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任海丁

今年5月，辽宁省博物馆举办“镇岳凝山海——医巫闾山辽代帝陵考古成果展”，展出200余件文物，均为辽宁北镇医巫闾山的显陵、乾陵及周边家族墓群出土。展览极有价值，不仅因为有九成文物属于首次公开——如果把它同辽博2024年的“山河与共——辽金历史文化主题文物展”连起来看，那么本展就既能在物质层面、还能在历史发生角度相当细化地见证宋辽之际文化和合交融的进程。

如辽代才开始有的“单一兆域、多座帝陵”礼制，即多位皇帝葬于同一陵区及皇帝与帝后合葬一座陵墓中。如中原—契丹融合的建筑工艺，实例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皇家琉璃瓦建筑群。另一个鲜明的例子是，镌刻有契丹小字与汉字的祭祀礼器“玉册”，是辽代采用中原汉仪形式的用玉明证。这些除反映契丹民族原特性外，又体现了一种文化和合性的认同。史学家钱穆认为，辽代本身即中华文明的分化。因为它和此前的渤海国相似，都是与中原文明的经济、文化相结合的城郭耕稼生活形态，而不似匈奴、突厥那样纯粹的游牧生存性格。所以五代末年著名的“礼乐归辽”事件，在长时间跨度上看，也是此一文化和合的历史表现。后晋遣使将中原全套礼乐仪仗送予辽太宗耶律德光，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从此辽代制度被汉唐以来的中原礼制正式地、系统地改变了，如典型的“南面”汉制与“北面”契丹旧俗的综合体制。这种文化和合的趋势不但深远地影响了之后的中国史，且正是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大主体凝聚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值得提到的，还有帝陵台基围栏的“钩阑华板”雕刻，它在艺术风格上和北宋巩义皇陵石雕接近：二者均区别于唐代雕塑的强健夸张，而转向静气内敛。这表明在艺术上，宋辽或者是同源的，至少是对汉唐艺术传统的同序发展。显陵所葬的东丹王耶律倍，就是一位艺术水平极高的画家。作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统领渤海国旧地的耶律倍，精于阴阳、音律、医药与汉辽文章，是一位沉浸于中原文化的皇族。他的汉名为李赞华，史载其擅长描绘人物鞍马，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及《宣和画谱》对他都有过记录。传为他所画的《东丹王出行图》《射鹿图》等，足以跻于一流人物画之列。尤其《东丹王出行图》画中的人物表情，刻画切实精微，后世宋代人物画大家李公麟曾直接临摹并受其启发；而衣纹用线圆转柔劲，直追被誉为画圣晋代顾恺之线条风格：所谓“神气飘然在烟霄之上”。可以说，李赞华的人物画，同时具备五代时新的写实风尚和中唐以后对汉晋艺术的复古格调——这也正是宋代绘画艺术的出发点和发展趋向。就对绘画发展的重视而言，辽宋几乎一致。辽代亦设有翰林图画院，赞助指导绘画活动。辽兴宗耶律宗真自己便喜画鹿，史载他将自己所作五幅组画《千角鹿图》献与宋仁宗；而宋仁宗把它们张挂在太清楼并召集大臣共赏，成为一时美谈。

说回展览内容，另有成就斐然的考古学方法的展示，像使用ArcGIS技术计算帝陵原始祭祀路线，最终确定了显、乾二陵的准确位置等。但最令人深思回味的，还是帝陵营造及出土文物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见证作用。其中展现出的文化和合交融特性，正如史学家吕思勉所说的互相淬砺而光景常新，所以能够“经过长久的时间，养成极坚强的民族性，而形成伟大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