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正步入增长放缓的深水区。受中东冲突推高能源价格、通胀持续与借贷成本攀升等因素叠加影响，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纷纷下调增长预期。世界银行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将2026年全球增速预测从1月的2.6%调低至2.5%，且约2/3经济体的预期被同步下修。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AI）领域投资的逆势增长，被不少机构视为重拾经济动能的关键变量。对发展中国家而言，AI更被视作实现技术追赶的“加速器”。

然而，AI能否真正承载起全球经济“救星”的期待和重担，可能还需要审慎审视。当前，AI的增长存在三重结构性制约：其一，投资受益部门高度不均衡。AI相关商品的强劲需求，难以掩盖传统制造业与大宗商品领域的普遍疲弱，一些国家AI狂热与制造低迷的“温差”正在扩大。其二，AI所能带来经济回报很难即时兑现。尽管市场对AI长期前景保持乐观，但世界经济论坛在报告中也指出，相较年初，受访者对生产率提升速度的判断已趋于谨慎——信息技术、数字金融等前沿领域可能会率先受益，但大规模、普惠性的经济回报可能需更长时间才能显现。其三，全球AI创新资源极度向少数国家集中，技术鸿沟日益严峻。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AI私人投资主要流向美、中、英、法等15国，其中流向美国的投资是英国的48.5倍；新获融资的AI公司，英国有172家，中国161家，而美国高达1953家。另一边，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仍深陷资本短缺、债务高企与人才匮乏的困境，其AI发展急需跨学科资助、能力建设与研究中心等基础支撑。

AI的确是技术追赶“加速器”不假，但同时也暗含两个高门槛：一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政府具备较强的主动治理能力；二是默认发达国家能够持续提供能力建设帮扶——这高度依赖开放的科学合作与包容的治理环境。而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这更似一种远景而非现实路径。随着创新资源进一步向特定区域聚拢，全球增长分化恐将加剧。

更深层的风险在于，全球AI治理规则制定仍处于早期阶段，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正与社会治理挑战交织。人类尚未真正理解大模型的黑箱运作，参数规模的膨胀与技术的垄断叠加，只会进一步推高认知的壁垒。与此同时，AI对一些高暴露职业的替代效应，已在欧美对支撑内需的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冲击。然而，主要技术大国缺乏引领多边治理的动力——美国更多以国家安全叙事，将AI推向军民两用敏感领域；欧盟等国过度强调技术主权，均不断压缩国际合作空间。这意味着，在AI大规模经济回报兑现之前，就业替代、数据安全、责任归属与收入极化等挑战，可能先于增长红利到来，成为各国防范经济危机之外亟须直面的治理难题。

面对全球增长乏力与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交织，要真正借助AI破解发展困局，必须回应一个根本命题：AI是服务资本至上、以技术驱役劳动，还是服务人的全面发展？

前者将AI视作单纯降本增效、追求资本回报的工具，看似能快速推高少数巨头和先发国家的竞争力，实则会埋下多重隐患，加剧全球财富与权力的极化，削弱中低收入群体创造价值的机会与能力，也让后发国家再难脱身。这样的AI，不可能成为全球增长的稳定锚，只会引爆更大的社会与伦理危机。

反之，唯有将“投资于人”作为AI发展的核心坐标，才能使技术回归服务的本义。通过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高阶技能、完善社会保障与转型支持等系统性投入，同时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技术资源、资助能力建设、共享数据与标准，智能红利不再局限于少数创新极，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真正惠及全球南方。如此一来，AI创造的生产力增量才能转化为人的发展空间，从而扩大有效需求、激发多元化创新，形成“技术—人力—增长”的正向循环。

今天，中国已跻身全球AI第一梯队，但始终坚持AI的技术普惠定位，视其为国际公共产品，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多边治理中的权威，并给出了独特的中国方案。这正是对“投资于人”最坚实的践行：既投资于本国公民的适应力与创造力，也相信他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唯有坚守这一方向，AI才能真正担起全球发展的重担，成为增进人类共同福祉的力量。（作者是商务部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