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榆林路200号,上海表业有限公司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只上海牌时钟。
张冰妮桌上摊开了十几张设计稿。新加坡买家的需求很具体:想要在设计中多融入中国元素。她想了好几个方案,比如,表盘上用老市府大楼建筑轮廓纹样,或是镌刻上海市花白玉兰。这几个方案都被她装进文件夹,奔赴9月初的香港表展。
张冰妮,上海表业总经理助理、品牌业务部总经理,拓展海外业务是她的工作重心之一。在此之前,一笔370只手表的定制订单刚完成交付。买家来自蒙古国戈壁阿尔泰省的汗阿尔泰金矿——海拔2600米,蒙古目前海拔最高的露天矿场。企业成立十周年,想要一枚能讲述十年故事、有分量的中国表作为纪念品。
370只,这对于年产千万只手表的生产线来说似乎“不足挂齿”,但公司总经理张袁说,这370只走了不同的路——“不是放在柜台里等人来买,而是有人翻越山海,找到了我们。”
今年前七个月,上海表的出口订单金额已达数百万元,同比增幅30%,其中约三分之一为定制产品。
对于很多上海人来说,上海表有个记忆里的标签: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那是“三转一响”里的“一转”。
1958年,上海表A581型上市,每只60元,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两个月的工资。但杨浦区的市三百货顾客盈门,首批量产腕表被一抢而空。
1958年,上海表A581型上市,杨浦区的市三百货顾客盈门。上海表业供图时代在发展,今天,手表的计时功能属性逐步减弱。“我们开始有意识地拓展文化外延,赋予时计更丰富的叙事可能。”上海表业总经理张袁说,过去机芯出海,是藏在别人的表壳里;现在卖上海表,要把“上海”两个字戴在别人手腕上。
去年,上海表“摩登·玉兰”获得“设计界奥斯卡”——美国缪斯设计奖“时尚设计—手表类别”金奖。今年,上海表“复兴·外滩之声”摘得缪斯“时尚设计—手表类别”最高荣誉铂金奖。
“复兴·外滩之声”摘得缪斯“时尚设计—手表类别”最高荣誉铂金奖。叶辰亮摄“表走得准,就不怕”
位于上海表业有限公司三楼的装备车间,头顶一排大功率日光灯常年黑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工作台上几盏旧台灯亮着光。台面上铺着深色桌垫,齿轮、螺丝、游丝、摆轮散落其间,有些得用镊子尖夹起来,凑近台灯的光才能看清齿形。
公司制造部副部长、“上海工匠”李文侠坐在灯下,头上戴着寸镜。寸镜,是钟表行业里的地道叫法,名字源于其焦距很短,大约只有一寸,使用时需要把东西凑得很近才能看清。40多年了,那些高端定制手表,必须从李文侠手头检验通过,才算“过了”。
公司制造部副部长、“上海工匠”李文侠手稳、眼毒。叶辰亮摄58岁的李文侠中等个头,肩膀宽厚,手掌也大。可那双手一贴近工作台,就忽然变得极轻极稳。他捏起一枚还没米粒大的摆轮轴,镊尖贴着台面微微倾斜,轴尖在灯光里一闪,他用指腹捻了捻。身边人夸他手稳、眼毒,他不谦虚,呵呵笑着应下。当年技校同学说他“天生吃这碗饭”,他也是这样笑,转身又趴回工位上去磨游丝。
李文侠10岁那年,父亲过世,留给他的唯一遗物是一块老上海牌手表。他趁母亲不在,拿小刀把后盖撬开,齿轮、发条、摆轮一一拆下来,装不回去了。母亲没扔,也没骂他。
“我就想要学这个,装回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手表厂工人检查手表机芯。采访对象供图他在上海手表厂技校读了三年,毕业那年考等级。同学们大多为三级,他考过了四级。工资每月比别人多九元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九块钱能在食堂吃半个月小炒。“四级工的手,装配一只统一机芯表,比三级工少返工两次。”
技校毕业那年,他把那块曾被他拆了的表装回去、修好了。
上海表,曾有过风光的年代。
上海表A581型
1965年年产量突破100万只,全国每四个戴手表的人里有一个戴着上海表。计划经济年代,有钱也未必买得到上海表。“那个时候,评上先进,奖励的是一张买手表的券,攥在手里比拿到年终奖还烫手。”到了1994年,上海手表厂一年共卖出1.2亿只手表。
上世纪60年代上海手表厂正在生产首款潜水表时的情景,工人正在进行手表的防水性能试验。采访对象供图李文侠爱人也是厂里的,做零件保管员。当年,丈母娘本想找个大学生当女婿,但看他胜在工作好——每个月比大学生还多十几元奖金,也就点了头。
变化,来得比预想快。
改革开放后,外国机械表和电子表纷纷涌入,1999年,上海手表厂无奈宣布破产,随后股份制改制,成为上海表业股份有限公司。厂区从鼎盛时期的3000人缩减为300人,原先那拨老师傅走的走、退的退。
李文侠留了下来。
2000年,改制后的上海表业机芯团队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捏把汗的决定:攻克“表中之王”——陀飞轮。这是瑞士、德国表业的看家本领,其他国家少有人敢挑战做出来。陀飞轮的原理是把整个擒纵调速结构组合在一个旋转框架里,以一定速度自转,抵消地心引力对走时精度的影响。装置里有70多个精密零件,全部手工组装,整体重量不超过0.4克——相当于一片天鹅羽毛。所有零件要在一元硬币大小的框架里找位置,齿轮间隙靠手感调,不能用任何测量工具。
车间里没有图纸,没有参考样机。几个老师傅围着一张工作台,先做框架。直径不到两厘米的钢圈,要掏空、打孔、磨出齿槽,偏一点就废。前前后后做了2000套,都失败了。焊点裂了,框架变形,孔位对不上。
框架做成了,还有齿轮咬合,70多个零件,多一微米卡死,少一微米空转。装一次,拆一次,再装……
就这样反反复复磨了近5年时间,终于成功了。此后,“上海”牌机芯开始大量出口海外。
也是2015年,Apple Watch进入中国市场。智能手表带来一道新考题:手表如果不再只是用来看时间,那传统机械表还剩下什么?
身边的老同事,不少下海做生意。当年技校同班40多人,现在还干这一行的,只剩下两个。
李文侠回忆起同学聚会的场景,大家拍拍他肩膀打趣:“你能坚持到现在?”
他却很笃定:“表走得准,就不怕。”
“卖上海制造的成表,才是上海的腔调”
2019年,复星旗下豫园股份收购了上海表业。
要不要转型?厂里有过一番争论。
李文侠回忆说,很多跟了他二十多年的老技工都不乐意:“代工贴牌稳赚不赔,一年几百万的订单,说不做就不做了?”但主张转型改革的人说:“瑞士表卖的是‘瑞士制造’的传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卖‘上海制造’的成表,那才是我们上海的腔调!”
李文侠当时没说话,但他想起父亲留给他的那块手表。他觉得,有些东西不能只看眼前是否走得通。
之后几年间,几经权衡,上海表业尝试回归自主品牌成表研发之路。白玉兰、九曲桥、外滩建筑轮廓等海派文化意象,逐渐“落进”表盘。
2025年,孟文博来了。他是现任上海表业副董事长,山东人,却花了很多心思调研上海表和上海这座城市。他此前在商业平台上为手工匠人搭建过销售渠道,琢磨的都是怎么把东西卖出去。到了上海表业,却发现要解决的问题是:手机都能看时间了,要表做什么?
上海表业副董事长孟文博,花了很多心思调研上海表和上海这座城市。叶辰亮摄他和李文侠出去做手表公益维修时,遇到过一个女孩。
女孩拿来一块老上海表,表盘泛黄,表带断了,时间永远停在10:10。她说,这块表是外公留给妈妈的,妈妈后来又送给了她。妈妈告诉她,那是自己高考结束的那个下午,外公把表戴在她手腕上,说了一句:“以后时间都是你自己的了。”
女孩想修好它。有些旧物停驻的不仅是时间,更是某个人生刻度。孟文博把这件事记了很久。
“手表,卖的是‘那一刻’。”
2026年5月27日,上海表做了一个大胆决定:启动“高端定制出海”战略。不放弃标准化的生产流水线,但制表工坊模式与之并行——如果有需要,每一块表都可以按客人的故事来设计。还可嵌入非遗的金雕、珐琅、大漆,虽然生产周期长,成本高,但每一块都是独一份的。
技术也要跟上。那间“黑灯实验室”里,李文侠对着一枚立体陀飞轮的样机调校。横竖两根垂直交叉的轴心,一套齿轮系统同时驱动两组飞轮架独立运转,全世界能做到的只有瑞士、德国和中国。两套齿轮组互不干涉,还要分配均匀动力,传动链长度是普通陀飞轮的两倍以上。整个球体直径仅10毫米左右,一枚硬币大小,狭小空腔内要塞下两套传动齿轮、擒纵叉、摆轮、双层支架、多组宝石。装配顺序不可逆,装错一个零件,必须全部拆了重来。单只立体陀飞轮,资深制表工匠组装、调校需要7到10天。
比陀飞轮更难的,是三问。
一块三问表(又称三簧表,是高级制表三大经典复杂功能“三问、陀飞轮、万年历”之一,可分别报小时、刻钟、分钟,靠机械敲击音簧发声)零件超过400个。触发拨杆一按,瞬间联动上百个微型齿轮读取当前时分,再驱动音锤敲击。任何齿轮错位,报出来的时间就是错的。制表师要反复打磨音锤重量、音簧张力、敲击角度,直到声音通透而不刺耳——没有任何仪器能替代耳朵的判断。
在“黑灯实验室”,上百枚崭新的陀飞轮自如地旋转着。
有国际友人来参观,好奇问:“这个,能做多少?”
李文侠让人翻译:“客人要多少,我们就尽力做多少。”
“让老外主动选择一块中国表,那才叫出海”
“目前,海外市场的增速是国内市场的两到三倍。如果只是把表卖给海外华人,那叫出口;要让老外主动选择一块中国表,那才叫出海。”
“复兴·外滩之声”摘得缪斯“时尚设计—手表类别”最高荣誉铂金奖
孟文博在小红书上留意到一位生活在上海的英国艺术家——安迈特(Matt Anderson)。约他来厂里聊的那天,他特意叫上了李文侠。“你来看看,他在表盘上画的东西,能不能装进我们的壳子里。”如今,安迈特成了上海表的合作画家,作品将于今年9月发布。
安迈特的绘画生涯始于15岁,那时他喜欢给金属玩具士兵和玩具龙上色,“我对涂色的兴趣远大于玩游戏本身。”这种对细节的专注也伴随着成长,后来他自学油画,持续了近20年。
英国艺术家——安迈特(Matt Anderson),王宛艺摄两年前,他开始在表盘上作画,在社交媒体上反响热烈。他收藏了一些破损、老旧、被遗弃的腕表,而表盘变成了小小的画布。
他回忆,自己绘制的第二块表盘就是上海表,“上海成了我的家,我收集了很多老上海表。人们结婚时买表,孩子出生时买表,把手表传给下一代,这承载着记忆,像一个伙伴。”
安迈特使用的画笔是美甲用的细笔,得配合显微镜工作。表盘面积约6平方厘米,实际可作画的空间只有2平方厘米左右。“这么小的地方要讲故事,必须非常清晰,每一笔都要有深意,这是极大的挑战,但也充满乐趣。”
安迈特的作品中常出现上海元素。他家就住南昌路的老式里弄,绿树成荫,邻居们年纪比他大,告诉他未曾经历的过往,这些传统和人情味带给他很多灵感。
英国艺术家——安迈特(Matt Anderson)的作品,王宛艺摄他也在尝试学习中国画的哲学,比如留白、极简、少笔触,同时也从西方视角出发,将一种文化的象征用另一种文化的风格呈现。“我爱龙的图案,我在不断探索不同文化间的融合与张力。”
安迈特的客户中外参半。外国客人常想用腕表记录他们在中国的美好时光,离开时带走一份回忆;中国客人则更多希望表达个人的性格或爱好。
李文侠英语有限,没能和安迈特有过深入交谈。但他能感觉到,这个英国人看上海表时的眼神,不一样。
过去解决了“有没有”,今天要定义“好不好”
2021年,上海表线下渠道客单价1200元;到了2025年,成了3600元,销量也在涨。
“一方面,是物价涨了,手表质量也更好了;另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上海’两个字分量越来越重了。”
但新问题随之而来,品牌在当地如何推广,产品如何匹配国际化市场的需求?
张袁的解法是:首先要让消费者,特别是海外消费者知道,上海表是一个专业的制表品牌,而不光光是城市纪念品。71年的历史里,上海表在专业制表领域有很多突破和成绩。品牌出海的第一步,就是把技术底牌亮出来。
又比如,创新如何赢得市场,也不丢失自己的风格?
孟文博桌上摆着三只手表,风格完全不同。最经典的那只复刻了上海表历史上第一只试制样品,造型儒雅。旁边那只整体偏运动,上市时间大约在2022年——那时上海表刚启动品牌焕新,团队希望用运动感让品牌快速年轻化。
运动款当时卖得不错。但孟文博却坚持把它停产了。
“这是块好手表,但并不是一块好的上海牌手表。”原因是,它和上海表最早的那些经典产品差距太大了。“如果我们只顾得上讨好客户的设计,但这个设计和我们一脉相承的基因没有太多关联,那三年五年后我们该坚持什么?”
出海一年多,上海表目前以东南亚市场为主,线上也开始覆盖全球。眼下,在上海表业渐渐有了共识:品牌认知和技术创新是根基。
第一步,梳理品牌故事,加强品牌在消费者中的认知力。第二步是不断优化迭代——基于优势技术和独特创新,结合当地市场的反馈和偏好,打造更多适应海外市场的产品。
团队有一个小目标:用三到五年时间,让海外营收规模与国内市场相当。
记者在上海表南京西路旗舰店里遇到米莲娜(Mylene),一个生活在上海的法国姑娘。她是唱中文老歌的歌手,也是专注传播上海本地文化的博主。她给自己的标签:是个对上海“一见钟情”的外国人。
法国姑娘米莲娜,王宛艺摄她的先生是中国人,公公早年一直戴块上海表。嫁过来之后,先生指着街边的表行跟她说,这个牌子跟城市同名。米莲娜开始留意上海表。当从法国来的朋友逛了一整天后,问她在上海该买什么纪念品,她想了想,把他们领进了上海表旗舰店。
朋友拿起一块块腕表,翻来覆去看了很久,最后买下了那块和一大文创联名的“71表”:秒针末端的红星划过印有“1921”与“七一”时标的表盘。因为当天上午,他们刚去过中共一大纪念馆。
眼下,经过李文侠手的个性化手表,越来越多走向海外。儿子李珄开始打趣老爸:“与国际接轨了。”
今年4月24日,李文侠参与装配的、一块复刻了钱学森院士生前长期佩戴的上海表发布,以此纪念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也纪念上海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李珄是交大校友,他没跟父亲说,自己掏钱在网上平台买了表,悄悄寄回了家。
李文侠收到表,一句话没说。第二天把表戴在了手腕上。
徒弟李玲跟着李文侠学手表装配23年,自己也已经是制造部主管。她说,师傅很乐意跟徒弟们说说以前的事。说起1955年,上海表初创时的58人试制小组,没有经验,没有设备,就自己画图纸做小铣床;没有材料,就用绣花针磨成微型钻头,口琴簧片做轮片,将阳伞骨和自行车的钢丝变成轴头和螺丝。盛夏酷暑,夜以继日,当年9月26日,中国第一款长三针17钻机械细马手表走起来了。
李文侠说,“总会有人记得”。他说,过去,我们把上海牌手表卖到全国,解决了“有没有”;现在,我们把上海牌手表定制给世界,是想争口气,定义“好不好”。
李文侠说,“总会有人记得”。叶辰亮摄今年,是张袁父亲光荣在党50年,她也想带一块手表回老家送给父亲,表盘背后要刻上“1976-2026”。她说,两代人的记忆和感受叠加在一起,家国情怀就此浓缩在一块表上。
原标题:《在场 | 上海表,出海》
栏目主编:祝越 文字编辑:张晓鸣
来源:作者:文汇报 王宛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