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崔广德  冯宇航

　　1980年1月5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细雪飘落，邓小平、叶剑英、邓颖超、李维汉、宋任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肃立灵堂。追悼会由乌兰夫主持，刘宁一致悼词。当悼词宣读至“早在半个世纪前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句时，会场出现短暂的寂静——在场许多人这才恍然大悟：那位他们相识数十年、温文尔雅的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竟是一位中共秘密党员。

　　《人民日报》同步刊出悼文，海内外顿时哗然。移居台北的老友胡秋原闻讯后，专程到北京梅龚彬家中，在灵前行礼。等一口气看完梅龚彬生前撰写的回忆录，胡秋原感到十分惊愕——与梅龚彬交往数十年，竟不知他始终与中共保持着联络。他轻声自语：“老梅，原来真的是你。”

　　这位情报战线与统战工作的战士，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心向红旗”。

　　早期革命：从学生运动到隐蔽战线

　　梅龚彬，原名梅电龙，1901年8月12日生于湖北黄梅县。1920年，他考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中华学生部读商业经济科。这所学校表面上是日本人在华设立的高等学府，实际上是日本情报机构的文化侵略基地。在这里，梅龚彬接触到了改变他一生的组织——中国共产党。

　　1924年秋，经贺昌、施存统介绍，梅龚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徐家汇创建团支部，任书记。次年初，由恽代英和沈泽民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梅龚彬既是国民党党员，又是共产党员，曾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秘书长，1924年夏被聘为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会委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梅龚彬负责召集全市学生代表会并任总指挥。他作为上海学生界代表进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被推选为向帝国主义者提出交涉条件的审查员之一。他编写了《上海英、日帝国主义者屠杀同胞之经过》一文，在全市印发。

　　五卅运动后，梅龚彬任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中共党团书记。与此同时，中共徐家汇支部扩建为独立支部，仍由他任书记。至1926年初，中共徐家汇独立支部已辖有工人、学生和农民等6个支部。同年春，梅龚彬从东亚同文书院毕业，放弃学校保送去日本留学的机会，坚守革命岗位。

　　北伐时，梅龚彬被任命为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不久，大革命失败，梅龚彬和郭沫若、阳翰笙、李一氓赶赴南昌，参加叶挺、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又率部赶赴海陆丰参加彭湃领导的武装起义。这段经历，为他日后在十九路军上层开展统战工作埋下了伏笔。

　　东京受难：酷刑考验下的忠贞

　　1929年8月，日本共产党驻第三国际代表佐野学在上海被捕，日本共产党和中共日本支部完全不知情。为了避免出现更大破坏，必须尽快将情报送达日本。周恩来决定将这一艰巨任务交给梅龚彬。

　　梅龚彬冒充留日学生高乔平的身份，于8月11日抵达东京。16日，他与中共日本支部成员廖体仁去找日共联络员田中接头，不料因接头点暴露而被捕。在日本16个月的牢狱之灾中，梅龚彬遭受了包括灌辣椒水在内的各种酷刑，身体被严重摧残。但梅龚彬毫不畏惧，沉着机智地同敌人斗争，始终保守着党和共产国际机密，只说一句话：“我是商人，来谈丝绸生意。”敌人在拿不到真实凭证后，只好将他释放。敌人在狱警记录中愤懑地写下一句日语：“此人之口，铁壁也。”

　　1931年1月，梅龚彬刑满获释。5月，陈云代表中共中央汇去旅费，通知他回国。7月，他经天津到上海，向陈云详细汇报了工作。此时正值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岌岌可危。考虑到梅龚彬已经出国两年，并在东京监禁了一年半时间，蒋介石对他的注意力已经放松，便由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向他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决定以脱离共产党组织的非中共人士身份公开活动，由中共中央分别派潘汉年、张庆孚等人作单线联系。

　　从此，梅电龙就以梅龚彬的笔名，开始大量写文章。表面上是大学教授、作家，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右派眼里，梅龚彬是灰色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在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眼里，梅龚彬是倾向于共产党的民主派；而在共产党眼里（除了极个别的几个人外），梅龚彬是国民党内的民主派。这种身份正是隐蔽战线工作者最理想的保护色。

　　中央特科时期：推动反蒋抗日工作

　　顾顺章叛变后，潘汉年奉命到特科负责二科（情报）的工作。梅龚彬成为潘汉年直接联系的情报关系之一。潘汉年向梅龚彬交代了工作纪律：不能参加基层组织活动，只能和自己单线联系。如果联系中断，也不得自行寻找组织，只能等待组织联系自己。

　　潘汉年在1962年撰写的《我在特科时期的反间情报活动》中明确说：“我直接联系的梅龚彬（梅电农），大革命时搞学运，同吴开先友好。吴叛投国民党在上海市党部任组织部部长，仍与梅有友谊来往。1931年中央决定他正式同特科发生关系，先由我直接联系，要他接近吴开先，了解吴和市党部的反共计划。后来，他通过办杂志结识了十九路军领导人，成为该军的政治干部，吴亦要他随时报告十九路军领袖们的动向。”

　　在潘汉年的领导下，梅龚彬利用与吴开先的老同学关系，深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他还按照潘汉年的部署，与陈公培等同志配合，在十九路军上层建立了有力可靠的情报关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步扩张，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梅龚彬奉命利用与“神州国光社”和陈铭枢的关系，积极做推动他们反蒋抗日的工作。同时，还与胡秋原在“神州国光社”出版了一份《文化评论》，大力宣传抗日，有力地鼓动了学生、工人纷纷起来举行罢课、罢工，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示威，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闸北，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梅龚彬以神州国光社文化骨干的身份奔向前线，实际上肩负联络任务——在炮火中找寻蔡廷锴的代表，递上一份密函。密函的核心只有八个字：联合红军，拒蒋抗日。在淞沪抗战期间，梅龚彬被邀请参加十九路军的幕僚，他向中共情报机关提供了十九路军方面的许多重要政治、军事情报。通过梅龚彬的活动，潘汉年曾同十九路军的政治部主任徐名鸿进行过谈判，虽然谈判未果，但至少使十九路军的上层人士知道了中共是愿意和他们合作抗日的。

　　共产国际报告中的梅龚彬

　　1935年10月15日，潘汉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非常会议上发言，详细汇报了与十九路军谈判的经过。在这次秘密会议上，潘汉年提到梅龚彬发挥的重要作用。

　　潘汉年发言：“十九路军在上海保卫战后被调往福建。这是蒋介石进一步展开对红军的‘围剿’行动的最困难的时候。1933年，蒋介石下令，让十九路军经福建赴江西来进攻我们。还在进攻江西之前，十九路军指挥部和蔡廷锴将军就改变了主意，因为他认为，进攻红军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他派代表来同我们的同志谈判通过什么办法能同我们签订互不侵犯协议。”话里的“代表”就是梅龚彬和朱蕴山。

　　潘汉年1962年的《我在特科时期的反间情报活动》特别提到：“原来在上海中央保卫机关工作期间，我直接联系的两个情报关系，已经先后深入到十九路军内部，和他们的上层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一个是梅龚彬。”这一表述，充分肯定了梅龚彬在情报工作中的关键作用。

　　潘汉年还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非常会议上发言回忆了与蔡廷锴谈判的细节：“当我到达福建时，蔡廷锴将军派自己的小汽车来接我们。我们被请上小汽车，把我们送到了将军的私宅。应该说，在第三次‘围剿’时，蔡廷锴将军同我们进行过极为激烈的战斗。现在，当我被请到他的住所时，我想：见鬼，我在跟谁打交道啊？是跟已经三次对我们实行‘围剿’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正是在梅龚彬等人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潘汉年才能满怀信心地去会见将军，最终达成合作协议。

　　潘汉年在报告中还提到，通过与十九路军的谈判，“我们采取了另一种方式，我们提出在我们地区与他们地区之间进行贸易往来的问题。我们缺少很多生活必需品：食盐，药品等。但我们苏区有些产品卖不出去，如纸张，大量的钨。他们赞成开展贸易。这样就达成了协议。苏区的情绪大大高涨起来。大家都认为同十九路军建立贸易联系是正确的。”

　　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梅龚彬在十九路军上层长期建立的情报关系和统战工作。正是他的任劳任怨和忠贞不渝，才使得中共能够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获取急需物资，为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护送民主人士北上

　　1934年，福建事变失败，潘汉年指示梅龚彬和陈希周随十九路军撤往香港，做国民党民主派的准备。1935年，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香港正式成立，梅龚彬任宣传处处长。陈铭枢是名义上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传部的领导人，但实际上的负责人是梅龚彬。梅龚彬感觉敏锐，深谋远虑，是中华民族抗日同盟活动的中心人物。他在香港铜锣湾的寓所，实际上是中共抗日联合战线的一个地下机关。

　　1948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加紧进行。梅龚彬参与组织护送在香港的部分民主人士去东北解放区。1949年1月，他护送李济深、沈钧儒等人抵沈阳，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梅龚彬历任政协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会历届中央委员、常务委员、秘书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