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新闻记者 李皓

在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中，昆仑如同祖先留给我们的深情嘱托，它穿透脆薄的竹简帛书，直抵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昆仑既是万山之宗的地理名山，也是华夏民族精神原乡的文化符号。

提起昆仑，首先浮现于人们脑海之中的，是横亘天际的皑皑雪峰，是孕育江河的崇山峻岭，是西王母瑶池的浪漫传说，更是先民仰望苍穹叩问天地的虔诚和深情。

昆仑在哪里，昆仑文化的诞生地又在何处？这是困扰学界逾百年的一道历史谜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实证、古环境研究成果、文献考据，都将昆仑地望指向了同一个地域——昆仑文化很可能诞生于青海高原这片高天厚土。

昆仑神话封存着古羌人的生存记忆

昆仑与蓬莱，构筑起中国上古时期的两大神话体系，它们一西一东，交相呼应，塑造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流传百世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两大神话体系如同中华文明精神长河的两条源头支流，并行流淌，彼此交融，深刻影响着后世数千年的思想和信仰。

学者季羡林曾这样辨析两大神话体系的精神内核：蓬莱神话，寄寓东方入海求仙、浮游于沧海之间的向往，是濒海族群对于永生仙境的浪漫畅想；而昆仑神话诞生于西部高原，这里高山接天宇，大河出万山，雪山高耸仿佛可以直抵天帝居所，先民仰望雪山冰川，自然而然生发出通神向天的精神想象。

《山海经》记载，昆仑为帝之下都。在昆仑的叙事谱系之中，这座威严的帝王之都，有不死之树，有瑶池圣水，有灵禽奇木，神兽往来其间，天地神灵在此相会。学者苏雪林则认为，这套神话并不只是缥缈的怪力乱神，它沉淀着华夏民族最原初的价值取向：敬重自然，敬畏天地，追求德与善，向往各部落和睦共生。神话故事的外壳之下，包裹着上古先民朴素的社会理想与道德追求。

对于昆仑，青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侯光良教授给出了另一种答案：昆仑不是一座单纯的山体，它是青藏高原东北部多元族群共同淬炼出来的文化复合体。古羌族群以河湟谷地与环湖草原为广阔舞台，在雪山江河之间繁衍生息，孕育出昆仑神话的原始母体，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早期集体记忆，为铸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埋下了遥远而厚重的文明伏笔。

多族群共同创造的精神遗存

“神话是被想象包装过的历史现实”，这已经成为近代学界的普遍共识。神话并非凭空的胡思乱想，很多故事都来自真实族群的生存体验，经过口耳相传的加工，披上奇幻浪漫的外衣。

季羡林指出，昆仑神话并非文人坐在书斋之中凭空虚构，它的内核源自上古生活在青藏高原东北部古羌人群体世代口耳相传的族群记忆。古羌先民把高原严酷又壮丽的生存体验，转化成神山、瑶池、西王母的故事，并代代流传。

回望数千年前的上古时代，青海的河湟、青海湖环湖一带气候温润，草场丰美，河谷适宜耕种，草原宜于游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吸引众多古羌部落在此繁衍生息。古羌人仰望终年不化的皑皑雪山，目睹大河从雪山峡谷奔涌而出，亲历四季轮回、寒暑交替，见识草原上万物荣枯。他们结合自己的生存际遇，创作出了大量与山河大地紧密相关的瑰丽神话传说。这些传说随着族群流动向外传播，向黄土高原和中原大地扩散，在漫长的交流之中，被中原的文字记录，写进《山海经》《禹贡》《淮南子》等典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有关昆仑的叙事。

作家李晓伟在他的著述中写道，神话里的西王母，最初并非后世文学塑造的温婉美艳女神。《山海经》这样记述西王母——“豹尾虎齿，善啸”，很多人读到这段文字，误以为西王母是鬼怪异兽，实际上，这正是上古西部强悍部落首领的形象投射，所谓豹尾虎齿，则是部落图腾、羽毛兽皮的特殊装扮。

与此同时，昆仑神话叙事的背后，是中原与西部古羌族群久远交往的历史回响。

《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行会见西王母，宴饮瑶池，诗歌酬唱，这个故事，折射出中原邦国与西部高原部落之间早期的往来互动。昆仑神话，正是华夏共同体尚未成型之时，多族群共同创造的精神遗存。

跨越百年的昆仑之争

长久以来，人们常常混淆了地理昆仑山与神话昆仑山，二者虽然不能简单等同，却又无法彻底割裂。

现实之中的昆仑山脉绵延数千公里，横亘在新疆、青海之间；但是先秦文献当中的“昆仑”，却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现代地理学定名的昆仑山脉。上古时代的昆仑，更多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

学者赵宗福在《论昆仑神话与昆仑文化》一文中考证，“昆仑”古意本有浑圆、混沌之义，对应上古先民看到高原大山圆浑磅礴的观感，并不是单纯现代地理学上一座具体山峰的名字。

于是人们便产生了这样的猜想，先民见到青藏高原东北部连绵雄浑、山体圆厚的大山，便将这片区域泛称为昆仑，它指代的是一片广阔高原山地，而不是孤立的一座山峰。

地理实体为神话提供土壤，神话又反向重塑人们对于山川的认知。有学者在阐释二者的辩证关系时说：“神话昆仑，以现实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山川地貌作为物质原型，但经过想象、加工、放大，成为文化符号；地理上的山体是素材，神话在此基础之上完成精神再造。神话昆仑有现实山川的影子，又超越具体某一座山峰，是一片文化地理区域的集合，不是单指的一座高山。”

“河出昆仑”，是中国人有关昆仑最早的地理认知。

黄河，孕育华夏文明的母亲河，古人执着地探寻它的源头，将河源与昆仑神山紧紧绑定在一起。

《山海经》有言，“河出昆仑东北隅”。在上古先民认知当中，黄河源自昆仑神山，这条孕育华夏文明的母亲河，它的源头出自万山之宗的昆仑。

古老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将它的源头归属于神性的昆仑，本身就是文化层面的升华，昆仑因此被赋予神圣的精神意义。

可是，长久以来，很多学者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受到高山阻隔、交通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上古时代，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古人，似乎很难抵达高远苦寒的河源之地。于是学界围绕着“昆仑到底在哪里”，开启一场跨越百年的昆仑地望学术之争，有关昆仑地望的考据，更是数不胜数。

一部分学者依照《史记》的记载，把昆仑定位至新疆昆仑山脉；有学者提出昆仑为甘肃祁连山；也有学者将目光投向青海境内的阿尼玛卿、巴颜喀拉；还有观点认为昆仑只是纯粹精神概念，现实中不存在对应实体山岳。各家引经据典，各执一词，昆仑地望终于成为上古史研究当中一大悬案。

现代考古学的普及，让学者们有了这样的认知：文献考证固然重要，但仅仅困于书本之中，很难彻底解开谜题，必须让纸上材料与地下出土实物形成互证，才是解开昆仑地望的钥匙，而尕日塘石刻的发现，恰好为人们探究昆仑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

石刻为证

尕日塘石刻坐落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的扎陵湖畔，也就是黄河源核心地带，是国内迄今发现的唯一留存原址的秦代野外石刻。石刻铭文之中清晰出现“昆仑”（古写“昆陯”）字样，为昆仑的地望研究带来极为珍贵的地理实证，拥有不可替代的地理文化意义。

复旦大学教授刘钊新近出版的《发现昆仑石刻》一书中认为，尕日塘石刻上的“昆仑”二字，定位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地理空间，把文献当中抽象的昆仑叙事，落实在青海大地。

侯光良教授也认为，尕日塘石刻属于原地留存的秦朝野外实物题记，证明先秦时代古人确曾亲临河源。

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尕日塘石刻上确凿无误的“昆仑”二字，说明在古代人的地理认知体系里，青海高原上的黄河之源，就是“昆仑”所指的地理范围。它的面世，打通了传世文献与高原大地之间的一道壁垒，为昆仑文化根脉落在青海提供强有力的实物支撑。

认知昆仑的全新维度

当然，尕日塘石刻终结的只是一部分猜想，它依旧不能完全消解全部学术疑问，要完整读懂昆仑文化，我们还需要回望青海大地上层出不穷的史前考古遗存。

五千多年前，马家窑文化、卡约文化在河湟大地遍地开花。从考古谱系来看，从马家窑文化到齐家文化，再到卡约文化，构成了甘青地区古羌人完整的文化发展链条。

侯光良教授指出，古羌文明不断和不同的文化形态交融互动，传播演替，这一切为昆仑文化的诞生，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古羌人是中华民族重要族源之一，古羌人世代栖居于青海河湟、环湖草原，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论述，古羌不是单一民族，它是众多西部族群的统称。许多古羌支系，持续不断向东、向南迁徙流动，融入华夏各个族群之中，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血脉来源。

在青海汉墓的考古发掘中，出土过带有嫦娥奔月形象的墓砖画像。嫦娥是昆仑神话体系中的人物，嫦娥的形象出现在青海本地汉代墓葬文物之上，足以说明，秦汉时期，昆仑神话已经在青海高原广泛流传。昆仑神话早已融入高原本地的丧葬信仰之中，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青海湖环湖草原，是西王母传说最重要的流传地域。千百年来，环湖草原一直流传着西王母的种种传奇，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西王母石室遗址，还曾出土汉代瓦当残件，印证自汉代开始，这里就已经存在和西王母相关的祭祀活动，不少学者考证，传说之中的瑶池，原型就是烟波浩渺的青海湖。

作家李晓伟认为，昆仑神话中的西王母原型，极有可能就是上古青海湖周边强大古羌部落的女首领，而穆天子西行会见西王母的故事，本质上是中原君王和西部羌人部落首领交往的经过。

神话不是某一个地域单方面创造的，是不同族群在长久交往之中，不断叠加、丰富而成的集体精神作品。一方面，中原的神话叙事传入高原；另一方面，源自青海古羌本土的古老传说继续向外输出。双向流动，彼此吸纳，共同丰富了昆仑神话的内涵。

侯光良教授也强调，古羌人从来不是游离于华夏之外的“他者”，他们自远古时期，就深度参与中华文明的构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青海自然就成了昆仑文化生长、传播、交融的重要场域。

今天的我们，站在青海高原仰望昆仑群峰，雪山连绵横亘天际，江河奔涌向华夏大地四方流去。对于昆仑文化，我们似乎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昆仑文化是这片土地山河孕育出来的文明回响，它根植于数千年前古羌人的发展历程，也根植于一个民族共同的族源记忆，更根植于青海大地上各民族千百年来守望相助、交融共生的生存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