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中行 高莽

　　肖复兴

　　前段时间，丰台作协请我去讲课。这样的活动，现在我能推就推——人老了，还自以为是地夸夸其谈，一来容易老调重弹，乏味无趣；二来容易好为人师，惹人生厌。但丰台作协的邀请，我推辞不了，毕竟如今的丰台作协大概等同于当年的丰台区文化馆文学组，我的文学之路，就从文学组开始。

　　一

　　1974年春天，我从北大荒调回北京。当时，大学停办多年，没有新的毕业生，北京各中学的师资极度匮乏，只好从北大荒抽调“老三届”中的高中生来校任教。我调回北京，就是去中学当老师的。

　　我们农场的高中生都被分配至丰台区各中学，要先到丰台区教育局报到，等待具体分配。丰台区教育局离我家很远，因为父亲刚刚去世，家里只剩老母亲一人，需要照料，我将档案袋交给同学，请他替我报到。得知自己被分配至遥远的长辛店中学，我直嘬牙花子，赶忙托同学找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说明特殊情况，希望调到离城里近一点儿的中学。听完同学的介绍，工作人员大笔一挥，直接将我分配至东铁匠营二中。

　　这简直像天方夜谭：本人都没在场，只是听同学一说，分配事宜立刻解决。直至今日，我时常想起此事，虽然不知道那位工作人员是男是女，但我对他（她）怀有深深的感念。

　　记得很清楚，我在前门站乘坐17路公交车，到终点站——宋家庄站下车。沿一条很窄的街道往前走，迎接我的先是一个猪圈，猪圈后身便是东铁匠营二中的大楼。我被安排到高一年级，担任两个班的语文老师，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二

　　没过多久，丰台区文化馆文学组不知道从哪儿得知我爱好文学写作，通知我参加文学组的活动。活动通常安排在下班后，我从永定门火车站坐一站慢车，到丰台站下车（票价一角），在火车站附近花五分钱买个火烧，充作晚饭。然后，穿过一条弯弯曲曲的胡同，便是丰台区文化馆。那个院子里有些红砖平房，文学组就在其中一间平房。第一次参加活动是冬天，进门后，我看见屋里燃着一个挺大的煤球炉，噌噌地冒红火苗。此情此景，真让人误以为重回北大荒，和北大荒简直太像了。

　　文学组的负责人是顾行和理由。顾行，我听说过，后来他成了《北京晚报》的总编辑，我看过他写的《粮老虎发家记》。理由，我没听说过，但这个名字很特别，应该是笔名。时间一久，我发现文学组实际上是理由负责，事无巨细，全靠他操持。他比我年长近十岁，总管我叫小肖，为人亲切、热情。

　　当时，理由骑着一辆摩托车来来往往，很时髦的样子。为了让我参加文学组的活动，他骑摩托车去东铁匠营二中，找校领导替我请假。1975年暑假过后，我从前门迁至洋桥，理由住四路通，彼此离得很近，他还多次邀我来家里吃晚饭。看内部电影时，他会骑摩托车到洋桥接上我，一路风驰电掣，南北穿城而过，直奔新街口的电影资料馆。

　　丰台区文化馆文学组的阵容不容小觑，除了理由，还有写小说的毛志成、写儿童文学的夏有志、写评论的张维安，以及后来调到文化部和农业电影制片厂的宗介华、于公介……他们都曾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小有名气。平日里，文学组的活动并无“仪式感”——把各自写的作品拿出来，互相交流，提提意见；修改后，再请大家谈谈看法。每隔一段时间，将优秀的作品收集起来，编一本名叫“丰收”的铅印刊物。“丰收”这个刊名是理由起的，一语双关，既包括丰台区的区名，也暗含文坛丰收之意。民主平等、真诚以待、互相鼓励，是文学本真的样子。理由很看重我，每期《丰收》出刊前的编辑工作，都会叫上我。

　　唯有一年冬天，丰台区文学馆破例“出血”，搞了个挺有仪式感的活动——组织文学组的组员到河北遵化农村采风，为期一周。印象最深的是在县城招待所，我看见理由趴在墙上，盯着一张遵化地区的地图，眉头紧锁。我有些好奇，问：“你看这个干吗？”他说自己正在写一篇农村题材的小说，想看看地图上有没有合适的村名，好用到小说里。我也凑过去，学着他的样子，看那如花开一般的村名。

　　三

　　还有四件事，我印象很深。

　　一是刚参加文学组不久，自觉进入文学组，就等于进入文学的天地，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希望》。当时，北京市文联正着手恢复，负责人赵起扬先生原来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老领导。听说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他特意到文学组找我，要走《希望》，看看能不能出版。尽管这部《希望》最后没有希望出版，成了一堆废纸，但赵先生来找我时的情景，我一直记得。三九严寒，文学组的煤球炉烧得很红、很旺，但架不住屋外狂风大作，赵先生和陪同的苗先生纵使裹着厚厚的军用棉大衣，依然很冷的样子。试想，哪位文联、作协的领导会为一个业余作者的稿子，不嫌路远，顶着寒风，倒几次公交车来找你？

　　二是一年正月初一的清早，大雪纷飞，我窝在被窝里，突然听见有人敲门。披衣起床开门，竟是张维安，他满身雪花，像个雪人似的站在我面前。我住在洋桥，他住在北新桥，顶风冒雪骑自行车，居然只是为了给我拜年，我不能不感动。此前，张维安看了我写的一些东西，一直鼓励我写下去。自打《希望》没了“希望”，我就盘算着再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们曾经相爱》，这次不能当“莽撞人”，要仔细些才是。为此，我找到张维安，把最初的构思讲给他听，想听听他的意见。他听后很激动，觉得可行，给我打气，让我尽早写出来。当晚，沿着昏黄的街道，他陪我走了好远——谁承想，那时的他已罹患癌症。

　　三是我写完第一篇短篇小说《一件精致的玉雕》，不知是好是坏，文学组的伙伴看后觉得不错，帮我把稿子塞进一个大信封，在信封右上角剪了个三角口，也不用贴邮票，直接寄给《人民文学》。结果，这篇短篇小说真的发表了，编辑将题目改为“玉雕记”。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剑之歌》就没这么幸运了，寄给北京的两家刊物，接连被退，又是文学组的伙伴替我“出头”，说东方不亮西方亮，当场换了个信封，采用同样的方法，直接寄给南京的《雨花》。还别说，那篇报告文学在改稿后果真发表了。如果不是文学组，我可能早就泄了气。

　　四是粉碎“四人帮”后，理由的报告文学频频发表，他成了文学组第一个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组员。编辑新一期的《丰收》，对介绍理由时要不要称其为“作家”，大家有些犹豫。理由很谦虚，忙说还是不要称“作家”吧，可有的组员不同意——既然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了，难道还不能说是“作家”吗？联想到现在作家的称谓一路贬值，彼时，作家的称谓是那么珍贵，那么神圣，要反复权衡、仔细掂量，看看够不够分量！

　　四

　　1978年3月13日，我在《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散文《心中的花》，两千字的篇幅占据老大一块版面，很醒目，看到的人很多；稿费制度刚刚恢复，还得了六块钱稿费。我每个月的工资是四十二块半，这六块钱相当于月工资的七分之一。当时，我和老母亲相依为命，生活拮据，学校基于我的实际困难，每年补助三十块钱。散文刊发后没多久，杜校长把我叫到校长室，他让我坐定，说：“有老师反映你挣稿费了，每年的补助不应再给，学校研究了一下，今年的补助就发你一半吧！”他抱歉地冲我笑笑。送我出校长室时，他又摇摇头：“六块钱稿费，每千字三块钱，也太少了。”我不知如何作答，但心里仍旧感谢他。

　　也是1978年，我决定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当年，教育局有明文规定，在校教师参加高考，仅能报考师范院校，我只好同时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并在参加完中央戏剧学院的考试后，又参加了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结果，中央戏剧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先行下发至学校。我很担心，学校会拿出教育局的规定不放我走，谁承想“一路绿灯”，而且是带薪上学。

　　离开学校前，杜校长找到我，让我给在校的青年教师讲一次课，谈谈自己怎么读书学习。即使再大言不惭，我仍要讲，因为是杜校长发话，何况东铁匠营二中的师生，对我一直很好。讲课时，很多老师来了，杜校长也来了，坐在一旁静静听完。后来，他走到我身旁，笑着说：“讲得好，生动活泼，像在西南联大听曹禺讲课！”杜校长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我羞得脸都红了，不知说什么好，我很明白，杜校长对我有深深的期许。近半个世纪过去，杜校长讲话时宽厚、慈爱的模样，还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要好好努力，才对得起杜校长，对得起学校。

　　这年的十一月，我上完最后一节语文课，推着自行车离开学校。骗腿儿上车的瞬间，我回头看了一眼，三楼那间教室的窗前，挤满了学生的脸，他们望着我，向我挥手。那一刻，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