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6月11日，顾颉刚编著的《古史辨》第一册由朴社出版，至1931年8月间共发行六版。随着该书的面世，以“疑古”为旗帜的“古史辨派”在中国学坛迅速崛起，不仅宣告了以帝制为中枢的中国传统学术的终结，也“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性流派。顾颉刚及“古史辨派”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具争议的学者和学派，而无论激赏抑或反对者，无不承认其学说体系，铺就并昭示了上古史及早期中国文明的研究道路和方向，且其影响广被文、史、哲诸学科，迄今余波荡漾不绝。
由此，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百年之际，《文史哲》编辑部与中华书局联袂举办“早期中国的现代探索：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于6月27日在山东大学举行。
会议现场
开幕式主持人、《文史哲》副总编辑李扬眉首先谈起顾颉刚同《文史哲》杂志的渊源，《文史哲》杂志的首任主编杨向奎先生，正是顾颉刚先生最得力的弟子之一。李扬眉讲道：“1981年，在《文史哲》创刊三十周年之际，恰逢顾先生辞世不久，杨向奎先生在刊庆文章中深情追忆道：‘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一生创办诸多刊物，造就无数人才。如今先生虽已作古，但其事业犹在。我们深切怀念他在开创学派与培育人才方面的卓越贡献。’”在李扬眉看来，《文史哲》的宗旨、考量、风格以及追求等方面，恰恰接续了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学术理念和实践。
在开幕式上，《文史哲》主编杜泽逊表示，顾颉刚先生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在历史学之外，他在历史地理学、民间文学、图书馆学和文献学等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由北平朴社出版，标志着一个史学流派——古史辨派的诞生。这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史学流派之一。它对中国历史学以及古代哲学史、文学史、文献学的研究都影响深远。因此，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一百周年，回顾这一百年中，历史研究、学术史研究在古史辨影响下发生的变化，探讨这种变化在当代的意义、在未来的可预见价值，都十分必要。”
顾颉刚，1937年3月于禹贡学会办公室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俞国林在开幕式发言中讲道：“1923年，三十岁的顾颉刚先生刊发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自主知识体系论断。中国史学研究，从考订史学这一旧史学传统，进入到了考辨史学这一新史学阶段。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正式出版，迄今正好一百年，可以‘论升降’矣。”俞国林认为，继200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2023年“层累说”一百周年的学术纪念活动之后，从《文史哲》编辑部的角度来持续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是很好的选择。他同时还谈及《顾颉刚全集》最终能在中华书局出版，也是冥冥中的天意，并讲述了背后的故事。
上午的主旨发言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越教授主持。
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一百年前出版的《古史辨》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史学革命，也是中国史学走向现代的奠基。关于这一点，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大致就有人这么说。因此，顾先生的确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最先奠基人之一，加“之一”是还有傅斯年先生的原因。“古史辨”将许多原来视为理所当然的，其实是问题重重的历史系统打破了，推动了很多新的研究。其实当年他们“辨”的很多东西我们不一定赞同，但确实打开了很多可能性。并且《古史辨》不是只有单一的观点，而是团结了很多不同派别的学者，包括像吕思勉这样并不疑古的守旧学者，当然后来可能团结的人太多了一些。虽然古史辨持续影响很大，但最具冲击力的还是第一册，所以这次会议纪念第一册出版一百周年，是非常有见识的做法。
《古史辨》第一册封面
孟祥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在本次与会学者中，孟祥才是唯一曾与顾颉刚先生有过直接交集的学者，在“文革”时期，他与顾先生共事近十二年。他谈及近期在《山东大学学报》上发表的题为《顾颉刚日记与我》的文章。据其考证，他的名字曾在《顾颉刚日记》中先后出现过十次。孟祥才对中华书局出版《顾颉刚全集》的举措给予高度评价，称其“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在中国现代史学界，著述出版规模能达到此等量级者屈指可数，这充分印证了顾颉刚先生作为顶尖一流史学大师的崇高学术地位。”孟祥才还在会上讲述了《顾颉刚日记》中关于他的一次记录错误以及顾颉刚同尹达之间的恩恩怨怨。
《顾颉刚日记》
叶涛（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叶涛探讨了民俗研究对顾颉刚先生史学观的深刻影响。在叶涛看来，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顾先生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当之无愧。纵观中国民俗学的学术史，顾颉刚与钟敬文堪称奠定该学科基础的双璧。在民俗学兴起之初，顾先生通过歌谣研究，为这一新兴学科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石。
顾先生在研究中发现，同一首歌谣在不同地域的口耳相传中，每经一次传播，便会增添新的内容，或改写旧的细节，故事轮廓也随之逐渐偏移。他后来追忆，正是从歌谣的口头流变中获得了“顿悟”：歌谣如此，古史传说又何尝不是这样一层层累积而成的？这一洞见对顾先生的古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堪称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最具想象力的一次跨界启示。民间口头文艺传承演变的内在逻辑，直接转化为他撬动两千年传统古史体系的方法论武器。
这种对民间文学从歌谣到传说的关注，标志着顾先生两条学术路径的完美交融。一方面，他以民俗学的眼光审视古史，将古史从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坛上拉下，还原为一部被后人不断改写、不断累积的“传说史”；另一方面，他又以古史研究的纵深视野回望民俗，将过去被士大夫阶层所轻视的民间俗文化，提升到了重建中国民众文化传统、探寻民族文化根脉的宏大高度。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手稿
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民俗学界素有‘两位民俗学之父’的说法，顾颉刚先生正是凭借创办《歌谣》周刊而迈入民俗学领域的关键人物。在顾先生介入之前，《歌谣》周刊的内容基本局限于歌谣本身的搜集与探讨。然而，作为历史学者的顾颉刚，开始以孟姜女故事等叙事类题材为切入点，将大量涉及民间叙事流变的讨论引入刊物，从而推动了《歌谣》周刊从单纯的歌谣研究向更广泛的民俗学研究的学术转向。在这一转向过程中，钟敬文先生既是《歌谣》周刊的忠实读者，也是积极的撰稿人。他通过向顾颉刚投稿，在随后的书信往来中，不仅深化了学术交流，更由此建立了两人之间深厚的学术联系。”施爱东还讲述了顾颉刚同郑振铎之间的一些轶事，两位学者性格迥异，为人处世风格也非常不同。
《歌谣》第一期
刘宗迪（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
神话传说中的昆仑山是大禹垒石而成，历史上的昆仑山则是在一系列机缘下由种种误解层累而成。《山海经》最早记载昆仑，《山海经》中的昆仑是帝之下都、众神所居，是华夏先民祭神通天的神山。《山海经》的地域大致相当于今山东版图，位于《山海经》世界西北方的昆仑其实就是古代帝王祀神通天的泰山。后人不了解《山海经》地理范围，误解《山海经》为中国地理，并误解《山海经》所谓“河出昆仑”(黄河流经昆仑)为黄河源出昆仑，“河原”(黄河三角洲)为黄河源头，因而先有汉武帝将昆仑误置于西域，后有唐代将昆仑指定为青海河源之山，致使昆仑所在成为迄无定论的历史悬案。轰动当世的昆仑刻石，是昆仑层累造成的历史进程中加上去的最后一块石头，昆仑刻石事件让我们亲身经历了一次活生生的历史层累形成的造作过程，再一次证明顾颉刚先生“层累造成的古史说”之颠扑不破。
1937年3月禹贡学会同人合影，前排左起：☐☐☐、张子玉、吴志顺、张维华、冯家升、顾颉刚、陈增敏、史念海、赵贞信；后排左起：☐☐☐、栾植新、冯世五、童书业、韩儒林、李秀洁、顾廷龙
华林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
华林甫分享了邹逸麟先生对《清史地图集》编绘的指导意见，其中很多来自邹先生谭图绘制的经验。华林甫之所以谈到这一点，源于从顾颉刚到邹逸麟的学脉传承。
“疑古学派振聋发聩，在学术界产生了海啸般的巨大影响。顾先生后来与谭其骧先生等创办的《禹贡》半月刊，其实是赓续‘古史辨’的‘古地辨’。顾先生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山鼻祖，他的学生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是历史地理学三大家。而邹先生的绘图经验是在谭先生指导下的科研实践中取得的，也有谭其骧先生的功绩，甚至顾颉刚先生的功绩在内。这应该可以算作是《古史辨》的余韵。”
下午的主旨发言由清华大学历史系仲伟民教授主持。
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1925年，张荫麟在《学衡》杂志第四十期发表《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一文，对顾颉刚的“层累说”提出了学理批评。他指出，顾氏的疑古学说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默证”的适用限度。所谓“默证”，即想要证明历史上某件事情不存在，不能因为目前没有准确的记载来证明，因为无法排除未来出现确凿证据的可能性。张荫麟认为，《古史辨》的论证几乎都是默证，而其中十之八九皆超出了其合理限度。
同时，张越认为后世学者对张荫麟对《古史辨》的批评也存在误解。“首先，张荫麟并非专门针对顾颉刚，不惟以‘默证’批评‘层累’说，其他人的研究涉及违反‘默证’限度，他同样予以指出。其次，张荫麟以‘默证’批评他人，并不代表就此完全否定他人的基本学术观点或研究结论。最后，从张荫麟本人的古史研究上看，他实际是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顾颉刚的疑古学说。”
张荫麟
朱洪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1926年，恰逢《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刘节考入清华大学。此后数十年间，他始终怀抱着一个宏大的学术雄心：在古史研究领域创立属于自己的体系。这一学术抱负的形成，主要源于两股力量：一是胡适与顾颉刚代表的“疑古”思潮，二是王国维与郭沫若开创的实证路径。刘节认同顾颉刚的学术贡献，认为其将传统经典叙事置于战国秦汉的历史语境中重新阐释，彻底推翻了旧有的古史谱系，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然而，在追随“疑古”道路的过程中，刘节意识到顾颉刚已经走在自己前面。他转而另辟蹊径，试图从甲骨文、金文等地下出土材料中探寻更可信的史料，结合考古学与古文字学来重建古史。
在方法论上，刘节不仅运用文字学证据，还引入人类学视角。他提出，诸如尧舜禹等上古传说，实质上是前文字时代人类口耳相传的“民族的集体想象”，是早期社会保留历史记忆与民族意识的重要载体。解读这种“集体想象”，透过神话传说探寻真实的社会演进轨迹，就将古史研究从消极的“破坏”转向了积极的“建设”——相较于坚决的疑古派往往将传统文献弃之如敝履，刘节更致力于在破除伪史之后探寻重建的路径。这正是他立志“建立一套科学的、实证的古代史”的初衷所在。不过，从后世的学术审视来看，刘节在古史重建的实践中，对考古学资料的运用有些不足。
刘节
成祖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顾颉刚“古史辨”学派所面临的理论困境，核心在于其试图以历史学的方法去研究非历史学范畴的传说。由于先秦文献的成书年代与流传过程很复杂，研究者在考证时往往陷入“A文献证明B文献，B文献又反过来证明A文献”的无限循环之中。这种循环论证不仅构成了“古史辨”在历史演进逻辑上的内在困境，也导致了后世学界对其理论的维护与批评同样陷入了无休止的循环。这种局面使得当前的古史研究常常沦为缺乏实质推进的“口水之争”，真正科学精神的缺失成为了阻碍学科发展的瓶颈。事实上，今天学界针对顾颉刚古史传说及文学方法的诸多批评，往往也未能真正立足于科学的方法论。面对这一困境，我们理应沿着顾颉刚先生开辟的道路，对古史传说进行更为彻底的、科学意义上的清理。这就要求我们在继承顾颉刚理论遗产的同时，必须将严谨的科学意识真正植入中国学术的基因与灵魂之中。唯有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才能重新建构起属于中华民族的现代历史叙事。
邱锋（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许多人在阅读顾颉刚的著作时，往往会察觉到一个深刻的理论矛盾：他一方面致力于“打假”，另一方面却又主张“不立一真，惟穷流变”。这不禁令人困惑：既然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那么究竟是否存在真实的古史？如果连“真”的标准都无法确立，又凭什么去判定他人为“伪”？应将顾颉刚置于晚清今文经学乃至后现代史学的宏大脉络中，作为一种认识论的转向来审视。顾颉刚本人也承认，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对他启发极大。康有为提出，六经并非孔子删述的旧稿，而是其“托古改制”的产物；尧舜等完美的帝王形象，很可能是孔子为推行自身政治理想而塑造的符号。康有为的这一论断触及了一个核心命题：历史叙述未必是对过去的客观还原，而极有可能是基于现实需要而进行的创造。用现代学术话语来说，即历史知识具有强烈的“建构性”。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1917年版）
不过，顾颉刚将这一逻辑推向了更为宏阔的境地。他认为，整个古史传说并非出于某一个人的刻意伪造，而是一个时代性、集体性的演化过程。因此，他的研究对象不再是“古史真相究竟是什么”，而是“古史叙述是如何被层层叠加起来的”。正如他所言：“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于它的真相，而在于它的变化。”这预设一次认识论的转向：从追问“历史本身是什么”，转向了探究“我们关于历史的知识是如何形成的”。但是顾颉刚并未否认真实历史的存在，他的意思是“无法确知真相”，而非“真相不存在”。他将自己的学术角色定位为为考古学家扫清障碍，坚信通过对层累过程的严密剖析，可以逼近某种程度的真实，他称之为“近真”。可以说，顾颉刚的立场是一种审慎的经验主义：他承认历史知识是建构的，但这种建构本身是有迹可循的；只要理清了建构的脉络，我们依然可以无限接近历史的真实。
朱洪涛（江苏理工学院中文系）：
鲁迅称顾颉刚是“研究系”和“反对民党”多少是站不住脚的。“研究系”早年从事政治活动，周旋于政客军阀之间，致使其在知识分子心中名声不佳，即便此后转入文化建设活动，因其动机未见得单纯，为人所诟病。顾颉刚与“研究系”的关联多是在有关报刊上发表过文章、与相关人物有一些事务性往来，若以此来论顾颉刚为“研究系”而不究其精神实质则显然有失偏颇。
顾颉刚从民国初年就目睹或参与了多场政治、文化活动，见过了党派的纷扰倾轧，勾心斗角，以公行私，因此在情感、理念上与具体的政党政治保持距离，主张“好的事情，只有在个人活动里去寻求”。所以这就形成了顾颉刚对待与参与文化、社会、政治活动的一些基本理念:反对组党结党，与“派”“党”保持距离，注重个人奋斗，保持知识分子的精神操守；在文化、社会改造活动中，主张从研究学问的思路入手，讲究厚植学问根基、注重民众、脚踏实地、不涉谩骂、积极稳健、具体详实的渐进式改革，不逞一时之快，不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暴力革命，摒弃功利性质的政治投机主义。
江林昌（山东大学历史学院）：
顾颉刚先生提出“疑古”，是为了重建古史。使用现代史学的方法论，必须首先破除盲目“信古”的迷思，辨别史料真伪，最终才能建立起一部可信的中国古代史乃至中华文明史。事实上，顾颉刚本人对此有着极为清醒的认知，正如胡适在与其通信中反复强调的那样，重建上古史的终极目标与必由之路，在于现代考古学的发展。1931年，随着考古学“三叠层”的发现，“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在这一宏大的学术背景下重新审视，顾颉刚等“疑古”学者与考古学家殊途同归，他们都是在以现代科学的方式探索中国古史的真相。
我在《顾颉刚先生与考古学》一文中，曾专门引用过顾先生的一段自白：“要知道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一条路是大路。我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我很愿意在这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能有新的建设。”不管是讲“疑古”还是“默证”，都只是某个层面。我们最终要看到的，是顾先生那种宏阔的学术眼光与求实精神，以及他与现代考古学深度结合的史学抱负。
与会学者合影
郭震旦（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古史辨”并非孤立的本土学术事件，实质上是一场全球性思想运动在中国的历史支脉。近代哲学与科学观念的全球性传播，从根本上清除了中世纪的蒙昧，使世界运行的逻辑摆脱了古代神权与王权的绝对控制。在这一现代化进程中，世界各国普遍经历了一个规律：当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时，旧有的神话与王权叙事必然遭到颠覆。一个国家只有对自身历史进行深刻的、反身性的批判与重构，彻底推翻前现代遗留的历史谱系，才能真正觉醒并开启其现代之旅。
关于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其内涵通常包含方法论与认识论两个层面。近年来，国内学界多侧重于探讨其方法论意义；然而，从更深层次的学术价值来看，其在历史认识论上的突破与意义，或许更能彰显其超越时代的理论贡献。
最后，我想探讨“古史辨”在现代中国学术“记忆之场”中所面临的对抗性张力。作为一种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历史叙事，“古史辨”自诞生以来，便始终处于复杂的学术与政治语境之中。它不仅承受着不同历史观念（如纪念式、怀古式与批判式历史）之间的激烈缠结与角力，也在百年来的时代变迁中，持续面对着来自现实政治议程与民族主义情绪的双重考验。这种张力，恰恰折射出现代中国史学在重构历史记忆时的复杂与艰难。
自由讨论环节，仲伟民（清华大学历史系）：
我认为，对顾颉刚先生及其“古史辨”学派的研究，至少在以下三个维度的重要价值：
首先，这一研究为我们重新梳理和认知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提供了极为关键的切入点。将中国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学术演进置于全球视野与世界史学的宏观坐标下进行审视，其意义尤为深远。正如前文所述，将顾颉刚与胡适、傅斯年等同时代学者的学术理念进行比较与互勘，能够让我们更清晰地洞察中国现代史学转型期的复杂脉络与内在张力。
其次，顾颉刚先生的学术贡献，对于我们深刻认识早期中国及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奠基性意义。尽管“疑古”思潮曾引发诸多争议，但其对传统文献的系统清理，客观上为早期中国研究扫清了障碍。随着未来学术的不断发展与新材料的涌现，顾先生在这一领域的开创性工作，必将展现出更为深远的历史价值。
最后，基于上述两点，当代学者肩负着更为沉重的学术使命——即提供一个确凿可靠的早期中国文明历史文本，还原真实的历史事实。这不仅是史学研究的底线，更是我们责无旁贷的时代责任。正因如此，在当前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顾颉刚先生与“古史辨”运动，不仅是对学术传统的致敬，更是为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地承担起重构与书写早期中国信史的重任。
1961年10月顾颉刚颐和园留影
会议尾声
在会议最后，李扬眉回顾了二十年前举办的《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学术探讨会的宝贵记忆。她最后总结道，“古史辨”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以及我们对这种价值和意义的认定，其实已经远远超出所谓中国古史的范畴，而可以被视为中国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之现代性的晴雨表。
澎湃新闻记者 臧继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