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洪树

提示

在中国文化的长期建构中，王羲之几乎是一个被神格化的符号：他既是“东床快婿”的潇洒典范，也代表着《兰亭序》中“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宇宙和谐，其笔法更被视为“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完美审美标准。这种集体想象将王羲之推向了“书圣”的祭坛，却也在不经意间遮蔽了他作为历史个体的真实境遇。

夏可君著《王羲之的“药”》正是对此种固化认知的祛魅。该书以“药帖”为线索，聚焦王羲之晚年涉及病痛、问疾、服药的私密信札，试图打捞一个被正典叙事遮蔽了千年的真实形象，揭示其通过书写与病痛、死亡对抗的心境。

在书中，作者不再仰视那个飘逸出尘的文化符号，而是平视一个晚年饱受病痛折磨、在药石无效之际以笔墨为药的“异乡人”。

双重“异乡” 地理漂泊与身体困境

王羲之的“异乡人”身份，构成理解其生命底色的重要入口。这一身份首先来源于地理与政治层面的流亡。从西晋琅琊的世家望族，到随父辈南渡后的江东生活，他的生命轨迹因永嘉之乱而被根本性地改变了。对于王羲之而言，故乡不仅是回不去的方向，更代表着祖坟、宗庙乃至整个家族记忆的沦丧。东晋政权虽曾试图北伐，但最终无力恢复中原，这使得王羲之等南渡士人始终处于一种无根的漂泊状态。这种状态并非一时的离愁别绪，而是一种根本性的“无家可归”。《丧乱帖》中“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的叙述，正是此种心境的集中呈现。祖坟被破坏，意味着他与故土最后的连接点不断遭受损毁。江南虽物候丰饶，于他而言终究是一片寄身的“异乡”。

更为深隐的是，随着地理放逐一同到来的，还有身体层面的内部流亡。夏可君在书中对王羲之“问疾”信札的集中梳理颇具价值，这为读者呈现了迥异于《兰亭序》作者的另一形象。在这些私密书帖中，王羲之反复陈述自己的病痛：头痛、耳痛、齿痛、胛痛、腰痛、腹痛、脚痛，乃至“脚不践地十五年”；他亦深受脾风、疟疾、呕吐、下痢的困扰。这种身体各部位的全面衰败，使得他如同困居于自己躯体的囚徒。南朝士人服食五石散以求延年，然而药物非但未能解除痛苦，反而常常加剧身体的负担。此时，这具日渐朽坏的身体成为他另一个无法逃离的“异乡”。他既难以回归地理意义上的故土，也无法再安然栖居于自己的身体之中。

书写为“药”

身体疗愈与精神归乡

在双重“异乡”的困境中，书写便被赋予了特殊的功能。夏可君在此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命题：对于王羲之而言，书写成为一种终极意义上的“药”。此处的“药”，并非单纯针对生理疾患的药，更是一种关乎存在疗愈与精神救赎的技艺。当故土已然沦丧，身体不断反叛，笔墨便成为他安顿身心、对抗虚无的唯一路径。

从身体层面的疗愈来看，王羲之的病痛书帖显示出了与早期作品截然不同的风貌。那些错乱、扭曲、带有颤抖痕迹的笔触，仿佛记录着书写者当下的痛楚呼吸。在这种书写过程中，笔墨成为身体感知的延伸与转化媒介。当王羲之提笔写下“痛贯心肝”时，锥心之痛不再只是内部的侵袭，而是被外化、对象化于纸上，成为可被观照和塑造的痕迹。换言之，书写的过程本身即是把混乱、无法言说的身体感受转化为一种可视形式的尝试。在此意义上，每一次的挥毫都带有对病痛的安抚与对身心秩序的重建意味，构成了一种疗愈实践。

在王羲之的笔墨间，书写指向了精神归乡意义。对于王羲之这位“异乡人”而言，实体性家乡的消亡已经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家乡作为一个包含记忆、情感与归属感的概念，需要在新维度上被重新寻找和建构。王羲之正是在书法的书写中，在那些往来问候、倾诉病痛、关切对方的书札中，安放了他的精神“家乡”。当他询问友人“足下差否”“气力能胜不”时，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温切联系本身便是对个体孤绝处境的抵御。每一通尺素，都成为一座由笔墨建构的心灵庇护所。他用笔迹在一片虚无的时空之中，为自身也为同时代的流亡者，构筑了一个纸上的精神原乡。由此，书写不再是单纯的艺术创造，而成为确证自我、链接世界的根本方式，一种对抗生命虚无感的良方。

夏可君的《王羲之的“药”》通过对“药帖”的深度解读，松动了一直以来由文人趣味层层叠加的“书圣”神话。让读者得以窥见一个在异乡的困顿中以墨痕安抚创痛、在笔画间寻求归途的真实个体。

何以王羲之的手札即便仅为片纸只字也受到后世珍视？也许因为它们不仅关乎艺术，更关乎一个人在生命困境中尝试自我疗愈的痕迹。那些斑驳古帖中保留的，是穿越千年的个体挣扎，以及他墨迹之中难以穷尽的归乡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