遏制。当自由被遏制，那么最大的不公平便产生了。包括民主、法治、透明与权力制衡，本质上都只是手段，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自由与公平。把手段当目的，是治理最大的迷失；把自由这个因扔掉，去追求公平这个果，是治理最大的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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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谈清楚了自由的定义，最后我想谈谈什么人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因为这个词被误解得太严重了。
我在随笔里写过一段话：平等与自由是人类社会的两个最基本原则，虽然表面上人人都支持认同，但事实上大多数人都并非真正的平等与自由主义者。因为很多人希望的平等，是自己相较特权人群时所拥有的平等，而非自己拥有特权时应该让渡给大众的平等。大多数人所希望的自由也非真正的自由，当能够获得足够利益时，其在剥夺他人的自由方面毫不手软；当服从可以获得一些短期私利时，也从不惜像个奴才一样出卖自己的自由给那些不道德的权力。
这段话是我在几十年人生阅历中反复验证过的。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作为下属时天天抱怨领导专断，一旦自己做了领导，比前任更加专断；作为个体户时痛恨城管，一旦攀上了关系，反过来希望城管去整肃自己的竞争对手；平时把自由挂在嘴边，遇到利益诱惑时，出卖起自由来比谁都干脆。这种人不是自由主义者，只是暂时的弱势者。他们反对的不是专制，而是自己不在专制金字塔的顶端。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什么样的人？我的定义是：自己从来不会为了私利而向强权出卖自由，也永远不会利用自己的强权去剥夺别人的自由。同理，真正的平等主义者，是自己处于特权地位时却不滥用特权，愿意与弱势群体平等相处，且为他们争取平等的权利。
这个标准是很高的，它意味着自由不仅是一种制度主张，更是一种人格修养。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在家中不会控制妻儿，在企业不会压制员工，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不会欺负新手，在拥有裁量权的时候不会为难别人。他深知自由的珍贵，所以把它当成一种信仰来对待，不是对自己有利的信仰，而是对所有人成立的信仰。
我年轻时就比较清晰地知道，自己这一生如果算取得一些成绩的话，主要源于很早便开始的对自由的追求，在很多人生路径选择上能够按照自己的独立思考去行事，而非按照世俗的标准去行事。我也清晰地知道，制约自己这一生取得世俗意义上更大成就的根源，也是因为对自由的追求——因为从不会为名、为利、为权力而执着于任何一个固定的领域，而总是顺从自己的内心，在自己认为最值得的领域投入时间与精力。但我并不在乎那些世俗意义上的成就，而更在乎内心的自由。
为了生存而放弃自己的平等与自由，是极其懦弱的人生；利用威权去限制他人的平等与自由，则是极为可耻的人生。这两条底线，构成了我对自由主义者的全部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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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自由如此稀缺？
在结束本章之前，还有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既然自由的好处如此显而易见——繁荣、公平、创新、幸福都有赖于自由——那为什么人类历史上真正自由的社会如此稀缺？为什么即使到了21世纪，全球仍有大量人口生活在高度管制的社会中？
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一层更深的机制里。
第一个原因，是观念的牢笼。
大多数人都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长大，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它的全部假设，失去了想象另一种可能性的能力。你从小生活在一个“管控即秩序”的社会中，就会把高考当成“最公平”的选拔方式，把户籍当成“维持秩序”的必要工具，把审批当成“保护消费者”的必要手段。你从未见过另一种世界，所以你想象不出另一种世界。就像一个从小被锁链束缚的人，他不仅不会挣扎，甚至会为锁链辩护——“没有锁链我会摔倒的”。观念的牢笼比任何有形的监狱都更难突破，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甚至被囚禁者还主动维护它。
第二个原因，是既得利益的抵抗。
管制的背后站着受益者——发放许可证的官员、执行审批的机构、依赖壁垒存活的垄断企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汲取性制度下，即使统治精英知道某些改革对整个社会有利，他们也不会推行，因为改革带来的创造性破坏，首先会威胁到他们自身的特权地位。这不是因为他们愚蠢，恰恰是因为他们理性，维护既得利益是精英个体的最优策略，即使这个策略对整个社会有害。
第三个原因，是自由的好处不可见，管制的存在感很强。
弗里德曼说过一句极为精辟的话，自由市场的一个最大缺陷，是它无法让人们充分认识到它的好处；而政府管制的一个最大优势，是它能让人们充分感受到它的存在。你每天享受着廉价的食品、丰富的选择、高效的服务，但你不会感谢市场，因为这一切看起来理所当然；而管制每一次出手，都伴随着雷厉风行的声势与“为你好”的名义。那些因为管制而没有诞生的企业、没有出现的工作岗位、没有被创造出来的产品——它们从未存在过，所以没有人会为它们的缺席而抗议。
三个原因叠加，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均衡：大多数人不想改变，少数人不想让改变发生，而改变的好处又无法被看见。这个均衡的唯一突破口，就是观念——当足够多的人真正理解了自由的逻辑，看见了不自由的代价，改变的种子就埋下了。
这正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我不能改变制度，不能对抗利益，但我可以做一些观念层面的工作——把我近四十年的生命经验、二十年商业研究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关于自由的理解，系统地写出来。哪怕只让少数人从锁链的辩护者变成自由的思考者，这本书就有了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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