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注定无眠。

　　台灯压得极低，光只够笼住稿纸方寸之地。“翻越高山，穿越雨林，脚步丈量每一寸边防——”没料到，即兴出的半句歌词，停在了“丈量”，沉甸甸的，像一脚踏入泥沼，拔不出，也落不下。

　　窗外秋虫有一声没一声地叫，把夜衬得更深。思来想去，还是拨通了昆明战友杜立山的电话。响了两声，他接了。

　　“歌词卡住了——‘脚步丈量每一寸边防’——你当过连队放映员，比我有体会。”没有寒暄，我直奔主题。

　　老杜知道我近期在写《南疆电影人》。电话那头静了片刻，打火机“啪”地一响，随后他不紧不慢地开了口：“通往哨所的路，步步艰辛，也步步都有故事。”

　　“怎么个艰辛法？”

原蒙自军分区独立连放映员 杜立山

　　“第一次上南科哨所放电影，是1974年的初夏。我是跟着电影组长吴同林上去的。”他话停住，像在摸索那条路的入口。

　　我拿笔记下这条路径。从“那发”边防独立连到南科前哨排，全程53公里。先沿金水河走，水声哗然灌满两耳；后拐入密林，声音骤然被吸净，只剩马蹄踏在腐叶上的闷响。林子里的光是一缕一缕的，从树冠缝隙间漏下来，像筛碎的黄金。路面窄处仅容一马侧身，外侧便是陡坡，滚下去便没入深沟。

　　老杜的语气明显有些加重：“吴组长走在最前头，回头跟我说，有驮子就在这里翻过。一匹骡子踩滑了，整驮设备滚下去深沟，幸好在十多米处被一棵树挡住。打那以后，每回经过那段弯道前，他都要停下来，亲手把驮绳再紧一遍。”

电影组送电影到南科哨所途中(图为AI所作)

　　他顿了顿又说：“那天吴组长紧完绳子直起身，拍掉手上的泥，看了我一眼，没什么多余的表情，只说了一句话——今后过危险路段都要检查驮子松了没有，放映设备就是我们的武器。”

　　老杜说，这句话他没有忘。后半程的路，才真正开始。身上那件白布衬衣湿了干，干了湿。腿也开始不听使唤，每抬一步都像从黏稠的泥里往外拔。以前听老兵说，有的新兵走哭了，我不信，这次上南科，算信了。就在我精疲力尽的时候，吴组长在前头喊：“快了，哨所就在半山腰。”他仰头看，山势陡得把天都削窄了。这段半个小时的路程，我却走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几百米，我是拼尽全力一步一步“挪”上去的。

原蒙自军分区独立连第一任电影组长 吴同林

　　电话那头短暂沉默后声音又浮出来：“当天晚上，我们在哨所放映了《英雄儿女》。银幕亮起来的时候，我看见旁边的一个新兵，黑黑的眼睛被光影映得闪亮，他仰着脸，仿佛在看家乡的月亮。附近赶来的村寨群众聚在放映机周围，有瑶族大爹抱着水烟筒、有苗族妇女背着孩子，一些苗族姑娘还伴着电影插曲轻轻晃动。第二天，战友们用塑料布把宿舍的窗户蒙上，我们又放起了室内电影，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没看够就继续放。直到一个老兵慢慢站起来，说，看够了。我们才停机收设备。”

　　“哨所看场电影真不容易，银幕背后还有这些看不见的故事。”我话头轻轻递过去。

　　老杜沉吟片刻：“一路都是故事。我们上南科放电影，沿途村寨的乡亲们没少帮衬。赶马驮设备的瑶族汉子从不提报酬；金水河上摆渡的傣族老爹，分文不收船钱；老刘乡苗族寨子的刘大爹家，更是我们的编外兵站。”

　　“编外兵站”四个字不是虚话。老杜记得有一回上南科，出发晚了，只能在老刘乡借宿。不巧碰上从哨所下来的三名战士，人多被薄，刘大爹二话不说，把预备给儿子娶媳妇的新被子抱了出来。大家得知实情后，谁也不肯打开铺盖。

　　刘大爹见状，语气一沉，不容商量：“不想让我们苗寨看电影了？军民一家亲嘛，别啰唆！山上冷，都给我盖上！”

　　正是刘大爹那晚的暖意，让我把第一段主歌词补足了份量：“红河前哨的星光下，光影闪烁，照亮钢枪与誓言。边疆密林的春风里，银幕飞扬，诉说鱼水情长！我们是南疆电影人，为边疆送去精神的力量！”

　　那个年代，文化生活贫瘠得近乎单调。莫说前沿哨所，就是连部有时也近一个月看不上一场电影。好在电影组不知何时留存了一部《南征北战》的16毫米拷贝，没有新片便拿出来放映。时日久了，老兵们个个能把台词倒背如流，连语气轻重都分毫不差。

南科前哨排专职放映员 魏云(右一)

　　说这话的是原金平那发独立连放映员魏云。1975年9月，连队配发了一台8.75毫米放映机。这名来自贵州遵义的新战士，从昆明军区文化站培训回来后，便成了连队电影组驻前哨排的专职放映员。

　　魏云说得平淡：“说是专职，也不是天天放。没片子的时候，我去放羊、喂鸡。来了片子就连着放，不光哨所的战士轮着看，附近的瑶寨、苗寨、苦聪寨的群众也要来看。最要命的是换影片——几十公里山路，中途饿了啃压缩饼干，从清晨走到晚上八点才到连部。如今看到部队的发展，死也瞑目了。”

　　魏云的平淡让我心里一紧。而另一个人，让我沉默得更久。

　　80年代初，顶青连队副班长朱成贤，去老集寨取电影胶片回来，正遇顶青河突发涨水，驮马受惊坠入河中。为抢救那几盒胶片，他不幸被洪水卷走……

　　我搁下笔，望向窗外。夜色还沉，秋虫不知什么时候停了。稿纸上“丈量”两个字静静躺在那里，此刻却不再空茫——它落到了53公里的山路上，落到了吴组长紧过一遍又一遍的驮绳上，落到了刘大爹那床新被子的棉絮里，落到了魏云背着拷贝从清晨走到天黑的那双脚底下，也落到了朱成贤再也没有上来的那条河中。

　　那些画面在我脑海里反复出现，笔下副歌终于有了军人的骨感：“风再狂，雨再大，挡不住我们前行的步伐；边疆的夜，因电影而明亮，战士的心，因故事更坚强。我们是南疆电影人，为边疆送去精神的力量！”

　　我知道，银幕上的光，终会暗去。但银幕外的那些人、那些路、那些在边防线上默默站立的身影——从未被真正放映过，却比任何一部电影都更值得被记住。

　　作者武书明，1976年入伍，先后任云南蒙自军分区政治部、成都军区守备二师政治部新闻干事，八一制片厂纪录片室兼职电影摄影记者，有十年战地记者生涯，三次荣立三等功，陆军少校。1993年转业到原遵义电视台，主任记者。2004年获贵州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2005年获贵州省劳动模范称号，2016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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