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诚龙

　　清代乾嘉学界，名士如云，或恃才傲物，以狂狷立世；或皓首穷经，以偏执治学；或经世致用，以天下己任；而淳古淡泊，打通百家者，当推钱大昕。

　　钱大昕学术究百科，官阶登四品，掌执三学院（江宁钟山书院、太仓娄东书院、苏州紫阳书院），弟子超二千，人品臻一流。他曾自我总结：“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籍，不为不富。研思经史，不为不勤。因病得闲，因拙得安。亦仕亦隐，天之幸民。”

　　名士阮元评价到位：“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文，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善者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

钱大昕隶书《索靖草书势》轴

《潜研老人小像》

　　“天之幸民” 当了赘婿

　　钱大昕出身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区）诗书世家，家风清正。

　　祖父钱王炯、父亲钱桂发皆为秀才，一生致力课徒授业。钱桂发娶妻多年，“年逾三十，尚未得子”，心头有些急，姑夫沈组佩绕着房子看了半晌风水，“言房门不利，当闭之而别启户焉。”照姑父之言，举家另住，“期年而居士生”。

　　钱大昕自称“天之幸民”，打小便早慧，刚满周岁就会说话。祖母沈太恭人教他学“玉”“而”二字，再用别的书让他指认，钱大昕指认不误。“睟日陈百物于盘，居士谛视良久，惟取一笔。”祖父钱王炯喜言：“此儿他日必有文誉。”

　　钱大昕的启蒙老师是钱王炯。钱王炯带孙子有巧思，他牵着孙子登拱桥，每上一级台阶，便念诗的上句，令大昕接下句，步步对诗，步步启蒙。钱大昕家境贫寒，“（钱父）课徒自给，岁修不过数十金，常不足，以女红佐之”。祖父对孙子读书，搭人情，“亲旧家有藏书，辄借读之，虽盛暑冱寒，未尝一日少辍。”

　　钱大昕十五岁考中了秀才，去县城读书，嘉定县宿儒王尔达见之大喜，王家有女，豆蔻梢头二月初，“王尔达见先生，以为不凡”，钱家穷，王家富，十七岁时钱大昕被招为赘婿。

　　钱大昕虽是入赘，好在他岳父看重他。在这里，他结识了大舅子王鸣盛（清代经学家，乾隆时官至礼部侍郎），“生同时，长同学，名誉官阶亦相颉颃”，王鸣盛也被人称神童，两个神童较上了劲，王鸣盛读一遍就能背诵如流，钱大昕读了三遍才背下来，“同塾之人，咸优王而劣钱”。到了第二天，钱大昕请再试一遍，他背诵一字不差，而王鸣盛则时有忘却。钱大昕后来做学术，功夫沉稳，功底扎实，此事可鉴。

　　钱大昕胆子大，“一日竹汀与西庄谐行旷野，见道旁一空棺”，王鸣盛来试他胆，“子能于今晚在此中高卧乎？”野径云俱黑，瑟瑟鬼火明，子夜时分，钱大昕独赴空棺，“将登，忽有手自棺出，紧握其臂”，人吓鬼，吓死鬼，鬼吓人，吓死人。钱大昕却是不慌不忙，从容斥鬼：“吾自与人赌胆，与汝无干，偶尔相扰，幸勿见责”，一伸出手捉住棺中手，手腕热乎的，原来是王鸣盛提前睡在棺中，打算吓唬钱大昕。两人“相视与笑”。

　　乾隆十九年（1754），钱大昕二十七岁，高中进士，入值尚书房；三十岁授翰林院编修。

　　乾隆二十一年（1756），钱大昕与纪晓岚同任《热河志》编纂官，因两人学问旗鼓相当，时称“南钱北纪”。

　　心在乡野 为人师表

　　乾隆十七年（1752），钱大昕走马京都，开始其仕宦生涯。

　　钱大昕以通儒之才，居庙堂高位，处权力中枢，为官不贪，处世不滑，立身不偏，存儒者之仁厚，持士人之坚守。他之仕宦，基本上都是在做人才选拔工作，先后任过山东、湖南与浙江乡试正副考官，最高做到了詹事府少詹事，他很满足，“官登四品，不为不达”。钱大昕志在研学：“博极群书，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

　　钱大昕“屡握文衡，所取多懿文老学之士，志取奇士，不为俗学”。他在浙江当乡试副考官，读到余姚考生邵晋涵的试卷，喜之不尽，把其试卷在闱中传观，大家都以为非老宿做不出这篇文章，等到发榜，邵晋涵来拜座师，“年才逾冠”，还是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这次选拔大受嘉誉，“邵晋涵、潘庭筠、翟均廉、严城，皆一时之杰出者也”。

　　钱大昕出任山东乡试主考，参加科举者共有四千八百余人，钱大昕“批阅二十昼夜，得士六十九人，贡太学者十三人”，都是货真价实的品学兼优者；湖南乡试，应试之人多达四千余人，“三场之卷凡万二千有奇，合经、书、义、论、策、诗计之，不下五万六千篇”。

　　面对浩繁的批卷工作，钱大昕夜以继日，自言：“所去取者必皆允当而无一遗才，臣诚未敢自信也，然臣之心力，不敢不尽矣。”

　　钱大昕推举人才，比自己升官还兴奋。戴震三十二岁，“避仇入都，行李衣服皆无有”，一个人躲在京城旅店里，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戴震携自己的书造访钱大昕，钱大昕居然与这位不速之客谈论竟日，赞戴震为“天下奇才”。有钱大昕背书，戴震名声大震，“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

　　钱大昕仕途顺达，却不热衷于仕途，“重以伉俪之戚，益有归田之志，其秋遂以病乞假”。病假请了两年，他索性不想回京了，“谓官至四品可休，且高堂年迈，当朝夕侍养。屋后有隙地百弓，府君日课家丁凿池，莳花竹其上，有终焉之志”。

　　身在朝堂心在乡野，乾隆四十年（1775），父亲去世，钱大昕以丁忧辞官，“归田三十年，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三书院”。他的后半辈子，精力一半用在培养人才上，一半用在学术研究上，“公在紫阳最久，自己酉至甲子，凡十有六年，一时贤士受业于门下者不下二千人，悉皆精研古学，实事求是”。紫阳书院培养出的名士，有孙星衍、张燕昌、陈鹤、顾莼、陈钟麟、徐颋、潘世恩、潘世璜、董国华、何元锡、陈诗庭、夏文焘、费士玑、袁廷梼、戈宙襄、顾广圻、吴嘉泰、李锐等。

　　孔子弟子三千，钱大昕弟子二千，“东南人士，依为师表”。

　　“三无”一生 甘守清简

　　钱大昕亦仕亦隐。所谓隐，指的是他弃仕从学，执掌三学院，为仕时长二十一年，为学时长三十年，为仕也是为学。

　　一生都处士林中，有人说，士子都是讲道理的人，好相处。未必。这里有诗圣，有诗魔，有文豪，有文痞，有学阀，有学鬼，有君子儒，有小人儒。搞教学只能是以德服人，以心动人。

　　钱大昕立身于三两千士子中，零丑闻，零非议，其中缘故，源自他的“三无”——少年无狂态，盛年无傲气，暮年无浮躁。清代段玉裁道破其中缘故：“其理明，故语无鹘突；其气和，故貌不矜张；其书味深，故条鬯而无好尽之失，法古而无摹仿之痕，辨论而无叫嚣攘袂之习。淳古澹泊，非必求工，非必不求工，而知言者必以为工。”

　　钱大昕养成淡泊性情，妻子功劳不细。他早年性子急，“余性素卞急，遇事不能无躁，得内助而后安”。妻子常常枕边教夫：“耽思致疾，子恒戒我。放言召谤，子强谇我。我颛而固，子慧且通。我躁多悔，子静多功。”

　　少年时，钱大昕去友人家看下棋，在旁边指点江山，激扬棋艺，人家下错了，他在旁边数落人失算。下棋者对钱大昕喊：来来来，你来，你来下一个给我看看。“顷之，客请与予对局，予颇易之。甫下数子，客已得先手。局将半，予思益苦，而客之智尚有余。竟局数之，客胜予十三子，予赧甚。”钱大昕由此反思：“吾求吾失且不暇，何暇论人哉？”文人以求真理自诩，谁也不能以真理本身自居，“理之所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世无孔子，谁能定是非之真？”

　　钱大昕是戴震的贵人，戴震学术高强，难免名士轻狂，成名之后扬言：“当代学者，吾以晓徵为第二人。”这话意思是，戴震才是学界中老大。戴震自诩之言，传到钱大昕那里，换他人估计是暴跳如雷了，钱大昕却是“少詹且甘之”，而且为其作《戴先生传》，称戴震“学通天人”。

　　王鸣盛喜欢与人争执，喜欢大放厥词，钱大昕去信规劝：“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需平允，词气需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尔。”

　　钱大昕主持南京钟山学院，孙星衍正是他的入室弟子，钱大昕极为器重。两人曾有太阴太岁之争，孙星衍的观点是，太阴与太岁是一个东西，“不信太岁与太阴为二”，钱大昕不赞同，他说太阴即岁阴，“太岁迥乎有别”。二人争来争去，钱大昕的态度是：“太阴、太岁之辨，尊见既与鄙意不合，仆今亦不复言，各尊所闻，听后贤决其然否”。谁对谁错，交于后世评判。

　　“与今人争名，命之曰躁，人其嫉之；与古人争名，命之曰妄，天其忌之。戒之哉。”钱大昕只争学问，不与今人与古人争名，不非议前辈，不贬低同辈，不轻视后学，他把居室命名为“潜学堂”，有才而不傲，博学而谦卑，身居高位而甘守清简，名满天下而终身潜研。

　　卢文弨赞之：“品如金玉，学如渊海，国之仪表，士之楷模。”钱大昕蔚然成一代儒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