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走访柏林，感觉德国很纠结。

在德国政策界还有智库机构，相关人员都认为，德国正处于一个过去各类发展条件同时消失的时代：

若干年前，中国是德国汽车、机械、化工产品的重要市场；如今，中国企业不仅减少了对部分德国商品的依赖，还开始与德国传统优势产业形成直接竞争；

过去美国承担欧洲安全的主要成本，德国可以把更多资源用于发展经济，如今美国要求欧洲增加防务投入，同时通过补贴、关税和产业政策吸引欧洲资本和企业；

过去，俄罗斯提供相对廉价、稳定的能源，俄乌冲突后，这一能源模式难以为继……

但普通德国民众给出的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他们更多谈论德国自身：行政手续为何如此繁琐？政府部门为何效率如此低下？数字化为何多年进展缓慢？铁路和基础设施为何越来越不可靠？政党之间为何长期争吵，却迟迟不能解决住房、就业、移民等现实问题？

民众比较典型的批评是：德国政府并不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却很难真正采取行动。政治人物花费大量精力进行党派斗争和意识形态争论，却没有真正把普通人的生活和国家长期发展放在首位。

这种鲜明的叙事差异，说明德国政治和社会之间正在形成认知差异。两套话语之间的距离，或许正是理解德国当前困境的一个重要切口。

游客在德国首都柏林国会大厦顶层参观。图源：新华社

自身

当德国政策界总是谈论为何外部世界变了样时，普通民众却一直在追问，为什么德国已经越来越没能力应对这个世界。

一位曾在德国联邦新闻局工作数十年的受访者认为，以前的德国更重视效率、主动性、个人责任和解决问题，如今却是“不断增加的程序、规定、审批和风险控制”。

她说，德国并非不知道自己的问题，行政低效、数字化迟缓、基础设施老化、企业创新困难和人口结构变化，早就是各界反复讨论的议题。德国也从不缺改革方案和政策建议，可每一个问题似乎都会催生新的机构或协调机制，却很少带来响应速度的实际改变。

当规则不断叠加、责任不断分散、任何决定都需漫长协调时，制度就会从严谨转为僵化。

一位较年轻的受访者认为，默茨推行的政策持续挤压中产阶层生存空间，富裕群体持续维系自身利益，善于钻社会福利体系空子的群体坐享其成，最终由中产遵守复杂规则，却难以感受到经济改善和公共服务提升。

有受访者说，德国政治越来越受党派策略、个人野心、选举算计和舆论表演影响，政治人物更关心如何在选举中占据有利位置，而非承担可能得罪部分选民、却有利于国家长期发展的改革责任。

还有受访者把问题归因于德国社会日益严重的阵营化：“左”与“右”不再只是关于税收、福利、移民或外交政策的立场，而近乎于一种必须坚守的政治身份，政治讨论日益缺乏对具体问题的理性分析和跨阵营合作。

在受访者看来，问题在于“勇气、务实和常识逐渐消失”：行政体系担心程序风险，政治人物担心选举风险，企业担心投资风险，媒体和公共人物担心表达风险……所有谨慎叠加在一起，就形成集体性行动迟缓。

外部竞争或使问题更紧迫，却不能替德国解释官僚主义、政治极化、就业压力、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这不是扩大外国投资审查、发起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或是发布一套中国战略就能解决的，需要长期而系统的内部改革。

问题是，改革需要的品质、能力、勇气，恰恰是德国政界目前最缺乏的。

德国汉堡港口与物流股份公司旗下汉堡港CTT集装箱码头景象。图源：新华社

中国

德国政策圈总讲，中德经贸关系正发生根本性变化。但问题是，德国面对的究竟是中国造成的危机？还是中国竞争使德国原有的结构性问题集中暴露？抑或是别有用心者利用中国来推卸责任？

比如，中国产业升级确实使德企失去了一部分市场优势，但德国的困境并不是在中企形成竞争后才突然出现。德国行政审批程序复杂、数字化进展迟缓、劳动力老龄化、基础设施投资不足、能源成本较高、技术成果产业化困难等，都是长期积累的问题。

中企没有制造德国的官僚主义，也没有阻止德国更新铁路和通信设施。中国产业政策没有决定德国如何退出核电、设计能源转型，更未要求德企在新能源汽车、软件和数字服务领域行动迟缓。中国制造业升级改变了德企所处的环境，却没有替德国作出政策和经营选择。

中国更像是德国结构性问题的一场压力测试，而不是这些问题的起点。关税和贸易壁垒可以为欧洲部分产业争取调整时间，却不能自动提高德国企业的软件能力和创新速度；限制中国投资可以降低某些安全风险，却不能解决德国本土投资不足；减少对中国供应链依赖可以增强韧性，却可能提高能源转型和制造业生产成本。

而如果把中欧经贸竞争概括为“两种经济模式之间的冲突”，说什么欧洲代表市场规则型经济，中国代表政府主导型经济，就很容易把复杂现实简化为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对立。

说白了，欧洲也通过产业补贴、国家援助、投资审查、贸易保护和出口管制等支持本土产业，也在关键竞争领域使用产业政策和行政手段。因此，不能把欧洲自身的产业扶持描述为维护竞争秩序，把中国的产业扶持就解释为破坏市场规则。这种双标只会让经济分析变成具有明显立场色彩的政治叙事。

安全问题同理。中国没有完全按照德国和欧洲的政策预期处理俄乌问题，并不自动意味着中国反对国际法或者试图颠覆国际秩序。德国和欧洲强调制裁、军事援助和迫使俄罗斯承担代价，中国则更强调停火谈判、反对单边制裁、兼顾各方安全关切以及重建欧洲安全架构。政策路径不同，不能简单等同于一方维护秩序、另一方破坏秩序。

今年4月，德国总理默茨（右）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位于柏林的德国总理府出席记者会。图源：新华社

德国政策圈把欧洲对国际规则的解释视为规则本身，把不支持欧洲政策的国家视为对现有秩序缺乏责任感，本就反映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秩序观。

国际体系中非西方国家影响力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国际秩序走向失序。长期以来，国际货币、金融、贸易、发展援助和安全机制的规则制定权主要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和人口比重提高，它们要求增加代表性、扩大融资选择并参与规则制定，具有现实基础。德国政策圈所感受到的“秩序冲击”，一定程度上是欧洲相对优势下降带来的心理和战略不适。

权力结构变化不等于规则消失，多元力量参与不必然等于全球治理失效。真正的问题是，中德、中欧能否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公共卫生、发展融资等领域找到共同规则，而非要求中国单方面扮演由西方规则被动约束的角色。

任何用外部竞争来代替内部反思的手段都极为脆弱和危险。来自柏林的两种叙事已指出危机所在：世界已经改变，而德国仍在纠结如何改变。

文/毛竞（国观智库欧洲研究中心）

编辑/绫波、静玄、点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