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郭继民
“绩”因其“三义”的内容，于人生哲学亦颇有助益。
“绩”之义
绩之本义，为编织。《说文》曰“绩，缉也。从糸，责声”；义为把麻搓捻成线或绳。譬如，《诗经》中的“不绩其麻”、宋代诗人范成大的“昼出耘田夜绩麻”。上述之“绩”，皆作动词“编织”之义，引申为“劳作”或劳绩。
“绩”之另一义，则由“劳作”转至“劳作产品”，如麻线，泛指一切劳动成果，即今人所谓“业绩”。作为劳作产品，根据其影响，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指影响深远的丰功伟绩，称之曰“功绩”（所谓政绩），如“维禹之绩”（《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一种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的群体性功业，如“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之群体劳作之“迹”（根据同音相训原则，迹、绩可互训），如长城、大运河等，因其为群体性事业，姑称之为“业”迹；最后一种是大众的劳作成果——称之曰“事绩”，包括阶段性的收获与一生事绩之总汇。
此外，“绩”尚有“传承”义，如《左传·昭公元年》之“远绩禹功”之“绩”，《尔雅·释古》对此解曰，“绩，继也”，即传承，姑称之曰“绍绩”。
“绩”之思
“绩”之三义，貌似平淡无奇，然若深思之，“绩”之劳绩（劳作）、业绩（成果）及绍绩（传承）之义，却也大致囊括了人生主要内容。
老子言“出生入死”，人出生伊始，即进入“死地”；生死之旅程，谓之人生。在旅途中，人不可终日无所事事，其势必“做些什么”以填充之。此“做些什么”，无非就是做事，主要包括：“如何做事”（劳绩）、“做成什么事”（业绩）、“留下什么‘事’”（绍绩）。
“做事”充实了人生，做不同的事，意味着不同的人生并彰显不同的人生意义。“绩”，由此显得愈发重要起来。
事有万种，自然无法一一触及，然对个体“做事”（绩）之态度，则可思之。
“如何做事”（劳绩），当勤勉如一，不偷懒耍滑为基本准则，甚或是至高要求，大概是“如一”极难之故。然而，仅此尚不够，它还需虑及劳作方向的正当性。按佛家的说法，人以积“净业”为务，净业即善业、正业。若方向错误，则愈勤勉，危害愈大，此即佛家所谓之恶业。方向正确，还应把握分寸，力求不过度。
故而，“做事”固要勤勉，亦应理性、有分寸；依儒家理念，须将“自强不息”与“中庸之道”结合起来。
有关“做成什么事”（业绩），一般而言，人们取得理想业绩，难免因情绪高涨而自夸；反之，则未免低沉甚至“自贬”。庄子“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庄子·人间世》）之语，道出其中真谛。
对待业绩，当稳定情绪，平和心态，以诚待之。业绩不如意，应析因查漏，改进措施，以资再战；若方法正当且已尽全力，则不必遗憾、自责，更不可自暴自弃。“尽全力”则“功成不必在我”。业绩可嘉，固然可欣，付出得到回报，总是幸事，但不可夸大成绩，更不可有骄人之举。成绩面前，当以诚谦待之。
有关“留下什么‘事’”（绍绩），《左传》载“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民间言“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人生一世，想留下点什么，亦是人之常情。然以实然观之，“留下什么”“能留多久”，皆非主观之所控，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既然“留下什么”非主观之所愿，则莫如以道家“花开花落两由之”的自然心态对待之。
对“留下什么”采取自然甚至“漠然”心态，意在强调不可执着于“果”，而应专注于“因”。道家如是主张，自不待言。其实，真正的儒者并非人们所理解的功利主义，醇儒之“入世”，在于他们在完成“天命”：“知其不可而为之”“尽人事以听天命”。当然，佛家对此理解更为深刻，一句“凡夫畏果，菩萨畏因”，即道出劳绩与绍绩的深层关系。在佛家看来，当专注于“净业”（即善业或正向之劳绩）之践行，而不可执着于“果报”；功利心严重，执着于结果，结果则适得其反，其结局大概率是“没有结果”，故佛家主张“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此见佛法对功利思想之拒斥。
普通民众竭其一生，亦难在历史中留“迹”。然则，对其而言，劳作本身，即其生命之展开，它是生存，亦是生活；意义在其中，慰藉亦在此中。
因此，作为生命个体，“我”当尽力去“做”（劳绩），在“做”中成就生命、成就“自我”（业绩）。至于“绍绩”等身后事，则交给历史评判。
“绩”之择
历史毕竟有痕，即便人们不刻意追求“绍绩”，但是历史仍以其特有的方式对“在世”之业绩进行筛选与评判，并以此决定其能否流传以及传承之远近。
鉴于对象不同，历史对“绩”之筛选，亦稍存差异。
对于个体，历史偏向于以“反者，道之动”的方式择取。确切地讲，举凡无心流传但又以“惟精惟一”之敬畏态度对待劳绩者，其“绩”反而能流传。譬如，农人一生劳作，无丰厚财富与思想之流传，其亦无心于此，但其勤劳淳朴之品质已潜移默化为“家风”而世代传承。诗人即使无意千古，但当其以心灵为笔，将触动心弦之情凝结为感人肺腑的诗句时，却注定千载流传……
对于群体性业绩，《易经·系辞》所谓“举而措之天下之民”的“事业”，将为历史所选择。譬如，肇始于周敬王时期的大运河，建于战国时期的都江堰、古长城等，皆为历史所选择并流传至今。究其原因，在于此“绩”具备奠基性、普惠性之品质，若进一步追问，其何以具备此品质？答曰：源自其“发心”（动机）。其非限于一时一世，而是基于“功在当代（发心），利在千秋（效果）”之伟愿，它关注的不是特定时期、特定人群之福利，更非一己之私。
对于豪雄（包括历代帝王、圣贤与豪杰）创造的“丰功伟绩”，自当综合动机与效果考量。不过，关于二者孰轻孰重，历史上有所争议：南宋时期，朱熹与陈亮曾就此展开辩论。朱熹以义理、王道（动机）为主，故其不承认汉唐之地位；陈亮则以功业、时效（效果）为主，故肯定汉唐。若以长镜头观之，历史似乎更偏向“动机”。笔者不主张脱离实际、不顾后果的“唯动机论”，笔者认为，真正的“善动机”，其本身一定考量了效果——包含长远之效果。同样是治国，周公“制礼作乐”以教化百姓，固无立竿见影之效，然其“一心为公”的意志（善动机）及出自人性的“礼乐”教化传承三千余年，至今仍充满勃勃之生机（长远效果）；以严法峻刑治理国家的商鞅，效果上虽能立竿见影，然因制度设计仅从统治者利益出发，其治理方式违背人性，故其“伟绩”仅二世而亡。陈亮所争之汉唐，过于强调时效，忽视了君主动机的“正当性”，自然不被朱熹所同意。
既然这样，那么又会触及另一问题：动机属于内在、隐性之物，又当如何识别其善恶呢？笔者认为，要看其是否符合“历史趋势”，凡顺应民心者，其动机即属“善”，反之则否。
综上可知，无论个体、群体还是豪雄，其留“绩”与否，核心之处仍在于“发心”：其心愈善，愈纯粹，则愈能留“迹”；其心“无我”，“绩”满天下。正如老子所言，“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绩”之化
有形之“绩”，无论曾经多么辉煌，终究难耐岁月之磨砺，然而，有形之绩“褪”去，无形之“绩”方得以凸显。事实上，在历史长河中，最终得以传承者是经有形之绩升华而成的“无形精神”，此谓之“化绩”，亦即庄子所提的“薪尽火传”。
孔子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范仲淹言“君子之风，山高水长”，风即是“绩”升华后的道德风尚。后人传承家风，传承的是祖先勤劳质朴的道德风貌；人们敬仰圣贤，敬仰的是其崇高的道德人格。
理性精神是将人类真、善、美之潜能合乎规律生发出来的航标。马克思曾提出：人的解放，或曰“人之合目的的发展”，乃是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按此理路，举凡能促进人之全面发展之“绩”——无论个体还是群体——其最终将转化并融入人类的理性精神之中。不消说，理性精神的生长、丰满与展开，将伴随着人类发展之始终。
至此，“绩”亦由人生哲学跃迁至更广阔的历史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