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贵州日报

清代 梁亯《观榜图卷》（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每年高考季后，总有许多人睡得很晚。等待高考成绩的这段时间，有时感觉甚至比考试本身更漫长。然而，这样的夜晚，中国人其实早已经历了上千年。

今天，我们把它叫作“查分”；古人则说：“看榜去。”

一张榜单牵动的，不仅是一场考试的结果，更是一代代中国人对于命运与人生际遇的想象。

雁塔题名 一日看尽长安花

唐朝进士科被视为“天下第一科”，举子们不远千里，齐聚长安应试。唐朝一度在秋天开考，次年春天才公布考试成绩。对于那些外地考生而言，既已千里迢迢来到京城，自然不愿轻易离开；而榜单未出，又无人能够真正安心。

来自福建晋江的欧阳詹就属于此类。从福建到长安，在唐代，这是一场跨越山川河流的漫长跋涉。欧阳詹客居长安六年，生活清苦，潜心备考，最后终于在贞元八年（792年）的考试中位列前茅，与韩愈同榜登科，成为福建历史上的第一位进士。

而在后世有“文章巨公”“百代文宗”之称的韩愈，其实也“复读”过多次。曾经落榜后，韩愈在长安居无定所，饥寒交迫，在《出门》诗中悲凉地写道：“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他的坚持在第四次得到了回报，与欧阳詹同科高中。

士子上榜后的快意之诗，最著名的或许要数孟郊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贞元十二年（796年），四十六岁的孟郊终于考中进士，挥笔写下此诗，欣喜若狂之情跃然纸上。千百年来，人们反复吟诵这两句诗，却忽略了诗人此前的奔波与数次落第。除了脍炙人口的“春风得意马蹄疾”，孟郊还有一首诗描绘了自己“看榜”时的欣喜：“幽意独沉时，震雷忽相及。”（《擢第后东归书怀，献座主吕侍郎》）此前已被屡屡失败折磨得麻木，及第的消息，真像是一声报喜的春雷了。

与孟郊、韩愈等人相比，白居易要幸运一些。贞元十五年（799年），白居易顺利通过宣州府的解试，获得了到长安参加考试的资格。唐代的科举考试规则尚不完善，未在科举中建立糊名与誊录制度。举子们为了上榜，往往以诗文为贽，冠以姓名里籍，拜谒文坛名宿以求汲引，希冀达于主司，这就是所谓的科场“行卷”之风。白居易在长安一边应试，一边奔走于权贵文人之间，心理压力可想而知。好在，次年白居易就登进士第。放榜后，新科进士照例前往慈恩寺塔（即大雁塔）题名。俗语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白居易二十八岁便已登第，在同榜题名的十七人中年纪最轻，意气风发。多年后，他回忆此事，仍带着骄傲之情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在榜单上寻找自己的名字。李贺便是其中之一。他本欲参加进士考试，却因父亲名“晋肃”，有人认为“晋”与“进”音近，犯了所谓“嫌名”，因而不能应进士试。韩愈专门写下《讳辩》为他辩护，只是仍无济于事。最终，这位后来以“黑云压城城欲摧”和“雄鸡一声天下白”惊动文坛、被称为“诗鬼”的天才，终生未能进入进士榜。

榜下捉婿 满城争说新进士

宋代科举规模扩大，取士人数也较唐代增多。像开封、临安这样的都城，本就是士人、商贩、旅客云集之地。科举考试前后，外地举子入京，赁屋寄居，往来于贡院、客舍、酒楼、茶肆之间。榜未出时，他们等消息；榜一出，整座城市也跟着热闹起来。

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主持礼部贡举。这一科后来被称为“千年龙虎榜”，因为榜单之上出现了苏轼、苏辙、曾巩、章惇等一批后来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二十二岁的苏轼与十九岁的苏辙同时登第。兄弟二人自蜀中入京，一路舟车劳顿，而今双双题名。这场放榜，也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段著名佳话。

不过，对于宋代人来说，放榜的意义并不止于功名。榜单刚刚张出，豪门贵族往往格外关注新科进士的年龄与婚配情况，一场比考试更热闹的“榜下捉婿”活动随即开始了。朱彧《萍州可谈》卷一载：“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其情形与其说是择婿，不如说是争抢，富商之家更是以厚财相诱。与唐代“雁塔题名”的文人雅趣相比，这明显更世俗、更热闹，也更真实。福建省邵武市博物馆藏的宋代银鎏金魁星盘盏，就形象展露了“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民俗心态，盘盏图案的主题“魁星”，后人附会它能主文运。盏心刻有词一首：

足蹑云梯，手攀仙桂，姓名高挂登科记。马前喝道[到]状元来，金鞍玉勒成行缀[对]。

宴罢琼林，醉游花市，此时方显平生志[至]。修书速报凤楼人，这回好个风流婿。

这股风气，连宰相也不例外。宋真宗时，范令孙刚刚登甲科，宰相王旦便将女儿许配于他；新科进士高清，才具平平，宰相寇准却将侄女嫁给他，寇女去世后，另一位宰相李沆又将女儿续弦，时人笑称这类幸运儿为“天子门生宰相婿”。

不过，并非人人都愿意接受这样的“好运”。宋代洪皓二十七岁就高中进士，又长得仪表堂堂，权臣王黼与朱勔都看中了他，并许以显贵前程。但洪皓并不想加入党派的互相倾轧，面对送上门来的富贵与姻缘，他保持冷静，均予辞谢。后来洪皓接过了使节重任，出使金国，成为南宋著名的忠臣。

宋代的看榜日，有人欢呼雀跃，有人黯然神伤，还有人在人群中被陌生人拉住衣袖，懵然间，便已成了某家的乘龙快婿。

一声“中了” 报子飞奔传喜讯

到了明清，放榜的热闹又有了新的模样。许多人甚至来不及亲自去看榜。榜单刚刚张出，便有人飞奔而来，将消息送到门前。这些人被称为“报录人”，也叫“报子”。他们提前守候在榜前，一见榜单公布，便根据榜上的姓名、籍贯寻找上榜者住处，奔赴客店、会馆或寓所报喜。报子通常不止一人，有的骑马驰报，有的高举彩旗、旌幌，伴以鼓吹，一路热闹而来。报得越快，赏钱越丰厚，因此人人争先恐后。

明清时，捷报已有专用印版，印好后直接填上被录取学子的姓名、名次等即可。捷报送到门前，贴在门首，任邻里街坊争相观看。

吴敬梓《儒林外史》中最著名的一幕，便发生在这样的时刻。五十多岁的范进，直到报录人飞跑而来、高声喊道“中了”，才从浑浑噩噩中猛然惊醒。随后拍掌大笑，一头栽倒，醒来又疯疯癫癫地满街乱跑，最终靠岳父胡屠户一巴掌打醒。小说固然有夸张成分，但“范进中举”之所以流传至今，除了辛辣讽刺以外，它也写出了无数读书人面对榜单时的真实心情——多年寒窗，一朝得偿，巨大的喜悦往往令人失态。

现实中的场面，同样充满戏剧性。清末探花商衍鎏，是亲历科举最后一科的见证者。据他回忆，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科殿试，由于当时的榜眼与探花均为广东人，令北京的粤东会馆大大热闹了一番。在“骑马游金街”等官方仪式结束，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送状元刘春霖至直隶会馆归第后，一同归第粤东会馆，会馆预备了演戏宴客事宜，同乡在京任官者皆有到场。宴会热闹非凡，宴后盘碗杯箸更被民众抢夺一空，瓷器堕地声，笑话喧哗声，一片纷乱。这是中国科举时代最后一次放榜狂欢。次年科举废除，然而，学子等待成绩、期待佳音的心情，却从未消失。

榜单之外 人生何处无开始

十九岁时，山东淄川的蒲松龄参加童子试，连中县、府、道三试第一，名动一时。主考官施闰章称赞他“观书如月，运笔如风”，许多人都认为，这个年轻人前途不可限量。然而此后四十余年，他一次次走进考场，又一次次失望而归。直到七十余岁时，才以岁贡生的身份获得一个象征性的功名。如果只看榜单，蒲松龄无疑是失败者。可正是在那些漫长的失意岁月里，他写下了《聊斋志异》。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一生未能在仕途上有所成就。可也正因为身处科举场外，他才得以冷眼旁观，将那些候榜、看榜、报榜的悲欢离合写进《儒林外史》，为后世留下了一幅最生动的“科举世相图”。

甚至连晚清名臣左宗棠，中举后三次赴京参加会试不第，最终没有考中进士。然而后来收复新疆、兴办洋务、筹划边防的，却正是这位榜单之外的人物。

一纸榜单固然重要，它承载着寒窗苦读的期待，也记录着人生某一阶段的努力与收获。但榜单记录的，终究只是某一时刻的评判；而人生书写的，往往远不止于此。在这之后，属于每个人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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