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英国著名科学家贝尔纳，因其学术地位与政治立场而成为那个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明星学者。他获得过斯大林奖章，并担任过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执行主席，曾两次访问中国，与中国的科学界高层多有接触。他所创立的“科学学”，在新中国科学界也颇有影响力。

不过贝尔纳与新中国的关系是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他的不少著作都在中国出版，其命运却各不相同。本文以他所写的《历史上的科学》为引，借助竺可桢日记和贝尔纳的相关传记，略述贝尔纳及他的著作在中国的浮沉。

约翰·德斯蒙德·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1901年5月10日-1971年9月15日）

贝尔纳与竺可桢

潘一骁等学者指出，竺可桢接受了贝尔纳的科学观，在20世纪40年代便逐渐从“为科学而科学”转变为认同“计划科学”，并在1949年之后进一步成为贝尔纳主义者。[1]

其实只要对竺可桢的科学思想以及民国时期的科学界基本情况稍有认识，就会理解这种观念的简化与不正确之处。而这篇文章的论证与材料采用也是相当随意的，仅举一例，文中提到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围绕着贝尔纳的科学与社会问题，组织了“科学与社会”座谈会。但这次座谈会举办于1949年4月，离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出版已经十年。此次会谈的主要目的自然并不在于讨论贝尔纳的思想，同时竺可桢也未参加此次会议。更重要的是，会上如任鸿隽等人的发言，基本上是认为在科学研究领域，个人兴趣要先于社会计划，纯粹科学要先于应用科学。[2]

不过，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作为科学社会学的开山之作，于1939年出版后，确实在中国科学界引起了相当的反响，因此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

《科学的社会功能》

大约自30年代起，竺可桢便一直关注着贝尔纳的作品。1938年3月22日，人在江西泰和的竺可桢阅读了贝尔纳的《十九世纪大不列颠的科学研究》一文，摘录如下：“英国每年四百五十万镑，占全国收入千分之一。其中Depart.of In.&Se.Research工业与科学研究部五十一万，Medical R.Council医学研究理事会一十七万，Ag.Res.Council农业研究理事会二十万，军用的二百万镑。美国年四千万镑，占国家收入千〔分〕之三，俄国千分之一。”（《竺可桢全集》6，492）

1941年4月10日，竺可桢在重庆初次阅读了《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当时他似乎只抽读了其中一小部分。竺可桢的读书习惯相当良好，如果是他所喜欢的著作，通常都会持续读完。比如同年3月27日，他在北碚（中研院气象所搬迁之地）读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的《回忆录》（Recollection & Reflection），第二天接着读此书，29日他到重庆出差数日，4月2日回到北碚气象所后，接着再读此书，同时又作了几次相当详细的笔记。相较而言，竺可桢初读《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只能说是蜻蜓点水。

当年5月9日，他在遵义何家巷（浙大教务处所在地）发表题为“近代科学之精神”的演讲，首先便引用了《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关于中国的相关部分，表示中国对科学的贡献将来不在西方之下。最后他又引法国数学家庞加莱之语，认为“科学活动目的在求真理，惟求真理，斯值得科学家之努力。”（《竺可桢全集8》，74）在这里，他并不认为贝尔纳的观点与“为科学而科学”有什么矛盾之处。

实际上，贝尔纳此书关于日本和中国的科学部分篇幅都很少，只有几百字而已。他认为中国从没有像日本那样大规模引进西方的技术和科学，“直到1925年国民党上台后，中国才出现了在教会学院外建设本民族科学的运动。在许多方面，中国的新科学只是美国科学的一个分支，这是由于美国政府对庚子赔款的开明态度的缘故”。[3]第二天，竺可桢在《中央周报》读到了翁文灏在重庆的演讲《科学精神与中国前途》，表示“与余昨讲不约而同，内容亦相似”。翁文灏的这篇演讲稿没有收录在他的文集中，不过当年10月他应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之约，在中央广播电台作了题为《科学与人类进步》的演讲，内容应当是大同小异的。

在演讲中，翁文灏表示科学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原因，而科学精神的核心便是对真理的探寻和信仰。之后，翁文灏便引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法拉第、牛顿等人的故事来说明科学家如何追求真理。最后，翁又表示中国建国的意义就是要跨入近代文明之中，就是要用“‘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精神，矻矻孜孜以探求真实，增加功效，由卑而愈积愈高，而愈行愈远”。[4]

之后一段时间，竺可桢又断断续续地阅读了《科学的社会功能》的相关章节，但既没有作详细笔记，也没有提出自己的观点，总体还是泛读而已。举例而言，1941年6月6日，竺可桢晚阅《科学的社会功能》，“谓英国入大学人数不过全体青年1.9%，德国3.9%，法国4.3%，俄国5.2%，美国15%。中国如以青年男女在19—22岁作全体人口百分之五计，则为二千万人，而大学生不过二万人，则千分之一而已”。（《竺可桢全集》8，91）

抗战结束之后，竺可桢于1946年到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接着到伦敦访问，为期一个月。1947年1月12日早上，竺可桢在伦敦又读起了《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这大概是因为他已经与贝尔纳约了要见面，故再从书中找些可谈之处。这本书并非他从中国带来，而是半个月前在英国查令街 W.& G.Foyle书店所购。

1月15日下午一点，他与贝尔纳、王承绪、陈西滢、任鸿隽夫妇等在大世界餐厅共进午餐，期间得知贝尔纳当时担任建筑工程部科学顾问，以及《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将要再版。

总体而言，在1949年之前，贝尔纳的科学社会观对竺可桢及中国科学界影响都不大，竺可桢与贝尔纳也无太多交往，这跟竺可桢与李约瑟之间的关系相差甚远。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之后，竺可桢即受邀赴北京参加全国科学会议（后改名为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办会。离沪之前，他在6月28-30日连续三天到图书馆阅读《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显然是想从中寻找新中国科学政策的理论基础。竺可桢的这一举动，与任鸿隽不久前在“科学与社会”座谈会上仍然主张对科学研究来说个人兴趣第一，而社会需求只是第二步这种“不合时宜”的观点恰成对比，也预示了两人在之后面临的不同个人境遇。

7月5日，竺可桢一行从上海出发，先到南京，再转车至济南，最后于7月12日抵达北京。之后，竺可桢又率团赴东北考察一月有余，8月底回到北京。

回京之后，竺可桢于9月11日致电贝尔纳，慰问其“因出席左派学会而被开除British Association之会籍”，不过当时的贝尔纳正在苏联访问。英国科学促进会之所以不再将他选为协会成员，主要是因为他在当年8月于莫斯科召开的和平会议上发言表示，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活动是邪恶的，“科学发展方向还掌握在那些只追求毁灭和折磨人类的人手里，因为这样一来他们自己就可以再多赚几年钱”[5]。

9月13日，竺可桢阅读了苏联科学院院长瓦维洛夫所写的《三十年来的苏联科学》一文，并摘录道，“在人类历史上，科学的理论指导着新国家的建〔设〕在苏联实现了，这是世界第一次”。（《竺可桢全集11》，524）第二年3月，他又阅读了瓦维洛夫所出版的同名著作。

1949年11月20日，竺可桢与涂长望等人共进晚餐，气象所的老同事朱光焜转交他一本贝尔纳的新书《需要的自由》。第二天，他便把此书读了50页左右，之后一段时间又陆续进行阅读，到12月12日才阅毕全书。

关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科学的整体研究路向，竺可桢在1950年4月所发表的《中国科学的新方向》中首次作了较完整的阐述。此文一开始是由《人民中国》的徐迟向他约稿的。

竺可桢写作这篇文章相当辛苦，他在3月14日表示：“此文结构余事先未曾想好，亦为 Vavilov Soviet Science 30 Years与J.D.Bernal Freedom of Necessity二文所影响，故反而写来非常不顺手。余自来写文无如此之苦者。前天写了一千五百字全作废，昨写一千五百字自认不甚无满意，到晚间又觉须加以大更正。前后既不接气，而文无一个Central Theme中心主题也。”（《竺可桢全集12》，51）当天晚上，他写文章至11点半才基本完稿，全文约2600字。

隔了两天，3月17日，竺可桢最终修订完文章后，同时寄给了中国科学社张孟闻与《人民中国》（英文版）的徐迟。

在文章中，竺可桢认为新中国发展科学的道路有三个方向：“第一，我们必得使理论与实际配合，使科学真能为农工大众服务。第二，我们必须群策群力，用集体的力量来解决眼前最迫切而最重大的问题。第三，大量培植科学人才，以预备建设未来的新中国。”（《竺可桢全集3》，23）

然后，竺便借用贝尔纳与瓦维洛夫的观点，论证如何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不过接着，文章便表示，注重科学的实用性，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基本科学的研究，因为科学与实际建设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竺可桢又指出，苏联科学院最近三十年的基础研究不但没有停止，而是有了很大发展，这便是很好的榜样。

那么新中国的科学研究应该怎么做呢？竺可桢认为“不能像过去各单位分道扬鏣各行其是地那么去做”，而是全国的科研力量整合起来，成立各科专门委员会，“检讨目前每一科目急需要解决而可以解决的问题。凡一个研究机构不能单独解决的问题，将与其他研究机构或大学合力解决之”。（《竺可桢全集3》，25）

换言之，竺可桢一方面认为新中国的科学要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却认为这里的科学，有很大一部分仍然是基础科学。只不过，与1949年之前相比，新时期的科学建设应当是统一规划，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分散与无组织，用贝尔纳的话说，那就是要有“科学组织的纵向结构”。

竺可桢写作此文相当辛苦，显然是因为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考虑清楚。文章所没有阐明的一点自然是，所谓科学为大众服务，与基础科学研究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实际上，贝尔纳之所以主张计划科学，是因为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因素的有效控制掌握在垄断企业所有者和共同利益的国家手中”，而这已经对科学发展造成了伤害。

贝尔纳所指的科学研究自由，不仅仅是指科学家可以自由地选择研究课题，同时还必须有资金保证，更重要的是，科学活动的发现和应用需要充分地纳入当代社会。对贝尔纳来说，“科学的自由应当被看作是行动的自由，而不仅仅是思想的自由”[6]。用他在后来所写的《历史上的科学》中的话来说：“科学的种种应用不是本身就会出现的，而是要先行发见人类的各种需要，然后还要有精思熟虑的和经过计划的科学努力，才找得出方法来满足这些需要。”[7]他认为，这正是二十世纪社会革命里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贝尔纳根据如何看待科学的组织，而将科学家分为两派。老派科学家们怀念19世纪的黄金年代，追求科学家们自由和自发的努力。而新一代科学家已经看出组织是“促进科学和保证科学实施于一些社会目的的唯一办法”。[8]

贝尔纳不认为对科学加以组织会扼杀科学自由，“科学的组织可以是自由的和灵活的，同时又保持有序。如果科学能够保留以民主形式表现出来的民主精神作为其核心，那么任何科学组织形式都不会失去科学进步中所固有的集体情感和对知识和人类进步的渴望”。[9]也就是说，只要科学的内部决策是民主的，就能够解决自由与组织之间的问题（贝尔纳认为自由和组织是两个相互辅助的条件），从而获得最大的利益。

贝尔纳认为科学便意味着“对整个社会生活进行统一协调地，尤其是自觉地管理”，科学的功能也不仅仅是满足人类的欲望，更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者。换言之，贝尔纳希望科学超越现有的局限，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他认为社会对科研经费应当不设限制），从而真正为人类整体利益的发展而服务。

在今天看来，贝尔纳对科学的看法或许是过度乐观和理想主义的，但他从没有要将科学转变为只从事应用研究的想法。在贝尔纳的思想中，科学规划本身便包含着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比例平衡，而这种平衡在不同时间段，对于不同的学科又是不同的。

竺可桢所面临的环境则大不相同，新政权重视应用的倾向是相当明显的。1949年7月下旬，竺随同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所发起的东北参观团，一行40多人参观了东北的各项事业建设，为期5周，到了沈阳、鞍山、本溪、抚顺、长春、哈尔滨和大连等七个城市。他在回到北京后所撰写的感想报告中便特别指出，东北目前计划将有已有的教育机构归并为十二所专科以上的大学，但“其中却遗漏了自然科学院或理科大学。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遗漏，将来必得补救才行。因为各种应用科学，无论是工，或农，或医，必得以数理、化学、生物诸科为基础”。（《竺可桢全集3》，8）

可以想见，竺可桢在1950年下笔为文时，所思所虑的便是如何在新时期肯定科学要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同时，着重点出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两次访华

在1949年之后，竺可桢与贝尔纳有过几次见面。其中一次是1954年9月到11月，贝尔纳应中国科学院之邀，考察中国的科学与技术情况，并且参加国庆活动。[10]

贝尔纳首先来到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领取斯大林和平奖。在获奖感言中，他认为，在原子时代，人们不能再生活在相互的敌意里，而是要有“友谊和合作”。[11]接着，他从莫斯科坐飞机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即今天的叶卡捷琳堡），再飞到伊尔库茨克，再次转机于9月27日到达北京。

在两个多月的访问时间里，贝尔纳走访了中国的多个主要城市，参观了各地的大学、研究所与工厂，发表了多场演讲，与中国学者举办过数次座谈会，且和国家领导人有长时间的当面会谈，接待规格非常之高。[12]在结束大陆地区的访问，坐上火车前往九龙时，他忍不住向陪同人员提意见说，“应该注意，不要让其他的外国科学家从早上6点一直不停工作到深夜，因为人们不习惯这样”。[13]

不过，在竺可桢的日记中，只记载了9月29日晚，中科院设宴邀请贝尔纳一事，并没有提到他与贝尔纳之间的私人交流。

贝尔纳另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59年。9月19日，竺可桢一行十人先至莫斯科，第二天再转机到波兰华沙，参加第六届世界科协会议代表大会。学术研讨会是在9月24日召开，波兰教育部副部长首先发表欢迎词，接着贝尔纳作了题为“Sci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Welfare of Mankind”的主题演讲。竺可桢注意到贝尔纳的演讲中“对于世界上三种不同的将来的可能性已不谈，而谈合作（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大概是认为他已经走向“修正主义”，与当时中国所持的观点不同。但如我们所知，贝尔纳的观点变化并不是发生在那个时候，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苏冷战进入核武器时代之后，他便开始持这样的看法。

9月28日，大会闭幕，并通过了下届执行委员会名单，由英国物理学家鲍威尔担任会长，贝尔纳与李四光等人担任副会长，周培源担任秘书。不过李四光后来并没有正式参加世界科协的各项会议，在1962年苏联召开的世界科协第七届代表大会上，担任副会长的实际上是周培源。[14]

第二天早上，竺可桢等中方人员十三人，再加上贝尔纳等所邀请的外方客人六人，分乘两架飞机从波兰抵达莫斯科。在莫斯科停了一个小时之后，再转飞北京，一行人到达北京已经是30日下午了，正好赶上了晚上的人民大会堂招待会，以及第二天国庆十周年观礼。

10月13日下午，竺可桢又到北大临湖轩与贝尔纳会面，在哲学楼听他关于生命之由来的演讲。之后，正如下文将谈到的，贝尔纳与中国的关系变得没有过去那么良好，竺可桢与贝尔纳之间也不再有工作以外的交往。

1961年，应英国皇家协会的邀请，竺可桢一行赴英国访问，期间又应贝尔纳之邀参加了酒会，并带回两封贝尔纳的信件。但经过相关部门的研议，只是由竺可桢回函表示信已转给有关单位，然后便置之不理。[15]

总体而言，在1949年之前，竺可桢尽管对贝尔纳的科学学有所了解，但并没有受其太多影响。1949年之后，竺可桢时有阅读和引用贝尔纳的作品之处，也与贝尔纳有些交往，但远远谈不上是一位贝尔纳主义者。这当中的一个要点或许是，贝尔纳的科学观实际是极为理想主义的，又是以苏联的计划科学为假想样板，这与竺可桢所面临的科技条件和环境相差甚远。

《历史上的科学》中文版出版

《历史上的科学》英文版首次出版于1954年，两年后即告重印。竺可桢大约在1955年初便获得了该书。根据日记，他是在当年3月下旬初读此书的。[16]在1955年日记的“杂记”部分，竺还摘录了该书的部分内容。

《历史上的科学》

1959年9月，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历史上的科学》的第二版（1957）。贝尔纳还特意为中文版写了序，并略带恭维地表示，“我确信，中国过去对技术的这样伟大贡献，将为其将来的贡献所超过”。

中文版付印时，正值贝尔纳第二次访问中国，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庆典礼，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巧合。[17]国庆观礼仪式期间，贝尔纳有机会与毛主席交谈，后者还询问了他刚出的《历史上的科学》中文版。[18]在那个时间点，贝尔纳仍是作为贵宾而获得隆重接待的。

竺可桢很快便拥有了该中文版。作为分管科学出版社的院领导，他的手上显然不止一本。1962年11月28日，老友张孟闻到北京拜访竺可桢，当时张因被评为“右派”已经转到黑龙江大学生物系工作。竺可桢听张孟闻谈及在哈尔滨很难购到学术书，便送他《历史上的科学》等著作。

1967年10月18日，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位学生来竺处谈文艺复兴和近代科学的关系。因此人不懂外文，所以竺可桢介绍他读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中译本，并“要他向图书馆借阅”。

然而，此书实际上没有公开发行。关于这一点，竺可桢在1968年3月的日记中有相应记载，该书“出版后因原著有问题，所以从来不公开发行。近来毛主席主张要研究科学史，因为科学史中也有两条路线斗争。所以科技大学和数学所青年人统注意到研究科学史，前后来问我以研究参考，我就介绍Bernal的书，因为这是最新的一本科学史，而且从马列主义观点看的，但是〔有〕修的观点，所以一定要加以批判地看这本书。我过去亦未花时间看，现在想仔细看一下”。（《竺可桢全集》19，69）

接下去几天，竺可桢又重读了该书的第一章（导言），评论道：

他（指贝尔纳）要研究科学史，认为科学在现代已影响政治和人民生活到如此地步，科学工作已知道有责任应该干预国家如何利用科学，因此他认为在目前世界上分为两个垒营的时候，科学家在两方有调和的责任，庶几世界不至于走向破灭。他这样一个大前提完全是“修”字路线，他这个主张在第一章上第一版1954尚说得不清楚，而在第二版（1957）的第一页上开宗明义就提出了。

《历史上的科学》中译本第一次印刷印数为2000册，就当时的科学图书来说属正常印量。此书版权页上写的是“新华书店，科学出版社各地门市部发行”，因此在下厂印刷时仍计划公开发行。所谓的“从来不公开发行”，显然是中文版正式出版后才作的调整。

这当中的原因并不难揣测，无非还是中苏关系变化的副产品。该书中文版出版之际，赫鲁晓夫也作为贵宾访华，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庆活动。

10月2日，中苏双方展开了高层会谈。在这次著名的会谈中，双方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针锋相对，最后不欢而散。隔了一天，赫鲁晓夫便借口有急事要处理，提前回国。而中方在召开内部会议之后，决定“我们目前应采取以团结为重、不搞争论、冷静观察的方针, 但应看到国际上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19]

也因为这场论战，中方对贝尔纳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这一点他自己已经感受到了。在国庆当天的天安门城楼上，贝尔纳碰到了另一位中国的高层领导，后者答应之后会与他面谈。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当贝尔纳询问何时能会面时，却收到信息说，对方“不觉得与我（即贝尔纳）见面有任何意义”。[20]

在突然而来的这股注意“修正主义思潮”的背景下，《历史上的科学》也受池鱼之殃，被打入了冷宫。

贝尔纳在1958年还出版了《没有战争的世界》（World without War）一书。第二年春，他即将此书寄到中国，希望译成中文出版。科学出版社审阅后认为，“该书内容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存在有谬误”，但又鉴于贝尔纳为目前国际和平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在科学界有相当影响，“故特将此书译出供领导同志参考”。[21]

1960年5月，该书中文版由科学出版社以“内部参考资料”的形式印发，未作公开发行。

出版方所称的“谬误”，无非还是书中所带有的“修正主义”色彩，比如“离开消灭帝国主义制度而幻想没有战争的世界，离开生产关系问题的根本解决而空谈生产力的提高”等等，这些在今天看来似乎都只是个人观点而已。

贝尔纳的这些看法由来已久，在1956年由北京三联书店翻译出版的《科学与社会》中有极为充分的表达，而该书则是公开出版，当时出版方也不认为其有什么“谬误”之处。

其实从《没有战争的世界》的出版过程中，也可看到中方的态度是如何急转直下的。贝尔纳将此书寄到中国后，中方安排中国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以突击的形式译出，再由出版社编辑部逐章校订，可见一开始的规格仍然是相当高的。但在正式出版时，却只是内部发行，且印刷与纸张都极为糟糕，与只相隔了8个月时间出版的《历史上的科学》不可同日而语。

在第一次访华时（1954年），贝尔纳对中国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他后来称赞道，“我在那里（即中国）亲眼看到，并非仅限于少数的大计划——鞍山钢厂，淮河堰堤，武汉长江大桥——而是全国处处这样，人民自己动手干起来了，另外有机器可用就用机器，没有机器就用土办法如铁锹和筐子这种古老东西来建设他们的国家”。[22]他甚至认为，“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发明天才现在正被解放出来。在工厂制造的机器及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尚未大批出现之前，中国的土专家制造了简单的机器来解决目前的迫切问题”[23]。

贝尔纳非常渴望自己的书能在中国出版，在中方编辑《没有战争的世界》的过程中，他还两次寄来对原稿的修订文字。也正因此，中方态度的变化，令贝尔纳相当沮丧，且并不清楚原因何在。

不过很快，贝尔纳便理解了中苏立场的差异。贝尔纳显然是苏联的坚定支持者，在1960年于匈牙利召开的世界科协第21次执行理事会会议上，他与中方代表就决议内容还进行了交锋，最后经过修改，通过了一份中方可以接受的决议。[24]

尽管《历史上的科学》没有公开发行，竺可桢对此书还是相当倚重，常常加以参考。1965年10月23日，竺可桢审阅了钱临照所写的《牛顿小传》。竺因为对牛顿的生平不熟，便先读《历史上的科学》等书关于牛顿的部分，再看钱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源起是，1965年4月，科学出版社计划出一本《科学名人传》，竺可桢建议可确定几十个历史上的大科学家名单，分篇写作，每篇文章在一万字左右。

竺可桢审阅钱临照的这篇传记后，评论道，“写得很精彩，但有若干处写得有点累赘，如关于牛顿太专心致意于他深深考虑的事物而忘记了应该执行的任务，举例不免太多”。后来出版的《钱临照文集》没有收录这篇牛顿传记文章，大概原稿已经在动乱时期遗失。

竺可桢之所以看重《历史上的科学》，主要还是认为这是当时可读到的“最新的一本科学史”，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替代性著作。

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丹丕尔惠商（William Cecil Dampier）原著，任鸿隽、李珩、吴兴周等人合译的《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s with Philosophy and Religion）。这是当时西方最为流行的科学通史著作，中文版出版后，竺可桢也曾详细阅读。但此中文版在1949年后一直没有再版重印，且其观点也不能说是马列主义的。[25]

1972年11月25日，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负责人段伯宇来竺可桢处商谈。段伯宇提到，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建人写信给人民出版社，要求出版社编一本《自然科学发展史》，“用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来说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周还亲自跑到出版社处，要以该社的名义开一次座谈会，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也在受邀之列。

在领导的推动下，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定于25日下午先开个小会，准备两天后召开的座谈会。段伯宇到竺可桢处，大约也是要听听他的意见。竺可桢当即指出，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便是一本不错的自然科学史著作，“这部书曾得苏联列宁奖金，但何以我们把它译了以后不准公开出售?”

11月30日，参加了座谈会的于光远也来拜访竺可桢，竺再次提到《历史上的科学》。于光远也认为，“此书之所以不发行，由于Bernal是‘修’字号缘故”。

1976年之后

当时，该书虽未公开发行，但有些人还是能通过相关渠道获得。在1977年和1978年《历史研究》刊发的文章中，已经有作者引用了《历史上的科学》。[26]

到了1981年7月，《历史上的科学》终于第二次印刷，并以公开形式发行，印量为6000册。1983年5月，该书第三次印刷，印量4500册。在当时而言，这样的发行情况并不算太佳。

回过头看，如从帮助读者了解科学史的角度出发，贝尔纳这本书并不是太合适。这是因为作者并不打算写一部科学通史，而是要阐发科学在历史上的作用，“通过科学在一些经济改变上的效应，或者通过它在当时统治阶级或在正奋斗着推翻这些阶级取而代之的人们所持的观念上的影响，来表出科学对历史上其他各方面有些什么影响”[27]。因此，对一般读者而言，《历史上的科学》还是略显专业了一些。

而从该书中文版的出版历程来看，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即便是科学史的著作，也不免受到立场与人事的影响。而所谓“立场”，在许多时候，并不能由个人所控制，不过是为社会形势所裹挟的偶然。

1975年，李珩重新翻译《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的第四版，易名为《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作者名也改译为丹皮尔），由商务印书馆再次出版，但仍然是内部发行。直到1979年5月第二次印刷时，此书才正式公开发售，亦可谓命运多舛。不过，丹皮尔这本书的市场反响要远远好于《历史上的科学》，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也成为了国内读者学习科学史的一部必读作品。

1982年初，《中国科技史料》刊登了《历史上的科学》再版发行的短评：

科学出版社将著名科学史学家贝尔纳的名著《历史上的科学》一书重版发行。这部科学史巨著很有特色。全书八十余万字，分七大篇、十四章。第一篇和第七篇为综合性论述，分别讨论了科学的起源和科学的特性以及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问题。第二篇至第六篇是本书的主体部分，分别论述了古代世界中的科学、信仰时代的科学、现代科学的诞生、科学和工业以及现代科学。在现代科学一篇中，以两章的篇幅对历史上的社会科学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社会科学作了较深入的论述。

回顾该书的出版往事，再阅这份评论，真有“轻舟已过万重山”之感。

[1]潘一骁 张立 许为民，《从“学院自由主义”到“贝尔纳主义”》，《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6月，第128-134页

[2]任鸿隽，《科学救国之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第620-622页

[3]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2023，第315-317页

[4]翁文灏，《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中华书局，2009，第160-165页

[5]安德鲁·布朗，《科学圣徒》，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第363页

[6]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2023，第315-317页

[7]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59，第406页

[8]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59，第712页

[9]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2023，第482-483页

[10]贝尔纳访华的相关行程，见安德鲁·布朗，《科学圣徒》，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第465-474页

[11]安德鲁·布朗，《科学圣徒》，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第463页

[12]付邦红，《1954年贝尔纳第一次访华》，《科学文化评论》,2012年06期，第37-53页

[13]安德鲁·布朗，《科学圣徒》，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第473页

[14]陈璐，张藜，《冷战背景下的科技与外交——周培源参与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历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 2023(01)，第47-60页

[15]潜伟，李欣欣，《贝尔纳与中国》，《科学文化评论》， 2012 (06)，第16-36页

[16]竺可桢1955年3月16日和27日的日记分别有阅读《历史上的科学》的记录。

[17]科学出版社编辑部为此书所写的后记，落款时间为9月11日，按此推算，此书的最早面世时间也要在9月下旬了，与贝尔纳到达北京的时间相差最多不过几天。

[18]安德鲁·布朗，《科学圣徒》，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第479页。

[19]关于此次会谈的主要情况，见阎明复，朱瑞真，《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4期，第31－57页。

[20]安德鲁·布朗，《科学圣徒》，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第479页

[21]贝尔纳，《没有战争的世界》，科学出版社，1960，说明。

[22]贝尔纳，《没有战争的世界》，科学出版社，1960，第120页。

[23]同上，第312页。

[24]潜伟，《竺可桢与贝尔纳》，《科学文化评论》， 2017 (03) ，第5-13页

[25]在当时的中国学者看来，此书不仅鼓吹科学宗教调和论，还倡导唯心论和神秘主义。见许良英，《评丹皮尔〈科学史〉的基本观点和思想》，《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第375－381页。

[26]见赵庆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与近代科学》，《历史研究》，1977年第5期，第54－64页；刘明翰，张志宏，《文艺复兴的时代、巨人和科学》，《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第35－46页。

[27]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59，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