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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阿舍的“河畔”情缘

小说《阿娜河畔》 阿舍 著

●杨玉梅

2000年7月,我来到《民族文学》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迄今已有20多年。在此期间,我既见证了不少作家从默默无闻到跻身中国文学前沿,也目睹了一些作者虽然刚开始写作时表现得很有潜质,但在文学之路上却没有越走越好。长久以来我始终坚信,文学创作的突围与成长,从来不只依靠天赋,更源于勤勉深耕与自我革新。

近年来,阿舍的长篇小说《阿娜河畔》是我责编工作中印象最为深刻的重磅作品。这部小说备受瞩目,载誉颇多。《阿娜河畔》首发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2年第11期。2023年,《阿娜河畔》单行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2024年,《阿娜河畔》荣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首届天山文学奖、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一部优秀长篇小说的诞生,从来不是偶然。阿舍于2004年开始文学创作,我与她相识已20余年。其散文《白蝴蝶,黑蝴蝶》、短篇小说《蛋壳》均刊发于《民族文学》。早年由编辑石彦伟与她对接,近年我与她往来渐多,既是编辑与作者,亦为挚友姐妹。我与阿舍的父亲同为湖南怀化人,乡缘相近,这也使我们的交流更添一份默契与亲近。

2020年9月下旬,我受邀参加宁夏文学周活动,在银川跟阿舍有过一次短暂的相聚。2022年夏,我问起她的新作。阿舍说,近年未写短篇,只沉心完成一部长篇,正待出版机缘。当时《民族文学》正在大力扶持原创长篇小说,我当即邀请她将稿件交由本刊先发压缩版。当晚,这部33万字的《纯真年代》便抵达案头。

此后数日,我潜心通读全稿。看完后,我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阿舍,交流阅读后的感受和想法,并很快完成稿签撰写。作品迅速获得石一宁主编与时任汉文版分管副主编陈亚军的肯定,石主编提议将书名改为《阿娜河畔》,并请阿舍再斟酌备选,对作品进行适当修改。

一连数日,阿舍将文稿修改压缩至18万字。除了内容修改让阿舍疲惫不堪外,标题修改也折磨着她。《纯真年代》这个题目因表意宽泛、意蕴不足,被初步搁置。阿舍先后拟出多个标题,包括晨起偶得的《莽莽》,经社内研讨仍觉意境与格局尚有欠缺。

改稿期间,阿舍在同步跟进单行本的出版事宜。鉴于原投稿出版社久无回音,她决定撤稿另寻出路,将修改稿投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很快获得正式出版确认。

又过了几日,阿舍发来信息:“玉梅,我和出版社也商量了一下标题的事,他们认为《阿娜河畔》好,虽然放在多民族刊物上不明显,但放在大众读者面前,就显得稀缺了。我个人也倾向于《阿娜河畔》,另外,小说不管是发表还是出版,最好用同一个标题。”

如此,《民族文学》杂志社同仁非常尊重阿舍的意见,《阿娜河畔》这个标题终于被确定下来。杂志社的编辑说“阿娜”在维吾尔语里是“母亲”的意思,“阿娜河”就是“母亲河”,意味深长。

年轻的编辑张金秋主要承担校对工作,和我一起署名责任编辑。校对是个细致活,不仅考验编辑的语言文字水平和文学鉴赏能力,更需要耐心,需要一种近乎偏执的求证心理。

在校对过程中,张金秋发现作品引用的普希金诗句与现有版本存在差异,需核定准确译本。我随即请阿舍核对。不久,她发来《普希金文集》版权页与诗歌原文的书证,显示为1957年印刷版本,我们据此完成文本订正。

18万字仍超出刊物容量,于是我逐字逐句阅读,在删减一些故事情节和段落的同时,力求故事的精华得以保留,将文本压缩到14.8万字。

第三次校对时,因版面限制再度精简,并对字句反复打磨,力求语境准确、文气贯通。

校对过程中,我读到“她突然再也无法忍受家中四壁所显现出来的温暖与安谧,于是,她穿上外衣戴上围巾,平静又坚决地走出了家门”这段话时,觉得环境描写与人物心理活动不协调。因为在这部小说中,明中启对上海女知青楼文君一直倾慕不已,妻子石昭美对此耿耿于怀。于是,我与阿舍商量:此刻人物内心应是寒凉、刺痛与隐忍,环境不该温暖安谧,情绪更不该淡然平和。阿舍心领神会,提笔重写。修改之后,寒意从文字间透出,人物的心碎与自尊跃然纸上。

《民族文学》同期推出我与阿舍的访谈《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下她创作背后的深情与担当。阿舍曾说,写作《阿娜河畔》时,她与人物同悲同喜,常常写着写着便泪落纸上。一部能让作者流泪、让读者动心的作品,必然以生命体验为底色,以真诚与敬畏为笔。

作家的成功有时或许具有偶然性,可是一部厚重优秀的长篇小说,必须是用心用情、入脑入心才能创作出来的。《阿娜河畔》以栩栩如生的叙述,让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从祖国的边疆向我们走来,走到眼前,走进心里,让我们血脉相连、惺惺相惜。(作者系《民族文学》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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