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晏彪

窗台的玫瑰 罗雪村

　　前段时间收到著名作家、编剧刘恒先生发来的在“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系列讲座”的演讲实录，展读之下，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讲台上不端架子，言谈间不卖弄术语，句句直指文学创作的关键与要害。前些年参加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我们俩总在晨间的餐厅不期而遇，短短几十分钟，好似从盛宴中偷来的时光；没有镁光灯，没有采访者，窝在角落一边喝咖啡，一边聊电影的气息与文学的筋骨。

　　刘恒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始终走在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上，将文学性与大众性紧密结合，而这恰恰是时下最推崇的文学范式。他的短篇小说成名作《狗日的粮食》，中篇小说《伏羲伏羲》《虚证》《白涡》，长篇小说《黑的雪》《苍河白日梦》，都因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和冷峻笔触，在文坛激起强烈反响。而他执笔的经典影视剧本，如《菊豆》《秋菊打官司》《画魂》《漂亮妈妈》《集结号》《金陵十三钗》等，具有强烈的文学性，时代特征突出，人物个性鲜明。他对小说与剧本的区别，有极精妙的见解，鲜为人知。

　　刘恒说，尽管小说和剧本所用材料一样，都是文字，但存在一个巨大的区别——写小说时，文字是“砖瓦”，作家把作品完成，这个靠文字垒起来的建筑就屹立在那里。它是完整的，属于作者本人。如果这个作品足够优秀，被很多人看到，那么看到它的人，会在心里垒起属于自己的建筑；这个建筑的模样通过文字想象得来，跟作家的建筑有关系，但又不大一样。剧本就不同了。虽然剧本也用文字书写，但它不是建筑，而是“图纸”，描绘的是线条、尺寸、结构以及各种细节。真正将这个建筑垒起来的，是拍摄。拍摄完成后，这个建筑就固定了，所有观众看到的都是一个模样。刘恒曾半开玩笑地说：“电影是电影剧本的‘墓志铭’，一旦电影拍摄出来，电影剧本就被埋葬了。”

　　2023年，我陪白庚胜先生、刘恒先生赴云南瑞丽参加文学采风活动。刘恒在致辞时谈到了创作者与世界的关系，这和他在“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系列讲座”中关于“时间、空间、个体”的思考一脉相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所面临的机遇和困境都是相似的，但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外在条件是对环境的适应。打个比方，一种植物若想在某片土地生长，就必须适应这个环境；从环境里获取自己需要的资源，也把自己作为一个资源，赋予这个环境，相互达到某种融合和平衡，由此得到自己的利益。”

　　那天，刘恒还提及创作者需要处理的三重关系：

　　第一，与环境的关系。“我之所以来瑞丽，就是把接触的环境扩大，看看这个环境能给我提供什么。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也要看看我能为这个环境做些什么”。创作者的创作素材都来自环境，必须具备敏锐的听力、目光、思路，“好比一个级别很高的雷达，张开它，从环境里捕捉各种信息，把垃圾信息排除，将最有价值的信息吸收进来”。

　　第二，与他人的关系。刘恒坦言：“从理论上讲，所有写作者对他人来说都是竞争者，事关名望、利益的竞争有时候十分残酷。”但他话锋一转：“站在更高的视角，所有写作者又属于同一族群，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凝聚民族精神，创造文化战果。所以，除去竞争者的关系，还是战友的关系，这更重要。大家凑在一起相互帮助、相互温暖，尤其是当我们取得成绩却得不到公正评价，或因自身缺陷被低估的时候，彼此的扶持就显得非常有意义。”

　　第三，与自己的关系。“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欲望，有阳光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我们必须正确面对人性的复杂，了解人性的深度和困境。”刘恒强调，文学创作的最大资源，源于对自我的清醒认知，“必须清楚认识到自己的潜力在什么地方，绝不能夸大自己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正视自身弱点，尽快找到克服的办法。每个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在“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系列讲座”中，刘恒以闹钟、鞋底、心情三种物象拆解天地时空、个体命运的宏大命题，把深奥的人生哲思落于烟火日常。他坦然讲述养老陪护、岁月流逝、生命终点的五味现实，以七十余年的人生积淀寄语青年：时代纷乱、光阴有限，人这一生，唯一可主宰、可掌控、可修行的，是自己的内心。认清人性的复杂，原谅自身的局限，善待最亲近的人，然后拿起语言这件武器，去行动、去爱。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刘恒谈小说是“砖瓦”、剧本是“图纸”时的神情，那是一个“文字建筑师”对自己手艺最朴素、最清醒、最透彻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