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仝保

　　《丛书目录拾遗》为琉璃厂旧书商、版本目录学家孙殿起的处女作，民国二十三年（1934）印行，印数仅三百部，虽不如后来的《贩书偶记》《琉璃厂小志》那样知名，同样弥足珍贵。这部线装初版书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等少数公藏单位，私藏者寥寥；所幸此书后来由文海出版社重印，成为图书馆从业人员、古籍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

　　笔者对古旧书收藏是“半瓶醋”，版本鉴别之事，不敢同行家里手“盘道”，更不敢随意上手。数年前，好友何涛从书柜中取出一套线装书，笑着对我说：“你肯定喜欢，跟你研究的人有关。”见我眉眼间不露喜色，他又细声劝道：“上上手，没关系。”盛情难却，我小心翼翼揭开书衣，目光与书名对视的一刻，声调突然拔高：“原来是《丛书目录拾遗》！”这部书共四册十二卷，竹纸铅印，繁体竖排，书名由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陈垣题写，作序者为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伦明，伦明一生藏书百万册、立志续修《四库全书》，与孙殿起交谊甚笃，是其治学路上的重要引路人。

　　“匀给我可以吗？”这句话在舌尖打了个转转，没说出口。毕竟何兄深耕乡俗研究十数载，珍本得来不易，怎能夺人所爱？可一旦上手，这部书便刊刻在了心头。此后数年，我一直渴望收一部《丛书目录拾遗》，哪怕是残本也知足，但总阴差阳错地失之交臂。这份执念，直到最近才迎来圆满的结局。

　　去年，偶然得知日本一家书行藏有一部《丛书目录拾遗》，价格不菲。我即通过微信与旧书商马先生取得联系，一来辨其真伪，二来讨价还价。你来我往间，竟攀起同乡之谊，生疏感消去大半。

　　起初，我对此书确实是心存疑虑，毕竟业界前辈江澄波先生说过“网络购书如同‘隔山买牛’”。为了消除我的疑虑，马先生请店员前往东京郊区的书库，拍摄了十五张照片，函套、封面、内文、书口、页脚的状况清晰可见，还在照片上标注“第一册有虫蛀”“第四页及封底有虫蛀，仅涉及边缘四页，未伤及正文”……随后，他又发来一段视频：“函套不知是否为原函，收上来时便已陈旧。但从虫蛀的痕迹来看，应为原函，只是函套上未留有题签。”这不问自答的细致与坦诚，令我联想到当年琉璃厂周到热情的马春怀老先生，那藏在烟火气里的真诚，冲淡了一心砍价的念头。最终，我和马先生商议了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价格，顺利成交。历时一周，这部书安抵北京，到达我的书房。开箱一刻，指尖抚过泛黄的竹纸，触及虫蛀的微痕，满心欢喜。

　　我继续向马先生请教：“可否劳烦你讲讲这部书的来历？”近代以来，不少汉籍经由琉璃厂流转至日本，像琉璃厂的文友堂和隆福寺的文奎堂，均与日本书商保持往来，书店掌柜、伙计的名字，频繁出现在赴华留学的日本学者的日记和文章中。这部《丛书目录拾遗》，或许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对我大白话般的提问，马先生并未敷衍，他的回复颇有雅趣，为“跨洋购书”平添几分温润的诗意：“刘君雅鉴：此《丛书目录拾遗》十二卷，附索引一卷，计四册，乃线装古籍之佳品，今承君所购，将归中土，聊述其流转之故，附于书后，以志一段因缘。盖三年前，余携家移居东瀛，开肆卖书，以书结缘。偶得是书，原为一日本藏书人之物。其父一生爱好东亚典籍，尤钟情于中华古书，书架盈盈，多为善本。然年岁既高，目力衰颓，无复读书之乐，乃将此书赠与其女。其女素好西学，对线装旧帙兴味索然，与父计议，拟将古书变卖，以资家用，曰：‘卖书换米，聊补日常。’余闻其语，内心五味杂陈，感慨良多。想我中华典籍，风骨千年，今在异邦，如孤帆浮泊，竟待鬻于市，以济炊烟。世风如此，令人浩叹！然彼女虽不识斯书之价，尚肯承父之嘱，寻一识货之人，未遽弃置，已属不易。余见其书，心生怜惜，遂购藏之，待有缘人而付。今幸遇刘君，如伯乐观骥，一见钟情，购而珍之。此书自东洋归中原，亦可谓‘宝刀归英雄’‘书归知己’，其行犹若游子归乡，感慨万千。昔日扶桑人以书会友，今日中国人将书归根，此中流转，实为一段佳话，亦是文化之回响，文明之续脉。书有命，今既得其所，庶几不负其身后之风雅。刘君之雅好古籍，非为一己之趣，实有继志述事之志。愿君以是书，观古人之学风，明典籍之系统，更为来者存真传焉。是为寄语，敬祝书香满堂，文运恒昌。洪卿 谨识 岁在乙巳花朝月。”

　　原来这部《丛书目录拾遗》被一位日本汉籍爱好者收藏，那位爱好者年事已高，目力渐衰，便将此书送给自己的女儿，怎奈她倾心西学，对线装古籍毫无兴趣。父女俩斟酌再三，决定将此书变卖，以补贴家用。就这样，马先生既圆了我的藏书梦，也帮这对父女实现了“卖书换米”的心愿，而我，成为他口中的“寻一识货之人”。此书重回故土，恰似游子归乡，终得其所。

　　将书取出，欣赏一番：裱敷蓝布的函套是个典型的“四合套”，左侧的书签处空白，纸色已白褐相间。宋体字“丛书目录拾遗”及册数，印在四册书的书根处。线装采用四针眼法，这种宋本式缀订法也称“四目缀订法”，是双条白绢线。书的扉页印有学者、诗人黄节题写的书名，与何涛藏本的陈垣所题有别。书页的版框是四周单边，行款半叶十二行二十八字，版心自上而下是书名、卷数和页码，单黑鱼尾，天头地脚无批注。每册的总目下方均标“冀县孙殿起耀卿录”。

　　伦明在序中写道：“吾友孙君殿起，商而士者也……君博览而强记。其博览也，能详人所略……随得一书，即能别其优劣。其强记也，姑举一事证之。君尝窥我架上书，凡某类缺某种，某种缺某卷，某卷缺某页，默记之。久之又久，一一为余觅补……君平生所寓目，皆有记录，积稿厚逾尺。”末尾落款为“甲戌季秋重阳后七日东莞伦明序于旧京烂缦胡同之寓庐”。

　　而今，烂缦胡同及伦明故居已修葺一新，我曾在此与伦明之孙伦志清先生闲谈，话题亦绕不开《丛书目录拾遗》。这部书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数量稀有，更在于其学术分量：它补录了清末至民国初期未被《四库全书总目》收录的丛书类目，涵盖道光朝至宣统朝的郡邑丛书及近代附刊文献，采用严谨的学术体例，系统整理汇刻丛书书目信息，与孙殿起的另一部著作《贩书偶记》互为补充，堪为研究清末民国古籍版本不可或缺的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