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鲍韶山】
近八十年来，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大战略一直建立在一个单一而令人安心的假设之上：即美国能够依托一系列前沿军事基地网络，从日本出发，经由所谓“第一岛链”，一直延伸至美国自身主权领土关岛，实现决定性的军事力量投射。然而，如今这一假设已经破灭。它并非因为美国缺乏政治意愿，也不是因为资金不足而走向失败。真正摧毁这一假设的，是工业产能、材料冶炼技术以及导弹消耗的数量逻辑
一个冷静的评估最终会指向这样的结论：在本文第一部分中，将探讨美国为何已经无法有效防御其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无法在冲突过程中补充自身武器系统，并且在结构上不具备赢得一场旷日持久的东亚战争的能力。随着地区盟友逐渐、悄然地接受这一变化，尽管这一现实令它们感到不安，但亚洲战略格局正在发生裂变。美国正面临从西太平洋地区被结构性排除的局面。
而残酷的事实是：没有任何国家拥有阻止这一趋势的能力——或者更准确地说，也没有任何国家真正愿意阻止这一趋势。无论是向菲律宾、日本，还是台北进一步提供更多武器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一场政治表演。如果美国工业和军事衰退所体现出的数量逻辑，最终决定了其退出东亚的命运，那么眼下真正的问题就不再是：美国何时离开？而是：美国留下的战略真空将由什么填补？
本文第二部分将开始探讨一种可能的回应方案：一种由亚洲国家发起、由亚洲国家塑造并维持，服务于亚洲国家自身的“不可分割安全”架构。
战争消耗背后的算术
西方防务体系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其相对弹药储备深度存在巨大且不对称的差距。自2026年初全球军事开支急剧升级以来，美国军火库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消耗。
正如美国“防务优先”（Defense Priorities）军事分析主管詹妮弗·卡瓦纳（Jennifer Kavanagh）在昆西研究所在线杂志“Responsible Statecraft”发表的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分析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长期的战略过度扩张，正将自己拖入一场系统性的弹药危机。
詹妮弗·卡瓦纳防务优先官网
卡瓦纳指出，同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并持续开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严重消耗美国的战争储备。包括“爱国者”PAC-3拦截弹和“萨德”（THAAD）系统在内的关键防御性拦截武器，其现役库存已下降近一半。这些有限的高技术装备被当作一种可以无限使用的资源。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则依托接近战时状态的国防工业体系，每年持续生产大量精确制导导弹、弹道导弹系统和巡飞弹。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近期发布的分析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个问题。该机构的马克·坎西安（Mark F. Cancian）和克里斯·H·帕克（Chris H. Park）指出，美国当前弹药短缺的原因，与长期以来国防工业基础衰退密切相关；美国空心化的工业体系，成为其追求地区乃至全球军事主导地位的最大限制因素。CSIS研究员本杰明·詹森（Benjamin Jensen）在另一篇关于“大国竞争与威慑能力再工业化”的分析中指出，如果美国不能重新工业化，就无法恢复过去的“威慑”能力。
当前，美中之间的能力差距已经显现，而考虑到供应链现实，这一差距在短期内不仅难以缩小，甚至可能进一步扩大。例如，中国对稀土和磁性材料上游供应的限制，可能进一步扩大这一差距。在任何一场真正的大规模冲突中，这种数量上的差距都会导致美国前沿防御体系迅速崩溃。
政策分析人士阿努萨尔·法鲁奇（Anusar Farooqui）近期提出的均衡模型，以极其冷酷的方式揭示了这一动态：美国军事防御体系要求使用多枚拦截弹才能确保击落一枚来袭目标。一旦开战，面对中国的大规模精确打击，美国及其盟友的防御拦截弹库存恐怕撑不过几天就会耗尽。即便按照对美国最有利的假设——例如部署先进电子战干扰系统，并建造数百座新的加固飞机掩体（Hardened Aircraft Shelters, HAS）——结果依然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中国庞大的武器储备，使其能够轻松承受初期的反制措施，并利用低成本、抗干扰的子母弹集群攻击压制机场设施。
计算表示，在均衡情况下，仅第一周内，美国地面停放的飞机损失数量可能超过300架。亚洲地区的传统威慑体系并非正在削弱，而是已经失效。而这还是建立在对美国最有利的情况下。如果采取更加悲观的假设，破坏程度并不会降低，只会更快到来。
分散部署的幻象与物资掣肘
为了应对这一困境，美国国防部近年来大力推动“敏捷作战部署”（Agile Combat Employment, ACE）战略——将飞机和军事资产分散部署到太平洋地区的小型岛屿、偏远机场及临时跑道，以避免成为中国集中打击的目标。
然而，这一战略是一种危险的幻觉。它没有解决目标暴露问题，只是将目标进行了碎片化处理。中国拥有足够的导弹和弹药储备，可以同时攻击所有次级和三级机场，并利用专门设计的集束弹药摧毁暴露在外的飞机和缺乏防护的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分散部署实际上是在用战术层面的目标分散，换取系统性的后勤崩溃。现代高性能战机，例如F-35，并不能依靠意志和简单条件维持作战。
它们需要持续供应的专用燃料、大型航空保障设备、精密弹药装配设施，以及类似洁净车间的维护环境。将这些力量分散到十几个简陋机场，并不会提高生存能力，反而会切断其工业后勤生命线，使其在战争环境下陷入无法持续运转的状态。
美国扩建天宁岛（北马里亚纳群岛三大岛屿之一，临近塞班岛）的国际机场，将其作为备用燃料枢纽。新华社
对于海军力量而言，情况甚至更糟。攻击型潜艇和导弹驱逐舰无法在海上重新装填垂直发射系统（VLS）。它们依赖少数几个固定深水港口，例如日本横须贺和关岛基地。如果这些港口在战争最初72小时内遭到摧毁，美国舰队将变成一种“一次性武器系统”——拥有攻击能力，却没有重新补充弹药的地方。
更加严重的是，这暴露了卡瓦纳所指出的结构性失败：美国国防部错误地认为，只要增加预算，就可以解决制造能力不足的问题。特朗普政府提出的1.5万亿美元国防预算计划中，要求将高价值弹药采购资金增加188%。但卡瓦纳指出，这并不能解决西方国防工业基础长期衰败的问题。
中国对稀土元素、磁铁以及钨资源的控制，使美国国防工业面临的这一结构性危机在短期内几乎无法解决。中国针对镝、镓等重元素实施的出口限制，已经切断了西方国防承包商赖以维持的次级供应链。与此同时，华盛顿对五角大楼设定了一项严格期限：到2027年1月1日，美国武器系统必须完全摆脱中国来源的稀土材料。
然而，资本投入并不能凭空创造解决方案。2025年，美国生产的稀土永磁材料仅有300公吨，而国内需求量高达4.8万吨。专业化化学分离设施、有毒矿物提取工艺，以及数十年来逐渐流失的冶金技术能力，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重新建立。这些能力需要数年，甚至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从零开始恢复。
正如卡瓦纳强调的那样，华盛顿长期拒绝采取战略克制，最终将自己困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美国必须不断发射数量有限、无法迅速补充、且依赖中国磁性材料供应链的拦截导弹，去抵御一个几乎可以无限生产廉价导弹的中国；与此同时，北京却掌握着美国重建自身武器库存所需的关键原材料。
本土威胁与冷战再现
如果华盛顿的战略规划者仍然抱有某种幻想，认为台海冲突可以被严格限制在第一岛链范围内，那么北京已经通过一系列行动彻底打破了这种想法。
2026年7月6日，中国进行了一次潜射弹道导弹（SLBM）试验，试验区域位于开放太平洋。这一试验继中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测试之后，进一步证明中国已经拥有成熟的、具备实际作战能力的海基核二次打击能力。装备“巨浪-3”（JL-3）等远程武器的中国核动力潜艇，如今能够从南海方向直接威胁美国本土。
2025年中国在“九三阅兵”上展示了巨浪-3导弹。资料图这一变化彻底改变了全球战略计算。国际竞争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冲突不再只是局限于地区范围内的不对称较量，美国本土本身也已经进入潜在打击范围。因此，华盛顿必须面对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是否真的愿意支援台北，而冒着一座美国城市遭受毁灭性打击的风险？按照核威慑的残酷现实逻辑，答案是否定的。这种力量格局的完全逆转，让人联想到20世纪中叶美国国内经历的战略恐慌。
但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可能会产生更加持久、更难逆转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美国华盛顿曾因“谁丢掉了中国？”（Who lost China?）这一问题陷入激烈政治争论。而到了2030年代初，这场历史争论可能会显得微不足道。未来十年的核心问题，将会是一个更加宏大的、更加不可逆转的问题：“谁丢掉了亚洲？”
地区战略重新调整
这种物质层面、计算层面以及战略层面的现实，并没有被美国在亚洲的地区伙伴忽视。在联合声明和外交辞令的背后，东亚各国领导人正在进行谨慎而务实的战略调整。他们观察到：美国不断减少的弹药储备，已经破裂的供应链体系，无法防御的前沿军事基地，以及美国本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于战略风险之中。他们正在认识到，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伞正在变得空洞化。
在东京和首尔，防务部门正逐渐意识到：它们自己的领土已经完全处于中国或朝鲜（DPRK）军事体系的打击范围内。而将国家安全完全依赖于一个正在面临严重工业能力不足问题的遥远超级大国，无疑是一场关乎国家生存的赌博。
即使是在马尼拉，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此前，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推动扩大美国根据《加强防务合作协议》（EDCA）使用菲律宾军事基地的权限。然而，当他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及：如果菲律宾与中国发生南海领土争端，美国海军是否一定会出手支持菲律宾？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小马科斯
他却表现出了犹豫和含糊。这种反应传递出的含义非常明确：尽管菲律宾政府通常展现出强硬姿态，但实际上，它对于美国是否真正兑现安全承诺仍然存在疑虑。事实上，考虑到波斯湾地区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亚洲地区领导人正在意识到：这些基地并不是美国力量投射的堡垒，而更像是容易遭受精确打击的目标。它们既无法被美国有效防御，也无法获得持续的后勤保障，更难以在战略层面得到合理解释。
因此，这些国家正在悄然推动自身战略依赖多元化。它们正在寻求一种新的安全与经济平衡：即承认中国影响力已经成为一种结构性的长期现实，同时避免公开宣布接受中国主导。
不可避免的退出
当一个超级大国无法再保护自己的前沿部署体系，无法保障其精确制导武器所需的关键原材料供应，同时又在工业生产能力方面被主要竞争对手系统性超越时，它的海外存在就只剩下名义上的意义。当前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意味着，美国能够并将会逐渐被系统性地挤出亚洲。
向这一问题投入数千亿美元，并不能突破建设重型化学工业体系所需要的客观时间，也无法让美国在生产能力上超过一个在本土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制造业巨头。美国已经耗尽了时间，耗尽了资源，也耗尽了可行的作战方案。
随着工业能力、核力量以及数量优势的平衡逐渐向北京方向倾斜，西太平洋正在见证所谓“美国世纪”在亚洲的悄然终结。而任何国家，无论愿不愿意，都无法阻止这一趋势。一种新的地区秩序正在形成。真正尚未确定的，并不是这种变化是否会发生，而是未来地区新的相处模式将采取何种形式和规则。
在下一部分中，我将探讨一种基于地区不可分割安全理念的安全架构，以及东盟中心地位如何不再只是外交门面，而能够发挥更加实际的制度作用。
超越保护伞——东盟与不可分割的亚洲安全架构
几十年来，西方战略思维一直建立在一种舒适的假设之上：如果华盛顿逐渐退后，那么一系列地区盟友——包括由美国支持的“小多边机制”（minilateral arrangements），例如AUKUS、四方安全对话（Quad）以及不断强化的三边安全合作——将能够无缝接替美国的位置，对中国力量进行遏制。
但这是一种危险的误判。残酷的现实是：一个缺乏美国工业规模支撑的盟友遏制体系，在经济和军事层面都是无法实现的。随着西方力量局限逐渐显现，战略重点必然需要从由西方主导的排他性联盟体系，转向唯一有能力在后美国时代协调地区关系的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东盟）。在结构性压力推动下，亚洲正在迎来一次历史性的外交机会：建立一种以“不可分割安全”为原则、包容性更强、不依附任何单一大国的亚洲安全架构。
2026年5月27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第二届东盟－海合会峰会现场。新华社记者 马平 摄盟友遏制战略从结构上看就是不可行的
认为地区中等强国——例如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能够联合起来遏制一个与自身地理相连的超级大国中国，忽视了基本的地理、宏观经济和军事现实。
从军事角度看，这些国家面临着与美国相同的结构性弱点：弹药库存不足，高度依赖脆弱的次级供应链，且完全暴露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庞大的导弹打击能力之下。一旦失去美国长期保护伞的支持，这些国家无法在中国本土工业体系支撑下形成一个具有生存能力的前沿防御体系。
从经济角度来看，遏制战略要求这些国家主动摧毁自身经济基础。中国仍然是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经济增长动力。
对于这些国家而言，试图针对自己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建立军事隔离墙，本身就是一种无法长期维持的矛盾。随着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华盛顿并不会为了保护亚洲前沿据点，而冒着美国本土城市遭受打击的风险，当前围绕排他性“小多边机制”形成的战略热情将逐渐消退。亚洲未来的发展方向，不会是建立一个类似冷战时期的遏制集团，而是在避免一场灾难性、无法获胜的冲突的前提下，寻找一种管理中国影响力的新框架。
抓住机会：以东盟为核心的安全架构
随着遏制战略被证明是一条死路，战略主动权将不可避免地落到东南亚身上。长期以来，东盟一直奉行“东盟中心主义”（ASEAN centrality）以及战略平衡政策，在竞争中的大国之间扮演外交缓冲者的角色。
然而，如果美国全面收缩，东盟就必须完成角色转变：从一个谨慎管理大国竞争的地区组织，转变为推动地区秩序重构的主动设计者。现在，东南亚国家应当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推动讨论一种全新的、包容性的安全框架。这一框架可以被视为1955年万隆会议与1975年《赫尔辛基最终文件》的现代融合，同时也与上海合作组织（SCO）所倡导的一系列外交模式和安全理念形成呼应。
它将继承万隆会议的核心原则：反殖民主义；国家主权绝对平等；严格的不结盟原则；以及坚决反对外部力量推动政权更迭。
同时，它也将吸收赫尔辛基进程所体现的现实主义精神：承认地缘政治共存的必要性，承认现有边界，建立明确的危机沟通热线，并要求不同政治制度之间遵守最低限度的相互克制原则。这一新安全架构的核心理念，是“不可分割安全”（indivisible security）。其基本原则是：任何国家的安全，都不能建立在牺牲另一个国家安全的基础之上。
在实践层面，一个基于不可分割安全原则的亚洲安全架构意味着，地区内任何国家都不应加入针对其他地区成员的军事联盟或排他性小多边机制。
安全不再是一种由少数国家垄断、用于竞争的零和资源，而应成为整个地区共同享有的公共安全资源。
成功条件
要使这一地区安全架构从外交理念转变为现实运行机制，它必须真正由东盟主导。任何新的安全架构，如果被认为是由中国推动，或者间接代表中国意志，都将失败。
地区国家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会投入政治资源：即这一框架是由它们自身参与设计的；并且它们能够公开宣称这是属于自己的成果。
非东盟国家可以表达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支持，也可以接受这一框架的存在。但整个进程不能由外部力量设计。这一体系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东南亚自身的主体性之上。
当然，中国是该地区最大的国家，无论从经济还是军事角度来看都是如此。因此，中国的参与是这一倡议成功的必要条件。但这一参与必须谨慎处理。北京非常清楚较小邻国的政治心理：如果任何地区性安排被包装成“中国制造”的成果，那么它将立即激发地区国家的防御性民族主义情绪。
因此，通过确保东盟领导这一进程，并让东盟能够公开获得“万隆+赫尔辛基模式”的政治成果，中国以及其他地区国家都能为东南亚领导人提供必要的外交空间，使其能够应对即将到来的地缘政治压力。
华盛顿的反制行动将会非常激烈。美国可能会通过其仍然存在的地区影响网络，尤其是泰国军方情报体系、菲律宾传统亲美政治力量以及澳大利亚外交体系，施加巨大的外交、情报和经济压力。日本国内的强硬派也必然会被激活。美国将警告地区国家：脱离美国体系意味着成为北京的“附庸”。
菲律宾总统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举行会见鲁比奥个人社交平台
同时，美国可能通过定向制裁、资本撤离等方式，试图维护自身在亚洲的影响力。为了抵消这种压力，中国自身对于建立不可分割地区安全架构的贡献，将依赖于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地区国家面临的安全能力缺口。北京可以以一种温和但坚定的方式提醒地区精英：美国提供的安全承诺已经面临工业能力上的限制。
如果一个国家选择继续部署西方军事力量，那么它实际上是在接受一种风险：为了一个甚至无法保障自身稀土和磁铁供应链安全的超级大国，承担必然遭受打击的风险。中国的角色不是强迫地区国家接受某种安排，而是提供一种战略保障：如果东盟国家选择摆脱美国体系，北京将以外交支持和经济合作回应它们的政治勇气。
最重要的杠杆：多极化风险分散
无论如何，中国巩固这一地区架构最有效的工具，并不是军事胁迫，而是用其独特能力，帮助东盟国家摆脱对西方主导金融体系以及不可控能源供应链的依赖。一个由东盟推动、中国支持的地区安全安排，其真正优势在于：它能够为地区国家提供面对全球宏观经济冲击时的经济“去风险化”。
东南亚长期面临能源安全风险，其中包括中东地区能源供应中断，以及马六甲海峡等关键海上通道可能受到影响。中国通过与俄罗斯和中亚能源生产国的深度合作，并依托上海合作组织形成的大陆联系，可以为东盟提供更加稳定的陆路能源供应渠道。通过输送价格更具优势的原油和天然气，中国能够有效降低东南亚受到西方主导能源体系冲击的风险。
与此同时，中国自身在电气化领域的产业能力，也能够进一步帮助该地区减少未来能源危机带来的影响。此外，如果美国试图通过美元体系施压，或者利用SWIFT金融体系实施制裁，中国的数字人民币（e-CNY）清算机制以及跨境支付网络，可以成为一种金融防护体系。北京可以提供一个能够抵御制裁的平行金融生态。通过利用自身在资源、工业能力以及供应链方面的优势，中国可以将东盟国家面临的选择，从一个抽象的意识形态问题——“民主还是威权”，转变为一个更加现实的国家利益计算——“哪一种选择能够保障国家生存？”
今年3月，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愿同东南亚国家加强协调合作，共同应对能源安全问题。
不可阻挡的外交引力
一旦这种以不可分割安全为基础、由东盟主导的地区架构开始逐渐形成，它很可能会引发一种外交与政治层面的连锁效应，而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地区中等强国将发现自己实际上很难抵抗这一趋势。
对于东京和首尔而言，未来的选择空间将迅速收窄为一种明显的二选一：要么继续维持对一个遥远且正在衰退的超级大国的依附——这种依附已经变得空洞，并且伴随着高度危险；要么加入一个包容性的泛亚洲安全框架。后者能够保障它们自身的安全生存，同时维护它们与地区最大经济伙伴之间的重要贸易关系。
一旦这些国家失去了依靠美国军事力量进行安全托管的可能，日本和韩国国内要求通过东盟主导的机制，与北京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压力将变得越来越强。即使是澳大利亚——这个传统上最坚定的西方阵营支柱之一——也将面临根本性的战略重新评估。澳大利亚地处一个毫无争议属于亚洲的海洋区域，它是否能够承受成为一个高度孤立、暴露在外的西方前沿据点？
当其主要经济市场以及周边地区国家逐渐加入新的地区架构时，堪培拉将面临一种不可避免的地缘政治引力：逐渐减少对传统英美体系的依赖，并融入正在形成的亚洲地区现实。
最终安排：一种可行的平衡
美国在亚洲主导地位的结束，以及美国地区霸权时代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亚洲必然滑向一个充满混乱和无序冲突的黑暗时代。美国结构性退出这一过程，实际上只是为一种已经酝酿数十年的地缘政治调整清理道路。
通过扩大万隆会议的原则，结合东盟长期以来以共识为基础的外交实践，并吸收上海合作组织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一个由东盟塑造的地区安全架构能够为亚洲提供一条更加理性、现实的道路，使其摆脱大国竞争导致的灾难性战争陷阱。
它将以一个由地区自身管理的稳定平衡，取代一个依赖外部力量维持的脆弱霸权体系。最终，向一个包容性、不可分割的安全框架转型，不仅是“美国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的一种替代方案；它或许也是亚太地区在地缘政治现实约束下，唯一能够长期维持的未来。
在欧洲和美国殖民主义扩张之前，亚洲曾经存在过属于自身的地区秩序。而当持续了半个千年的殖民不平等时代逐渐落幕之后，一个具有现实可行性的亚洲秩序同样可以重新形成。在所谓“亚洲世纪”到来的过程中，亚洲安全体系未来将呈现何种形态，又将如何运行，最终仍然取决于亚洲地区各国人民自身的塑造与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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