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你今回的北游，觉悟了生命的充实，领略了友情的真挚。社会阵场上的勇将，在轰烈的炮火中间，别忘却身心的和睦。奋勇呀，然后休息呀，完成你伟大的人生。”这是刻在铜质墨盒上的一段临别寄语，一位叫“懋德”的青年赠与友人“成辉”，民国十五年。歌手刘弢在云南的一家旧货店发现了墨盒，他用手机拍下盒盖上的这段话，曲经三易，写成《晚春》这首歌。1926年的“北游”，有“轰烈的炮火”，是我们在史书上读到的“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

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召集国民会议，次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1926年7月4日，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讨伐扰乱与破坏国民独立与自由之“卖国军阀”；7月9日，国民革命军广州誓师，出师北伐。北伐是对中山先生未竟之业的践行，未竟在何处？——自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而奔走革命、推翻帝制、创立民国的果实却为袁世凯攫取，1916、1917年又经历两次帝制复辟，此间的大事记还包括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1925年五卅运动。新生的中华民国并没有实现“中国之自由平等”（《中山遗嘱》），在北洋混乱的统治中，国人亦在思想与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提问、质疑、重建中华民国。蔡和森在《孙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一文中说，“孙中山死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决不至于停止或消灭，只有完全推倒了帝国主义与军阀，这种运动才会停止或消灭”，“中国国民革命的特性是一面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面打倒为其工具的中国军阀”。这是我们在大历史中了解的北伐战争的因由和起源。而当我读到墨盒上的这段寄语，听着反复吟哦的“奋勇呀，然后休息呀，完成你伟大的人生”，联想到更多的，是战争中的群像，那些鲜活的、为“中华独立之地位”而奔赴轰烈炮火的已经没有姓名的青年。“懋德”和“成辉”固定了一个注定逝去的时空节点，使炮火声真切传来，使1926年的“先烈之血”未灰飞烟灭，使历史永恒。循此，我想描画几个片段和一些未竟的人生。

友·爱

武昌围城战。第四军独立团第一营营长曹渊在火线上给叶挺写报告：“天已拂晓，进城无望，职营伤亡将尽，现存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爬城战，曹渊率第一组先登，“我是营长，我先扒城，你们继上”，而连长等云：“当然由我们率士兵扒城，营长随后督饬”，而排长复噪曰：“此乃我们排长任务……”争先为战友打前站。及登梯顶，曹渊高呼“革命军万岁！”当时身已数创，仍以一手攀墙，敌机关枪与炸弹齐发，阵亡。第四军张耀、王国华两排长，当爬城战时亦向众言：“登城我定在先”，及两君受伤自知不起，皆大呼曰：“我死，诸同志努力登城杀贼！”第四军赖胜初队长，上阵调任担架队长，足部受伤亦不稍歇，伤兵多劝其等枪弹稍停然后去抬，免受敌射击，而君云：“我是革命军人，不怕死，即使一人不幸而死亦无足重，君等受伤，若不扛回疗医，我何能忍！”受伤官兵相视泪下，皆曰：“君为救护我等不顾身，我等伤愈，当加倍努力杀贼！”第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兼北伐战时宣传队队长洪剑雄烈士，北伐战场与妻书：“我们是革命者而不是痴情儿……今后应移我们热烈的爱到革命工作上去，努力奋斗，以固我们的爱，因为我们的爱是建筑在精神与思想上面，我们应互相勉励！……愁闷消极是一般地那无意义而自盲目生活的人们，而非我们为革命工作者所有，我们只有勇敢奋斗是我们唯一的武器……爱！我俩的爱只有死去时才会消灭，这是我俩不要多顾虑，现在我俩要顾虑的是自己的爱怎样普遍于全人类呵！爱！至少我俩是要给人们以恋爱的模范，这是我、你要时时互相勉励的呀！”

主义

第四军缪五常副营长，死年廿一岁。24年考入黄埔军校，26年随军北伐，每于酣战之余对众同志慷慨言：“国家既为革命而生我，亦应为革命而死我，今兹北伐，节节胜利，国民革命成功在即，吾侪苟获裹骨沙场，岂非生得其时而死得其所耶。”9月3日武昌爬城战中枪牺牲。第四军周海清烈士，年三十四，牺牲时谓同志曰：“当努力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以舒我胸中积愤，即流我最后热血，亦是为主义而牺牲。”第四军徐钊烈士，十八岁投南京某标营，任炮兵连排长，时值清末外侮日侵、内忧交迫，愤然曰：“吾辈服兵，真义在捍卫国家，不能再作丧家奴也！”遂离伍而入上海某纱厂工作，从事工人运动，五卅惨案，烈士愤谓同志曰：“吾辈欲打倒帝国主义及万恶军阀，须从事各阶级运动，使各阶级在一战线上方能为功，吾今从事军事工作矣！”1925年离沪赴粤，北伐中，渌田、泗汾、平江、中伙铺、汀泗桥、贺胜桥诸役，均奋勇，谓众人：“吾革命军人要求国家之独立自由，要在弹雨枪林中奋勇取也。如不幸战死即吾个人革命成功，又复何憾！”武昌攻城战，弹洞胸背，仆地流血不止，谓众人：“速继续射击杀敌！吾今已矣，吾之个人革命成功矣！”第四军陈特烈士：“我等武装党员，能在疆场中为主义而牺牲，斯亦人生最快事。”

民众

第四军吴春穆连长，浙江义乌人，世代务农，常与人谈及社会之乏衣寡食者，君尤表同情，致友人书中说“社会一切罪恶，俱由现社会经济组织不完善所致”，为民生而努力萌芽了革命思想，中学毕业后便不愿跼蹐故乡，决心从事武装革命。曹渊烈士，友人记其日常言行，每每论及“革命军，民众之工具，民众帮助革命军，是民众为其本身利益而热忱帮助，不能稍存利用民众之心理”。“因感社会之不良”而投军者，在烈士传中比比皆是。对应的，民众亦在回馈革命，时人记第四军作战经过：“是役作战时，得农民帮助之力甚大，人民之引路者、当情报者、破坏敌人交通者，所在皆是。敌败走时，则引我军抄到敌之前方截击，虽炮火猛烈，无丝毫怯色；妇孺之送茶送粥者，虽在高山打仗，他们仍追送上来。因以本军消息灵通，精神振作，而敌方则因人民之扰乱，举止失措，故我军能一鼓而克。”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支军队和旧军队不一样，“军队在行动中，不需要强迫，就有本地的群众组织，如工会、农会等派出向导；有什么弹药、粮食要运输的，也有群众组织帮忙，军队不需要去讨人怨恨地拉夫，在战争中，也有群众组织起来，自愿去打探敌情，而且报告的消息准确。伤员，群众也会组织起来，把他们运送到后方救护站”。

这是我在北伐胜利次年出版的《广东各界追悼北伐阵亡将士大会特刊》中读到的一些烈士传片段。“忠烈”在中国是一个绵延很长的传统，可是对比传统叙事的“褒忠”与现代中国的“烈士传”，会感觉明显不同。褒忠的要义在君臣，除此之外，遗民与忠烈叙事中，我们还能感受到强烈的孤绝、怨悱、伤怀，《诗经》中讲“乱世之音怒以怨”，褒忠是“抒情传统”中带有强烈“怨刺上政”风格的文类，一种政教论述。而革命年代的烈士传则一排众怨，充满激昂，“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北伐誓师词》）。还有一点不同，儒家的经典叙事很少传扬英雄主义，《史记》之成为千古绝唱很大程度在于太史公所勾勒描画的项羽、荆轲在他之后的史学传统中并没有被极大继承，热烈的英雄可能往往意味着失败，他们更多生动于戏台、稗史。儒家不提倡英雄主义，忠义与节烈指向的是道德的完善，甚至“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反而构成道德模范，英雄的儒化、道德化简约、等同至忠君化。

如果说，“褒忠”是时代的落幕是消极的挽歌，“烈士传”则是昂扬的进行曲。从君父的时代到革命的时代，我们可以在烈士传中读到核心转变——从为君父殉忠义到为人民而壮烈。正如恽代英在广东各界追悼北伐阵亡将士大会上所说：不但是追悼有主义有训练之革命军，更要追悼后方一切的革命民众，“真要完全达到北伐之任务，非要我们全体民众决心誓死不可”。“主义”与“民众”出现在烈士传中，成为关键词，这也正是北伐战争为中国革命带来的伟大转折——“群众觉醒了”。鲍罗廷说：“国民革命军击溃了吴佩孚和孙传芳，这就向千百万人表明了旧制度必然灭亡，表明了革命的力量和威力。同样，不管军队领导人的意志如何，唤起和组织最广大的群众，为反对中国的殖民地军阀制度赖以维系的基础而进行斗争的信号已经发出了。”李一氓也在回忆录中讲到人民群众对国民革命军这支新军队的种种支持与支援，“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党组织，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亲身参加过北伐战争的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在《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一书中说：“北伐给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人由于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在军队中获得了可靠的声望。”

切列潘诺夫在“四·一二”之后失望地离开了中国，而恽代英纪念北伐将士忠勇之血的演讲发表在4月10日。两天之隔的历史，我们已熟知。1928年3月李一氓在《流沙》上发表《春之奠》，纪念牺牲在武昌城下的友人、政治部俄文翻译、共产党人纪德甫：“但他们说你永生，你负有‘烈士’之名。我亲眼看见是，你的血并未染出半朵自由的红花，从棺材中牠一点一滴的尽侵入泥沙。至今有谁记着：土冢中怕只有子弹与枯骨相亲地长眠，唱不出‘不朽’二字，白杨树上的啼鹃。”土冢中虽只有子弹与枯骨长眠，但，中国革命自此分途，也意味着走向了新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懋德的抒情诗。《晚春》的旋律是舒缓沉静的，而我的心里也会反复涌出叶挺的诗句：“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今天的青年们，不需要再经历烈火，所以，去领悟生命的充实吧，也别忘却身心的和睦。以此纪念伟大的、轰烈的国民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