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十梅 张得俊 实习生 高铭泽

记者：仝老师，您好！您数次实地考察尕日塘秦刻石，也是国内最早公开发表尕日塘秦刻石系统性研究成果的学者。这件出土于青海河源的秦代刻石，为重构青海早期历史叙事，带来了哪些全新的考古线索？

仝涛：尕日塘秦刻石的公布，为昆仑文化研究增添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长期以来，学界对昆仑文化的探讨多依托传世文献、民俗遗存、山川地理与古代神话展开，一直缺少直接的实物佐证。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为昆仑文化研究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证据。这件出土于扎陵湖北岸的秦代石刻，更为探究早期高原北部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族群互动，提供了极具颠覆性的考古资料。

记者：以往学界普遍认为，中原王朝系统性经略青海高原始于汉代，而尕日塘秦刻石实证秦代官方使团已抵达黄河源区域。结合您长期深耕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研究，这一发现，刷新了我们对早期青海高原历史格局的哪些认知？

仝涛：在此之前，学界普遍认为，战国至秦代，中原政权的西部疆域与影响力，仅局限于甘肃东部一带，尚未延伸至青海高原腹地。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将中原势力触及青海高海拔河源地区的历史时间提前。以往文献记载中，中原政权正式开拓河湟地区、将其纳入治理体系始于西汉，而这件石刻有力证实，早在秦代，中原政权的影响力就已深入黄河源等高原腹心地带。

结合零散的上古文献与考古线索回溯梳理可以发现，早在西周、战国时期，青海高原的羌戎族群就已在此长期繁衍生息。他们世代开拓高原交通路径、积累高原生存经验，构建了成熟的地域生存体系，为秦代中原使团远赴河源采药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交通基础。不仅如此，很有可能当地羌戎人群还为秦代使团提供向导、后勤保障等关键服务。

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弥补了文献的记载空白，为秦汉史、中国古代边疆史研究，尤其是中原与边疆地区交往交流、古代边疆治理体系的发展历程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刷新了我们对秦代中原与青海高原互动格局的历史认知。

记者：尕日塘秦刻石坐落于海拔四千多米的黄河源，自然环境严苛。从考古与文物保护的专业视角来看，这件石刻目前面临哪些保护难题？后续我们该如何统筹推进石刻保护、学术研究与活化利用工作？

仝涛：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与公布，为高原石质文物保护、昆仑文化研究工作带来了诸多重要启示。当下最核心的工作，是依托现代科技手段，尽快开展石刻本体专项保护，尽快遏制自然风化、人为干预等各类破坏因素，最大限度完整留存文物原始信息。

高原石质文物保护专业性极强，需要联动经验丰富的专业科研团队与机构，结合黄河源区域独特的自然条件开展常态化环境监测，系统梳理当地光照强度、昼夜温差、降水、气候变化等核心数据，依托精准详实的监测数据，制定科学化、精准化、针对性强的专属保护规划方案。

在做好文物本体保护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持续深化考古研究工作。以石刻为核心，开展精细化的考古调查、信息采集与勘探发掘，全面挖掘石刻承载的历史、文化、地理信息。同时逐步拓展研究范围，从石刻本体辐射周边区域，系统梳理区域内的文化遗存与历史脉络，充分释放这件珍贵文物的历史价值与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