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去世二百五十周年。前不久在苏格兰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有机会前往爱丁堡旧卡尔顿公墓，拜谒了休谟墓地。苏格兰纬度颇高，虽值盛夏，却无丝毫暑气，反而透着凉意。在公墓中，休谟墓地相当醒目，墓前陆陆续续有人驻足瞻仰，大概和我一样，都是这位苏格兰哲人的读者。
大卫·休谟（1711年5月7日—1776年8月25日）墓地无论生前死后，休谟都享有令名，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好人大卫”（le bon David）。作为体面的苏格兰绅士，休谟以和蔼礼貌、善与人交著称。虽然暂居伦敦期间，他常会抱怨英格兰人傲慢无礼，因为他们总觉得苏格兰人都是乡巴佬。但这无非是休谟在若干亲友之间的吐槽，终究无伤大雅。
不过，哪怕是性情温和的休谟，也曾大大失态过，而这惟一一次失态的对象，正是让-雅克·卢梭这位同样闻名欧洲的哲学家。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休谟对卢梭破口大骂：“他要么是一个无赖，要么是一个疯子，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休谟书信集》，周保巍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350页；本文引用文献时，有时会根据外文原文略作调整，不一一注明）。同时，他还将卢梭称为“既傲慢又凶暴的怪物”（《休谟书信集》，366页；休谟针对卢梭的更多辱骂，可参见[美]欧内斯特·C. 莫斯纳：《大卫·休谟传》，周保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569页）。如此严厉，甚至可以说粗鲁的攻击，遍览休谟的所有著作和通信，可谓绝无仅有。
《休谟书信集》然而，在这场著名的争端爆发前不久，休谟刚刚向卢梭施以援手。他在英国为流亡中的卢梭提供庇护，找到了一处满意的容身之所。两位哲学家如何从最初的惺惺相惜，走到撕破脸皮的地步？卢梭为何要对自己的恩主反目成仇？这场争端虽然始于休谟和卢梭，却绝不仅仅是两位哲学家之间的个人恩怨。对于当时西欧各国的思想界，休谟与卢梭之争引发了大地震般的效果。双方各自的拥趸掀起了剧烈的骂战，几乎撕裂了整个欧洲文坛。更重要的是，休谟和卢梭分别代表了两种对于启蒙的理解。在唇枪舌战中，休谟和卢梭都强调两人各自提供的叙事更“真”，无论这种“真”指向的是事实层面的真实性，还是情感层面的真诚性。这两种大相径庭的对于“何为真”的理解，也牵扯出两条极为关键，但又交错并行的思想史脉络：身为历史学家和经验主义哲学家的休谟，强调客观、准确、中立的事实证据，开启了日后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先河；强调情感真实性、共情和心灵共鸣的卢梭，则为后世的浪漫主义提供了思想资源。在这个意义上，休谟与卢梭之争的重要性，远远超越了一次简单的文坛争端。
“我一直努力效法他的为人处世之道”
卢梭年近四十岁时，凭借《论科学与艺术》名动全欧洲。但仅仅过了十多年，在1762年，他就因为实名出版《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被法国当局通缉，这两部作品也被天主教会和日内瓦当局谴责和焚烧。卢梭被迫连夜离开巴黎，仓皇出逃。辗转数地后，终于在位于今天瑞士的纳沙泰尔地区落脚，获得了暂时的栖身之所。
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流亡生涯中，卢梭的慰藉是，他在法国的不少友人，仍在热心为他出谋划策。孔蒂亲王（Prince de Conti）是当时法国最有权势的贵族之一，他和情妇布夫莱尔伯爵夫人（Comtesse de Boufflers）都充当了卢梭的保护人，试图为他寻找更加稳妥的避难所。与此同时，布夫莱尔夫人也长期与休谟保持着暧昧关系，休谟甚至一度希望成为她的正式情夫（《休谟传》，496-515页）。在卢梭暂居纳沙泰尔之初，布夫莱尔夫人曾动用自己遍布全欧洲的人脉，为卢梭找到了几处可以迁居之处。其中首当其冲的方案，就是去英国投靠休谟。
对于布夫莱尔夫人伸来的橄榄枝，卢梭虽然在回信中回绝了再度搬家的建议，但他仍然客气地表示：“在我所知道的哲学家中，休谟先生是最真实（le plus vrai）的一位”（卢梭：《我是一个好人：卢梭书信集》，赵宇飞、仲树编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6年，134页）。此后的1763年，两人建立了联系。卢梭在写给休谟的第一封信中，用他一贯夸张激动的语调写道：“我希望能在您身旁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卢梭书信集》，140页）。
《我是一个好人：卢梭书信集》对于为卢梭提供庇护的请求，休谟也爽快应允了。在给布夫莱尔夫人的信中，休谟表达了对卢梭的崇拜：“我敬重他心志高洁，这使他不愿依傍和受惠于人；而我则虚荣地认为，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努力效法他的为人处世之道”（《休谟书信集》，221页）。为了不让卢梭觉得寄人篱下，休谟专门请有权势的友人帮忙打听，卢梭是否可以通过在伦敦出版著作，来维持基本的生计。对于这番安排，休谟颇为自得地对布夫莱尔夫人说道：“我认为这种做法是文人共和国特有的一种现象，而对卢梭而言，也是极其光彩的一件事。”（同前，227页）
休谟之所以颇费心思，做了这番安排，当然是为了照顾到卢梭“不愿依傍和受惠于人”的心态。在休谟看来，通过暗中帮助卢梭的著作在英国获得更大销量，从而靠卖书获得更多报酬，应该是卢梭较容易接受的方案。此外，尤其需要说明的是，休谟愿意庇护卢梭，他所看中的除了布夫莱尔夫人的垂青外，主要是出于启蒙运动哲学家之间相互照顾的惯例。正如休谟所说，在当时的欧洲文坛，有名望的文人之间互为倚仗、互相照拂，乃至建立私密圈子，本就是“文人共和国”成员之间的常见做法。如此做的部分目的，是为了抵抗来自持保守立场的各国政府和天主教会的迫害。在休谟看来，卢梭由于在《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中抨击天主教和专制君主统治，而被西欧各国和罗马教廷封杀，此时为他提供帮助，乃是义不容辞之事。当休谟说“我一直努力效法他的为人处世之道”时，大概指的就是卢梭在面对当权者时的无畏态度。
事实上，哪怕是在这段最初惺惺相惜的时间里，休谟对卢梭著作的评价，也并非完全正面。早在1763年初，两人尚未谋面，休谟就在写给布夫莱尔夫人的回信中，对卢梭做了相当微妙的评价。一方面，休谟承认卢梭的雄辩“赋予法语一种活力、一种能量，而这是其他任何作家都无法做到的”。但另一方面，休谟认为卢梭的文字中颇多“夸饰”（extravagance）。在他看来，卢梭想要“以其狂悖和似是而非的观点哗众取宠”（同前，229页）。不出意外，后来两人闹掰时，这也成为休谟对卢梭最常提到的批评之一。不过，饶有趣味的是，休谟针对卢梭的持中评价，并没能赢得布夫莱尔夫人的欢心。布夫莱尔夫人将卢梭奉为导师，在准情人休谟批评这位导师缺少自知之明时，她在回信中严厉地回应说：“如此指摘吾师，实属僭越。”（同前，299页注释1）
遍览休谟在这一阶段（1762-1765年）写给布夫莱尔夫人等友人的书信，谈及卢梭作品之处，关注的主要是文体，并对卢梭的法语文风多有臧否。令人惊讶的是，休谟几乎没怎么严肃评价卢梭著作的内容本身，尤其没有深入讨论过卢梭最具标志性的观点，即他对现代商业社会的严厉批评。考虑到休谟在各种著作中都试图为现代商业社会做辩护，这一点就尤其令人不解。或许休谟只是浮皮潦草地翻阅过卢梭著作的部分章节，又或许他认为两人思想上的分歧不会影响他们的私人关系。休谟到底是如何考虑的，我们已不得而知。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休谟当时没有意识到，对于卢梭这样心灵极为敏感的人来说，一旦发现了休谟暗中施以援手，却又不予告知，只会觉得更加难堪。甚至更糟糕的是，他非但不会感恩，还会认为休谟表里不一，想要用阴谋手段让自己受惠于人，由此不得不依附于休谟。很不幸，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误解确实成了两人交恶的原因之一。
作为公共景观的卢梭
在腓特烈大帝的关照下，卢梭在纳沙泰尔附近的莫蒂耶村居住了三年。然而，很快风波又起，当地村民在牧师的鼓动下，用石头袭击卢梭的住所，以至于他不得不逃离，再次踏上流亡之路。在暂居圣皮埃尔岛后，卢梭又遭当地政府驱逐，被迫来到法国边境的斯特拉斯堡。也正是在此地，如丧家之犬般颠沛流离的卢梭，决定接受休谟和布夫莱尔夫人的再次邀请，前往英国。他在回信中，对休谟动情地写道：“我将在五六日内启程，投入您的怀抱。”（《卢梭书信集》，142页）
在获得了法国当局特批的临时准入后，卢梭于1765年底来到巴黎，与休谟汇合。在巴黎期间，卢梭刚一露面，就引起了巨大轰动。在写给苏格兰友人休·布莱尔（Hugh Blair）的信中，休谟用颇值得玩味的口吻，描述了巴黎上流社会对卢梭的狂热：
法国人对于卢梭的狂热真是难以言表，也超乎我们的想象，由于人们都认为我是卢梭的监护人，所以全世界，特别是那些名媛贵妇们，都恳请我将他们引荐给卢梭。人们不由分说，硬是将钱塞到我的手里，并以迫不及待的心情恳请我力劝卢梭接见他们。我相信，如果要收“预约金”的话，不出两周，我就有50000镑入账。……与卢梭相比，伏尔泰和其他那些声名显赫的文人都黯然失色。我同时也意识到，由于与卢梭亲密无间，我自己的身价也大为飙升。（《休谟书信集》，293-294页）
对于巴黎人的“卢梭狂热”，休谟的评价既带着三分戏谑，又暗藏着一丝不解和羡慕。不过，他很快发现，在一行人来到英国后，伦敦上流社会对卢梭的好奇和痴狂，同样不遑多让。伦敦凡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想要见一见这位“世界上最特立独行之人”（同前，306页）。卢梭前往剧院时，英国国王和王后也专程前来观摩。休谟对友人评论说：“我注意到，两位陛下与其说是在观看演员的表演，不如说是在观看卢梭。”（同前，307页）
然而，卢梭本人并不乐意被络绎不绝的访客打扰，他有时甚至会因为强烈反感来访者，无法保持应有的友好态度（比如可参见《卢梭书信集》，199页）。休谟也留意到了这一点，发现当有陌生人突然造访时，卢梭会“表情一下子就变得极度痛苦起来”。访客离开后，卢梭可能会因为过于心烦意乱，“根本就无法进食”。在休谟看来，“卢梭这种不喜交游的脾性是天生的，禀性难移”（《休谟书信集》，296页）。卢梭也时常在作品中，强调自己渴望独处，拒斥现代社会中的社交生活，以及随之而来的虚伪和攀比。但反讽之处在于，卢梭越是宣称厌恶社交，打算潜心隐居，就越是吸引更多来访者想要一睹真容，或者把他当做无所不能的心灵导师前来求教。无论是流亡纳沙泰尔和英国期间，还是后来回到法国之后，前来拜访卢梭的“粉丝”和名流始终源源不断。由此，不断号称自己厌烦了社交生活的卢梭，反而成为全欧洲读者的公共景观和社交谈资，不得不说这具有十足的讽刺意味。休谟在巴黎和伦敦所见到的卢梭狂热，正是这种公共景观的直观体现。
伪造信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休谟都相信自己可以与卢梭这位他称之为“现代的苏格拉底”的哲学家始终保持友好关系（《休谟书信集》，295、309页）。哪怕霍尔巴赫等法国启蒙哲人反复警告卢梭的脾气有多么古怪，甚至把他称作“一条毒蛇”（转引自[美]利奥·达姆罗什：《卢梭传：一个孤独漫步者的一生》，彭姗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478页），休谟仍然认为“我可以和他在互敬互爱中生活一辈子”（《休谟书信集》，314页）。同时，他也在许多友人面前为卢梭辩解，断言卢梭是他生平见过最为和蔼可亲、品德高尚的人。当然，休谟也注意到，卢梭“太过敏感，这使他易于无端怀疑他最好的朋友”，而其“活跃的想象力”则“会凭空臆造出许多幻象，将他推至荒谬的极端”（同前，314页）。不过，在两人来到英国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休谟显然没有意识到，卢梭的敏感、多疑和幻想，将会引发一场多么剧烈的风波。
利奥·达姆罗什著《卢梭传：一个孤独漫步者的一生》裂缝很快就出现了。一封托名腓特烈大帝的伪造信，成为卢梭和休谟最终分道扬镳的导火索。这封信早在1765年12月底，也即卢梭尚在法国时，就已经开始在巴黎流传。到了1766年1月底，这封信出现在伦敦的各大报纸上。在伪造信中，腓特烈大帝用极为严厉的威胁口吻，指责卢梭背叛了祖国日内瓦，并要求卢梭前往普鲁士。在卢梭看来，这封信中“充满了最残忍的恶意”（《卢梭书信集》，163页）。他开始猜测伪造者的身份，认为这是伏尔泰或达朗贝尔等等与自己已经决裂的法国启蒙哲人的手笔，并向休谟询问是否知情。
在面对质问时，休谟含糊其辞的回答让卢梭起疑。数周之后，卢梭终于得知，伪造信的作者竟是休谟的老熟人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这让卢梭大吃一惊。沃波尔是当时英国政坛颇有影响力的政客，同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史专家。虽然沃波尔从未见过卢梭，却与狄德罗、格林等先后和卢梭决裂的文人相熟。他的为人以轻浮著称，对于卢梭避世退隐的生活选择和厚古薄今的思想主张都相当不屑，视之为老古板的道学家，因此杜撰了这封信，意在讥讽取笑。但在屡遭迫害，此时已成惊弓之鸟的卢梭看来，这位权势人物恶作剧般的戏谑之作，有可能是在酝酿又一场针对他的阴谋。当他后来发现沃波尔是休谟的友人时，应激性地认为休谟参与了阴谋，想要毁掉自己的名声，虽有过度猜疑之嫌，但也情有可原。
从后见之明的角度来看，根据现有的证据，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休谟并没有像卢梭臆想的那样，参与撰写沃波尔伪信。然而，这是否能表明，休谟在这件事上可以完全问心无愧呢？这一点仍有商榷的余地。休谟在伪信事件中的态度确实显得暧昧。在回复布夫莱尔夫人的信中，休谟曾竭力为沃波尔辩护，称后者“是杰出人物，他尊重甚至崇拜卢梭”，希望夫人不要为了这件“浮浪”之事苛责沃波尔（《休谟书信集》，309-310页）。这一回护态度，当然意在息事宁人，但有一厢情愿之嫌，因为沃波尔在伪信事件中明显对卢梭缺少尊重，所谓“崇拜”更是无从谈起。在其他场合，沃波尔曾轻蔑地把卢梭称为“骗子”和“伪君子”（《休谟传》，556页）。另外，更重要的是，根据当代传记作家的研究，当沃波尔一开始在巴黎某位贵族的宴会上沾沾自喜地复述后来出现在伪信中的冷嘲热讽时，休谟也确实在场，而此时卢梭正赶往巴黎，准备投奔休谟（《休谟传》，557页；参见[英]大卫·埃德蒙兹、[英]约翰·艾丁诺，《卢梭与休谟：他们的时代恩怨》，周保巍、杨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69-178页）。因此，哪怕休谟如他自辩的那样，没有提前读到过伪信，他应该也早已知道伪信中的内容，并且清楚乃是沃波尔一手炮制了伪信。然而，到了1766年1月，当卢梭得悉了伪信，向休谟询问是否知情时，后者却没有袒露以上内情，任由卢梭胡乱猜测是达朗贝尔或伏尔泰撰写了伪信，更没有站出来公开批评沃波尔，为卢梭鸣不平。这意味着，虽然卢梭认为休谟参与了针对自己的阴谋，无疑是错怪了休谟，但休谟也的确既没有向卢梭诚实地告知一切信息，也没有在该事件中坚定地站在卢梭这一边。
大卫·埃德蒙兹、约翰·艾丁诺著《卢梭与休谟：他们的时代恩怨》从休谟的立场上看，他选择在卢梭面前含糊其辞，很可能是为了替沃波尔打个圆场，从而维持社交生活的基本体面。这很符合“好人大卫”这位老好人的性格，也契合他对于现代社会的基本社交关系的看法，即人与人之间可以不存在亲密的内在深度交流，但仍需要保持表面上的基本礼貌，这对于一个陌生人社会来说至关重要。然而，卢梭对于友谊却要求彻底的透明性和亲密性，他不能容忍朋友之间有着丝毫的间隙和隐瞒。他希望能向友人无条件地敞开心灵，同时也期待友人能向他百分之百地吐露心扉，并在关键时刻毅然决然地站在自己这一边。因此，从卢梭的视角来看，休谟的刻意隐瞒就意味着阴谋，休谟试图打圆场，而非义无反顾地维护自己，就意味着背叛。两位哲学家对于现代社交生活和友谊的理解如此不同，而这种根本性的差异，也在伪信事件上得到了最充分的暴露。
分道扬镳
在伪信事件爆发后，卢梭和休谟又经历了若干争端。两人做了一次深夜长谈，第二天卢梭便离开了伦敦，要求搬往一处僻静的乡间。对于卢梭一意孤行的决定，休谟感到不解，并认为卢梭身处“荒僻之地”，必然“郁郁寡欢”，将会“完全无事可做，没有友伴，也几乎没有任何娱乐”（《休谟书信集》，322页）。即便如此，休谟仍然照办，为卢梭在远离伦敦的伍顿（Wootton）觅得一处让他称心的乡下宅院，并拜托宅院的主人达文波特先生照料卢梭。
在休谟看来，他与卢梭虽然产生了嫌隙，但经过一整晚的谈话后，已经可以互相谅解。因此，他继续动用在英国政坛的一切关系，试图为卢梭向英国国王申请一份年金，以补贴卢梭拮据的生活。同时，他也继续在友人面前称赞卢梭，称自己从未见过任何男士“在交往时如此令人如沐春风”（同前，330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卢梭的疑心被勾起后，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又让他进一步怀疑休谟背叛了自己。这些猜疑和不安，终于促使卢梭爆发，决定与休谟决裂，并在1766年6月23日寄出了一封措辞极为强硬的绝交信。
对于休谟来说，这封信无疑是晴天霹雳。他愤怒地回函质问卢梭，究竟为何如此不顾情面，要求与恩主之间恩断义绝。卢梭撰写了长达数十页的回信（《卢梭书信集》，150-189页），历数他对休谟的不满，并指控休谟背叛了自己。在这封言辞激烈的控诉信中，卢梭以第三人称叙述了两人从初识，到产生怀疑，再到彻底决裂的全过程。长信典雅华丽，文风灵动，嘲讽犀利，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卢梭在长信中提及的各种纠葛颇为繁复纠缠，其中一些事在旁观者看来甚至显得鸡毛蒜皮，我们没有必要逐个详细讨论，但不妨撮要加以概述。卢梭相当介意的一件事是，他发现休谟时常会偷偷拆看自己的往来信件。对此，休谟辩称是出于好意，希望提前将一些辱骂和攻击卢梭的来信筛选掉，以免刺激卢梭敏感的神经。然而，卢梭却生出疑心，认为休谟想要以好意为名，行监视之实。另外，卢梭后来回想两人的交往时，从回忆里又爬梳出另一件可疑之事。休谟曾请来苏格兰著名画家拉姆齐（Allan Ramsay），为卢梭绘制肖像。卢梭事后对这幅肖像很不满意，并将拉姆齐为自己和同时期为休谟画的肖像作对比。在他看来，拉姆齐将休谟描绘为和蔼可亲的老者，却故意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副敏感、多疑、惊恐的样子。卢梭怀疑是休谟授意拉姆齐如此绘制，意在损害自己的公共形象。一旦猜忌之心萌生，卢梭便不得不怀疑休谟的一切所作所为，并把两人之间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拿来在显微镜下吹毛求疵地检查一遍，看看是不是包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祸心。这种情形固然在休谟与卢梭的争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但对许多普通人而言，在一段友谊或亲密关系走向破裂时，恐怕也难免经历类似的过程，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艾伦·拉姆齐绘制的大卫·休谟像，1766年。艾伦·拉姆齐绘制的卢梭肖像，1766年。休谟与卢梭之争的另一处焦点，是休谟为卢梭申请的国王年金。如前所述，休谟为了给卢梭争取到这份年金，以改善后者的穷困处境，可谓尽心尽力。休谟自陈，除了拜托当时担任英国下议院领袖的康威将军（Henry Seymour Conway, 1721-1795）外，他也会向“我所遇到的当权者提出同样的建议”（《休谟书信集》，301页）。在这番运作下，英国国王终于应允赏赐给卢梭一份年金，只需卢梭呈表感谢即可。然而，卢梭却出人意料地拒绝了年金。卢梭认为，休谟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和资源促成此事，是为了在两人闹翻后，可以继续充当他的恩主（《卢梭书信集》，177页）。对于向来“不愿依傍和受惠于人”的卢梭来说，休谟意在用恩主身份，借年金事件毁坏他的声誉。总之，种种看似琐碎的误解和猜疑，让卢梭和休谟愈行愈远，终于分道扬镳。在卢梭搬迁至伍顿后，他与休谟此生再未相见。
“无赖”“疯子”和“怪物”
收到卢梭连篇累牍的控诉后，休谟震惊和愤怒于卢梭的忘恩负义和反复无常。在写给布夫莱尔夫人的信中，休谟怒斥卢梭“厚颜无耻”和恶毒地歪曲事实（《休谟书信集》，341页）。在向杜尔哥、霍尔巴赫等友人抱怨此事时，休谟充满怨毒地把卢梭称为“无赖”、“疯子”和“怪物”。他无法理解卢梭为何要如此以怨报德。
不过，休谟更担心的是，卢梭有可能会将这封长信公开发布，诋毁自己的名声。此外，休谟知道卢梭正在撰写一部自传，也即后来在卢梭死后出版的《忏悔录》。休谟很害怕卢梭会在该书中大肆攻讦，因此萌生了要将两人的争端公之于众的想法。哪怕达朗贝尔、亚当·斯密、杜尔哥、沃波尔、布夫莱尔夫人等休谟在英法两国的友人，都建议三思而后行，他仍然决定先发制人，捍卫自己的名声（参见《卢梭传》，479页）。针对卢梭的控诉，休谟撰写了一份《简要说明》，稍加润色修订后，先于1766年10月在法国出版，次月又在英国出版了英译本。在《简要说明》中，休谟附上了卢梭先后寄送给他的若干信件（包括控诉长信），搜罗了卢梭信中的十二个谎言，并加以一一驳斥。由此，两位哲学家之间的争端，被摆到了台面上，接受公众的审视。
休谟出版的这份《简要说明》，无疑是一记惊雷，在整个欧洲的舆论场上都掀起了轩然大波。出乎休谟意料的是，虽然他自认为在事实层面上有力反驳了卢梭的污蔑，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可他所做的反击，并且支持卢梭的一方大有人在。休谟后来不得不痛苦地回忆，许多人竟相信他是“一个恶意中伤的诽谤者、一个伪善的、背信弃义的朋友”，并承认这场争端“是我人生中的不幸”（转引自《休谟传》，573-574页）。
当然，卢梭面对的处境也并不比休谟更好。《简要说明》出版后，支持卢梭的一方和支持休谟的一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身处英格兰乡间的卢梭，收到无数的来信质询。有一些朋友完全选择了休谟阵营，不再给他写信了。孔蒂亲王、卢森堡公爵、布夫莱尔夫人等与双方都有往来的友人，虽然没有完全站在休谟这一边，但也都要求卢梭作出解释，这让卢梭感到苦恼烦闷。在一封写给故友的自辩信中，卢梭不得不寄希望于后人，祈盼“后世必将还我以公正”（《卢梭书信集》，195页）。数月之后，卢梭感到无法再留在英国，害怕在此处受到攻击和迫害，便与情人兼女仆黛莱丝偷偷回到了法国。
在出版《简要说明》后的一年多里，杜尔哥、达文波特、亚当·斯密等休谟的友人们陆陆续续向他写信，打听这场争端的进展，以及卢梭的近况。休谟在回信中继续抱怨卢梭“这个可怜的人儿绝对疯了”（《休谟书信集》，389页），认为卢梭“现在的判断力相当混乱”（同前，391页），并把他称作“任性、做作、邪恶、虚荣、焦躁，还有那么一点点疯狂”共同构成的“一个混合体”（同前，398页）。不过，这场争端对休谟的影响也就到此为止了。他很快就从中抽身，并在康威将军的首肯下，于1767年担任北方部的副国务大臣，成为英国政府当局中的要员。大约一年后，他辞去了公职，从伦敦返回爱丁堡。在1768年之后的作品和书信中，休谟几乎没再提到过卢梭。在人生的最后八年里，虽然病痛不断，并且终究没能与布夫莱尔夫人建立更进一步的情人关系，但休谟仍然度过了相当平静充实的时光。
两种“真”
对于休谟来说，卢梭始终是一个谜团。休谟无法理解，卢梭在两人决裂前的几个月里，“举止亲昵、满口亲善之言”（同前，357页），却突然发难，强硬地要求绝交。休谟更无法理解，卢梭为何会恩将仇报，认为休谟的一切照料和帮助，都是居心叵测。在休谟看来，卢梭的言行充满了矛盾，无法用常人的理性思维加以解释。在种种纷争尘埃落定之后，休谟对卢梭的盖棺定论是：“他是一个真正的、彻头彻尾的疯子”（同前，392页）。休谟把卢梭的一切行径归咎于疯狂，这意味着他彻底放弃了尝试理解卢梭。
在事实层面上，我们确实很难相信卢梭对休谟的各种指控能够站得住脚：休谟无疑并没有参与到一场旨在围猎卢梭的国际阴谋之中；拉姆齐为卢梭制作的画像，固然风格阴郁，但应该并不是得到了休谟的授意而故意为之；休谟替卢梭争取国王年金，也并非包藏祸心……然而，从卢梭的角度来看，事实层面的真实（也即客观意义上的准确性），不是惟一一种“真”，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一种“真”。与之相比，情感层面的真诚更为可贵，并且有可能被事实层面的真实所掩盖。卢梭在友谊中追求彻底的透明性，他期待休谟能将内心最深处向他彻底敞开，并且在一切纷争之中，义无反顾地站在他这一边。这种对于透明性的追求，意味着朋友之间不能有任何意义上的间隙，更不能存在隐瞒、犹豫和摇摆。当卢梭逃亡至斯特拉斯堡，身处孤立无援的绝境中，收到休谟的援手之时，或许他误以为休谟是这样一位可以让他获得长久以来求而不得的透明性的朋友。但在休谟看来，施以援手不过是尽到身为“文人共和国”中的一位公民的义务。在相交之初，两人对于这段友谊的认知和期待，就已经出现了无法弥合的错位，这为之后悲剧性的争吵和决裂早早地埋下了伏笔。
在阅读卢梭的控诉信时，休谟在来信旁边逐条批注了“谎言”，然后又将这些反驳条分缕析地整理成文，公开发表。他试图将卢梭提供的整体叙事，拆解为一条条可供检验和证伪的独立事实。对于休谟来说，反驳了这些“谎言”，就相当于击溃了卢梭。然而，对于许多读者来说，卢梭笔下文字的力量所在，甚至可以说他的全部政治哲学的力量所在，恰恰在于提供了一整套具有高度情感说服力的叙事。卢梭式的情感叙事并不要求每一处细节都准确贴合事实，但却必须以休谟最为鄙薄的“内心确信”为前提（《休谟书信集》，349页）。的确，在卢梭写给休谟的信中，就充斥着“我很确信”“内心深处最为确信”之类的论断（《卢梭书信集》，149、181页）。反之，休谟式的经验主义则要求摒弃独断论的迷思，用人与人之间可以共同验证的知觉、证据和客观事实，来构建能够被理性所认可的真理。在休谟的体系中，卢梭对于“内心确信”和“心心相印”的执着，显得荒唐不羁。但在卢梭的体系中，休谟对于准确、中立、客观的真相和事实的追求，也会因为无法真正洞察他人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显得笨拙无力。因此，休谟和卢梭的这场争端，便成为两种对于何为“真”的截然不同的看法，在现实的人际关系中发生的剧烈碰撞。
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休谟公布事件原委后，在公共舆论上遭遇的令人惊讶的挫败。此外，我们也可以对启蒙理性所能达到的限度，获得更直观的体会。卢梭在著作和书信中的许多地方，都区分了“说服”（convaincre）和“劝服”（persuader），并且毫不讳言他认为后者优先于前者（参见《卢梭书信集》，396页；也可参考《爱弥儿》第四卷中的“萨瓦神父的信仰告白”，以及《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七章）。在这组关键的对立概念中，前者指的是用理性和论证来劝说对方在逻辑上同意，后者则旨在达成情感和意愿上的认同。卢梭利用书信体小说、自白等形式，直接向每位读者的内心发声，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亲密性，从而在公众之中激发出了巨大的情感力量，把公众转化成了能够与他产生共情关系的私密知己。卢梭所依靠的，无疑是他所谓的“劝服”，而非休谟更擅长的“说服”。对于许多读者来说，情感层面上的“心心相印”所产生的心理联结，要远远胜过事实层面的纯粹说理。启蒙哲学家的设想是，只要把事实按照本来面目梳理清楚，交付给大众，那么大众就会用理性的分析，得出符合启蒙哲学家预判的结论。然而，休谟与卢梭之争的结果表明，哪怕面对同样的证据，人们仍然有可能依据不同的叙事框架和情感偏向，重新组织证据，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对于启蒙理性的倡导者来说，要承认这种苦涩的可能性，无疑相当艰难。
具有很强象征意义的是，休谟与卢梭这两位哲学家在这场争吵中所代表的两种思维方式，也预示了此后两百多年里持续发展的两种思想倾向。沿着休谟的道路前进，通向的是现代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将可验证性和可证伪性作为科学性的基本标准。沿着卢梭的道路前进，通向的是风靡19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时至今日，人们对于“共情”的渴望和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在卢梭开辟的思想疆域之中。
在休谟与卢梭之争爆发十年之后，1776年8月25日，休谟在爱丁堡的家中去世，享年六十五岁。在死前写下的简短自传《我的一生》（My Own Life）中，休谟隐去了卢梭的名字，完全没有提到这段困惑了他两年之久的关系。休谟只轻描淡写地说道：“1766年初，我离开了巴黎。”（《休谟传》，658页）休谟去世后两个月，卢梭在散步时被一头丹麦犬撞倒，身受重伤，并一度失去意识。这次事故虽然没有立刻让卢梭丧命，但据说仍然给他留下了致命的脑血栓。两年后的7月2日，卢梭突发中风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在去世前数年，卢梭终于完成了他的自传，也就是《忏悔录》这部八百多页的皇皇巨著。事实证明，虽然卢梭始终坚持休谟参与了针对他的国际阴谋，但休谟生前最担心的事情，即卢梭可能在《忏悔录》中颠倒黑白地攻击自己，并没有真的发生。在整部《忏悔录》中，休谟几乎没怎么出场。全书最后一卷的叙事，恰好终止在卢梭即将与休谟见面的前夕。休谟就像一个巨大的阴影，以缺席形式笼罩着全书的结尾。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休谟与卢梭这两位哲学家对于当年的这场争吵，都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沉默。这段令人遗憾的恩怨情仇，随着两位哲学家的离世，最终归于沉寂。然而，这场争吵所引发的问题，却仍然值得我们继续思考：事实与真相本身，是否足以带来充分的相互谅解？情感的真诚性能否与事实的真实性相兼容？两百多年过去，我们依然需要面对休谟与卢梭所代表的这两种对于“何为真”的不同理解所带来的紧张与困难。正因如此，这场看似琐碎，甚至有些荒诞的文人之争，直到今天仍值得重新讲述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