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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郑志刚

 来   源：微信公众号「 经济学家茶座」，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24年第2期（总第96辑）

2024年8月5-8日我在陕西吴堡辛庄课堂参加《数字时代企业家精神与创新发展研讨会》。在会议期间，我们与会者在张维迎教授的邀请和组织下参观了距离辛庄课堂只有10里之遥的一代文豪柳青的故居。参观当晚，辛庄课堂专门为我们放演了纪实电影《柳青》。

柳青，原名刘蕰华，于1916年出生于陕西吴堡张家山乡寺沟村，1978年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1936年高中尚未毕业的他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就出任了《中国青年报》编委和文艺副刊主编这样的“高级干部”。但柳青却选择生活工作在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与农民吃住在一起长达十四年，用生命体验生活，最终完成了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大部（《创业史》的第二部由他的女儿刘可风在柳青工作的基础上最终整理完成）。

该书影响了几代文学青年。即使在柳青被打为“反动权威”和“黑作家”的文革期间，包括陈忠实在内的“文学青年”用奖状包着书皮，在偷偷阅读当时成为禁书的《创业史》。路遥说柳青是他的“文学教父”，而陈忠实则说柳青是他的“文学导师”。

至于柳青以及众多陕西籍作家不同阶段的作品的手稿和版本是如何搜集的，那是另外一个有趣的故事，在张维迎老师《回望——一个经济学家是如何长成的》一书中的《挂面书记和柳青作品收藏家》一文中多有记述。

之后在辛庄课堂举行的参观柳青故居和电影《柳青》观后感想的分享会上，东亚包装实业公司董事长兼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创始会员杨利川老师首先做了分享。他提到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柳青习惯于对所处时代环境、社会和人物细致观察和描述，而合作化成为他“不得不接受的素材”，甚至是“唯一素材”。这使得柳青只能成为“时代的柳青”。但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在柳青的笔下始终闪烁着人性、良知和常识的光芒，使我们看到超越现实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伟大之处。

在接下来的分享中，我谈了参观柳青故居和电影《柳青》观后的两点感悟和体会。

今天，让我们重温《创业史》

第一，从柳青的经历我仿佛看到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代代学者的使命和担当。

每一代学者自有每一代学者的时代烙印。柳青早期积极投身合作化运动，用文学作品讴歌那场今天看来不无争议的合作化运动。对现实问题的不断现实反思成就了柳青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伟大。在上述意义上，柳青既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也是超越那个时代的。他用他现实主义的笔触记录下那个时代的狂热，社会的冒进和人性的扭曲。在柳青晚年，躺在病床上的他开始反思。他对前去看望他的朋友——创作《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说，“我们当年干得那叫甚（是什么，陕北方言）？”。

除了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在日常的举止言谈，柳青的一言一行同样闪烁着人性、良知和常识的光辉。例如，柳青将《创业史》第一部10万册的稿费16065元捐给王曲公社做工业基建费用，甚至向中国青年出版社预借5500元稿费，为皇甫村支付高压电线、电杆费用。他还在长安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冒着风险，保护了一批农村干部。

我们看到，“时代的柳青”至今为后代所缅怀和纪念，很大程度是由于无论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还是在他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中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虽然在大的时代潮流下，柳青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既无力保护别人（柳青的妻子马葳不堪忍受羞辱选择在文革中自杀，成为柳青内心永久的伤痛），甚至无法保护自己。但在他的内心，始终燃烧着对生活的热爱。他不是冰冷缺乏温度的，他也不是刻板机械生硬教条的，他更不是高调张扬自己都不知所云的。

从柳青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子。我有时在想，我们现在很多知识分子若干年后是否依然还会像今天的柳青一样受到后世的纪念和尊重吗？柳青在很多人用“时代的史诗“来评价颂扬《创业史》时，曾经说过类似的一段话，我写出来的作品是好还是坏，那是要等到50年以后才能评论的。我同样在想，我们今天完成的很多工作，50年以后还会有人看吗？又有多少学者的工作能够经受时间、历史和逻辑的检验呢？这是参观柳青故居和电影《柳青》观后最让我心灵震撼的地方。它提醒我，作为一名学者，要努力写出一些经得起历史、时间和逻辑检验的传世之作。这些作品能够像《创业史》一样来源于那个时代，但又能超越、高于那个时代，历时虽久但依然闪烁着理性和人性的永恒光辉。

第二，自由的选择是减少至上而下、由外而内政策主导下的激励扭曲的不二法门。

晚年的柳青除了在当年一起并肩作战的同事王家斌探望他时说了“当年我们干的（合作化）那叫甚”的反思之外，还进一步展开，提到，“（合作化的）高级社不如中级社，中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上述观察源于现实主义作家柳青的朴素观察和生活直觉。

对于这一观察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受过经济学训练的学者自然想到这是由于对“自由意志”的违背。互助组的形成大体上基于农民自由意志的表达，这从电影《柳青》中看得十分清楚。一个拥有一头叫“黑蛋”的马的农户郭振山一开始并不愿意加入互助组，但在看到互助组引入新的稻种实现高产后就动心了，主动提出要加入互助组。但后来看到加入互助组后无人精心照料他的“黑蛋”，不得不自己偷偷加喂饲料后又动摇了。我们看到，在互助组阶段，农户还有“动摇”的自由。由于是基于相对自由意志表达的组合（之所以说是相对的，原因是这里有包括时任县委副书记柳青在内的合作化工作组的外部压力），结成互助组的社员工作热情是高涨的。这是柳青得到互助组“尚可”结论的重要依据。

但一旦进入高级社，不管愿意不愿意，所有农户必须加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缺乏有效的信息获得途径加以监督和同工同酬下激励机制的缺失下，互助组时期已经出现的负责磨豆腐的农民“偷吃”豆腐行为就会无限放大。干好干坏一个样就会驱动每个加入高级社的农民去偷懒，搭别人的便车，大锅饭下农民的种种劣迹就此暴露无疑。这成为人民公社在成立后很长的时间同工同酬的农民甚至连吃饱肚子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的根本原因。这一局面直到安徽凤阳小岗村21位农民签订包产到户的生死文书（没有坐牢的社员有义务把由此坐牢的社员子女养活到18岁），和之后在全国农村地区逐步掀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才得以根本改观。

近几年，我和我的研究团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鼓励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的ESG产生的激励扭曲问题。ESG是由环境、社会和治理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组成的强调将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纳入日常的公司治理的概念。它首先是由联合国的一个机构发起的一项倡议，很快受到各国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事业组织的积极响应。这一概念提出的出发点——鼓励企业积极保护环境和履行社会责任，无疑是十分美好的。但由于各种社会力量出于各种动机的鼓动和宣传，这一原本初衷美好的行为在实施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激励扭曲。

在《我的ESG研究经历》这篇文章中，我回顾了我和我的团队研究ESG运动所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从仅仅提出需要对ESG热现象进行冷思考，到警惕ESG运动引发的公司治理的成本问题，进而提出关注ESG运动演化为被伪装所掩盖一旦陷入难以自拔的“治理陷阱”的问题。如今在欧美工商界兴起了所谓的“反ESG运动“，很多学者预言，ESG这一概念可能被完全弃用。应该说，ESG运动产生的激励扭曲仅仅是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很多政策主张在推行过程中发生激励扭曲的典型例子之一。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消除初衷美好的一项政策在推行过程中产生的激励扭曲呢？很多年前，我曾读过弗里德曼和他的夫人于1979年合著出版的《自由选择：个人声明》一书。但实事求是地说，之前我并没有将治愈激励扭曲的药方与自由的选择联系在一起。这次参观柳青故居和电影《柳青》观后让我将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前所未有地认识到“自由的选择“的重要性。

如果在那个合作化年代我们能够给加入互助组或合作社的农民多一些自由的选择，我们会导致后来一发不可收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吗？如果在今天的ESG运动中，我们能够包容和允许企业根据发展阶段和经营状况灵活做出ESG策略选择，而不是一刀切让所有企业强制半强制披露ESG表现，初衷如此美好的ESG怎么会一步步地演变为一项公司不得不承担的治理成本，进而陷入美丽伪装下的治理陷阱而难以自拔呢？

自由的选择在我看来由此成为避免至上而下，由外而内的很多政策推行过程中产生激励扭曲的不二药方。这些初衷美好的政策之所以在实施环节发生激励扭曲，根本的原因不正是对自由选择的破坏。而自由的选择背后的理性思考恰恰是很多至上而下，由外而内脱离实际政策的自动纠错机制。它们以自由选择的方式，就像资本市场小股东“以脚投票“那样，在提醒着我们的相关政策制定者，制定的政策可能脱离实际，未来将不可避免发生激励扭曲。自由的选择在帮助一项政策如何更加“实事求是”上由此变得如此之重要。

如果有人问到市场经济的核心要义是什么？我们最早也许可以列出一大堆，其中包括法治、民主、平等、公平、正义、人权和产权保护等。随着越来越多学者强调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法治经济，我一度也持法治是市场经济核心要义的观点，因为法治的本质是游戏规则，只有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每个经济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市场经济的各项生产和交易活动才能有序展开。

这次陕北之行对柳青故居的参访和电影《柳青》的观后思考，使我逐步意识到，自由也许是市场经济诸多元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有了自由选择，从长期看，坏的法治会逐步转变为好的法治，而不再是少数（甚至坏）人统治多数（好）人的工具，不管这些少数人究竟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为了多数人的幸福；有了自由选择，通过以脚投票，不公平和不平等的现象就会越来越少，公平和正义随之而来；有了选择自由，不经过自由选择的专治自然会逐步走向民主。尽管自由的选择离不开对产权的尊重，离不开保护权利人人平等的法治，但自由在市场经济的诸多元素中的突出重要性由此显现出来。因而，自由选择成为市场经济的核心要义。

在市场经济中，无论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消费者个人，还是作为公共品提供者的政府，如果在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时能够自觉遵循自由选择原则，相信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交易双方遵守契约自由的原则，严格尊重彼此的交易意愿，而不是强买强卖；相关组织和机构在推出相关政策主张时，能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给企业和消费者更多的自由选择空间，类似ESG运动等多少激励扭曲也许从此可以避免？！公共政策的制定能够充分征询民意，以多数决的方式，而不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凌驾，甚至绑架多数人的意志。

回过头想一想，如果说现实主义作家柳青今天依然伟大，其伟大之处不正是他用他的亲身经历和现实主义的笔触告诉人们“自由诚可贵“这一朴实无华但颠簸不破的真理吗？这也许是我此次陕北之行最重要的收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