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首届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最终结果，执政党公正党在全部145个席位中获得110席。表面上看，这是一场议会选举；放在2022年以来哈萨克斯坦持续推进政治改革的脉络中，它更像是新一轮制度调整进入实践阶段的重要节点。

今年3月15日，哈萨克斯坦就新宪法举行全民公投，87.15%的投票者表示赞成。7月1日，新宪法正式生效，1995年宪法停止施行，原参议院和马日利斯（即下议院）组成的两院制议会终止权力，由设有145个席位的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取而代之。变化显然不只是少了一个议院，而是国家机构之间关系的一次重新安排。

8月22日，也就是库鲁尔泰选举的前一天，哈萨克斯坦副外长阿尔曼·伊谢托夫在阿斯塔纳面向外国记者的一场吹风会上说了一句颇值得注意的话：“稳定并不意味着没有变化”，“稳定要求国家及时适应新环境”。他谈道，国际体系越来越复杂和难以预测，地缘政治紧张加剧，贸易和经济联系正在改变，各国围绕投资、技术和运输路线的竞争也在上升。在这种环境下，国家要维持稳定，反而需要及时适应新的条件。

这一表述为理解近年来哈萨克斯坦国家治理逻辑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适应性稳定”并不是哈萨克斯坦官方正式提出的政治概念，但从哈方官员近年来关于“稳定”“改革”与“适应”的连续表述中，可以看到一种日益清晰的治理思路：稳定不再只是维持制度原状，而越来越表现为通过主动调整制度和治理方式，应对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

“稳定”为何越来越需要变化

这种思路并不是2026年突然出现的。

2022年“一月事件”之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提出新一轮政治改革。当年3月，他在国情咨文中直言，社会在变化，国家在变化，“政治体系必须不断适应新的现实”。随后推进的改革涉及总统权力、议会作用、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和地方治理等多个方面。2023年的马日利斯选举重新引入单一选区，独立候选人也获得了参选渠道。

四年后，“适应”的含义发生了新的变化。

今年1月，托卡耶夫在第五届国家库鲁尔泰会议上提出，要取得稳定而积极的结果，需要采取渐进方式、分阶段行动，并让社会有时间适应新的政治和经济现实。与此同时，他也明确强调，哈萨克斯坦仍将坚持总统共和制，总统仍然是国家体系的核心支柱。由此也划出了一条比较清楚的边界：总统共和制的基本框架保持不变，具体的治理架构则可以继续调整。

6月30日，在原两院制议会即将结束使命之际，托卡耶夫又将新的国家权力结构概括为“强有力的总统—有影响力的库鲁尔泰—负责任的政府”。他同时重申，哈萨克斯坦仍然是总统共和制，总统在国家权力体系中保持关键地位。

从2022年到2026年，政策方向并非简单重复，而是在回答两个更具体的问题——什么必须保持连续，什么又必须随着环境变化而调整。

这也是“适应性稳定”与传统静态稳定观念的一个重要区别。制度不再被视为只能维持不动的框架。当原有安排不能很好回应新的社会、经济和国际环境时，改变制度本身，也可能被视为维护稳定的一种方式。

制度重组，而不只是精简

2026年改革最醒目的变化，是延续30余年的两院制议会退出历史舞台。

新宪法规定，库鲁尔泰由145名议员组成，任期5年，全部在全国单一选区内按照比例代表制产生。2023年的马日利斯则有98席，其中69席通过政党名单产生，29席来自单一选区。两次制度安排之间的变化十分明显。

精简机构是一回事，议员的产生方式是另一回事。

2023年的混合选举制允许个人通过单一选区直接进入国家议会。到了2026年，145个席位全部通过政党名单产生，政党成为进入库鲁尔泰的主要制度性载体。这种调整使哈萨克斯坦议会政治进一步突出政党的作用。政党需要在全国范围组织候选人、提出政治纲领，并对进入议会后的表现承担责任。与此同时，过去由单一选区承担的一部分地方代表功能，今后如何在新的制度框架中得到承接，也需要观察。

一院制本身也有明显的效率考虑。取消第二院后，原有两院之间的审议和协调环节减少，立法链条随之缩短。不过，新制度并非简单追求“少一道程序”。托卡耶夫在今年1月提出，新议会的法律审议将采用三个阶段：先讨论法律草案的基本理念，再审议修改意见，最后完成表决。也就是说，在压缩院际环节的同时，试图重新组织议会内部的审议过程。

从更大的国家权力架构看，这轮改革也不能只用“精简”两个字来解释，更准确的描述是制度重组。新宪法恢复副总统职位，设立哈萨克斯坦人民委员会，并赋予后者向库鲁尔泰提出法律草案以及提议举行全国公投的权力。总统制的核心位置继续保持，一部分组织层级被压缩，政党的政治整合作用得到加强，同时又以新的机构承担协商、代表和政策输入功能。

这种重新组合最终是否有效，不能只看一部法律以后能快几天通过。两院变一院之后，原来的审议功能如何补充？单一选区退出后，不同地区的利益如何更直接地进入国家议程？政党作用增强之后，议员与具体选民之间怎样保持联系？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制度改革的实际效果。

适应如果只意味着“更快”，还不足以形成真正的治理能力。

为什么如此强调“适应”

哈萨克斯坦对国家适应能力的重视，与它所处的位置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地缘环境首先发生了明显变化。哈萨克斯坦位于欧亚大陆腹地，与俄罗斯和中国接壤，同时通过里海连接高加索和欧洲。俄乌冲突以来，欧亚地区原有的物流、贸易和金融联系持续调整，运输路线的多元化变得更加重要。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近年来得到哈萨克斯坦持续投入，也越来越被视为连接中亚与欧洲的重要陆路通道。

运输路线的变化看上去是经济问题，实际会同时牵动外交、海关、投资、铁路、港口以及产业政策。外部环境越复杂，国内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能力就越重要——除了传统能源议题，物流、制造业、数字经济等领域也越来越需要跨部门协同。而哈萨克斯坦自身的经济面貌，同样处在变化之中。

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6.5%。进入2026年后，哈政府公布的上半年数据显示，经济同比增长4.1%，其中实体经济增长5.1%，非石油部门增速持续保持在5%以上。

与增长率本身相比，更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结构和治理议题正在变得复杂。哈萨克斯坦仍然是重要的能源和资源型国家，但制造业、物流、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以及产业多元化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家发展议程。

治理一个主要依赖资源出口的经济体，与治理一个产业联系更加复杂、跨境物流更加密集、数字技术迅速渗透的经济体，并不是同一回事。一个运输项目可能同时需要交通、海关、外交、金融和地方政府协调；数字产业又会把人才培养、数据治理、产业政策和法律监管联系在一起。

制度能否及时协调这些跨部门问题，开始越来越直接地影响发展效率。

社会变化同样不能忽略。2022年“一月事件”至少说明，宏观增长数据本身并不足以解释社会稳定。物价、收入分配、地区发展差异以及国家回应社会诉求的能力，同样影响着公众对治理的实际感受。

2022年的改革明显扩大了议会和地方层面的政治参与渠道；到2026年，改革重点则更多转向政党整合、国家协调和制度运行效率。两个阶段的制度取向并不完全相同，但都在回应各自阶段面临的治理问题。与其把这种变化简单理解为“放权”之后的“收权”，不如把它看作对参与、代表与效率关系的重新调整。

“适应”的边界仍是“稳定”

但这里也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如果维持稳定需要不断调整制度，那么这种调整的边界在哪里？

变化过慢，制度可能无法跟上新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变化过快，又可能增加规则本身的不确定性。企业需要稳定的法律预期，社会需要知道权利和责任的边界，政治参与也需要相对连续的规则。

因此，“适应性稳定”中的两个词并不能只强调一个。

“适应”是为了防止制度僵化，“稳定”则要求变化本身保持可控和可预期。制度调整越大，越需要稳定的规则；行政和立法环节越精简，责任归属就越需要清楚；国家权力体系越强调协调效率，监督和反馈机制反而越不能缺位。

新宪法本身也体现出这种“可变”与“不变”的区分。它大幅重构了国家机构，但同时规定，哈萨克斯坦的主权、独立、单一制国家性质、领土完整以及总统共和制政体不得改变。

换言之，在目前这套制度设计中，可以改变的是具体的治理架构，而被放在稳定层面的，是国家制度的基本根基。

首届库鲁尔泰选举只是这一逻辑进入实践的新起点。

谁进入新议会、各党获得多少席位当然重要。但时间拉到未来几年，更值得观察的或许是另一组问题：一院制能不能提高立法质量，而不仅仅是提高速度？全国政党名单制能不能在加强政党责任的同时保留地方和社会声音？新的权力结构能不能在强化协调的同时形成有效监督？频繁的制度调整最终能不能沉淀为社会和市场能够依赖的稳定规则？

“适应性稳定”不是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更不是对哈萨克斯坦改革成效的预先评价。它更适合作为一条观察线索：面对越来越不确定的外部世界和持续变化的内部社会，稳定未必只能来自维持原状，也可能来自一个国家持续调整自身的能力。比机构增减更重要的，是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当“变化”本身被作为维系制度效能的一种方式时，这套新的制度安排能否同时带来更高的治理效率、更充分的政治代表和更稳定的制度预期？

首届库鲁尔泰选举决定的是谁进入议会，这套新制度究竟如何运行，则要用接下来的五年回答。

（古丽孜依·白山，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中亚语系主任，讲师）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古丽孜依·白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