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杰
1923年12月，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一次演讲，他从戏剧《玩偶之家》切入，探讨了易卜生没有回答的问题，也即娜拉出走之后的命运——“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今日看来，我们不得不敬佩于鲁迅先生的洞察力。
在这个演讲五年之后的1928年，上海发生了黄慧如与陆根荣私奔案，此事在闹得满城风雨后，黄慧如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归家庭，应验了鲁迅先生的预判。由于彼时的上海是国内最发达的城市，传媒业亦颇兴盛，以致报章连篇累牍地追踪报道此案，使得其影响力辐射至沪宁杭乃至整个中国。
除了案件过程和具体细节，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关注还上升到恋爱自由、女性权利、家庭革命等宏大概念。以今日观之，黄陆私奔案汇集了传统与现代、保守与进步、爱情与革命、个人与家庭乃至民族等数组在民国时期极具张力的词汇，其中蕴藏着有趣且丰富的学术命题。何其亮教授的著作《情奔何处：一起未完成的民国私奔案》便聚焦于这桩早已被人遗忘的私奔案，详细梳理了案件的来龙与去脉，讨论了其在司法、媒体、文艺、思想等场域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情奔何处》 何其亮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
《苏州明报》上刊登的黄陆二人合影
影星胡蝶扮演的黄慧如
黄慧如女士在吴塔乡下照
闺秀与家仆的“爱情”
黄慧如生于上海一富庶之家，本为名门闺秀，与苏州巨商贝氏——即贝聿铭之家族——婚约告吹后心灰意冷，甚至一度悲观厌世。陆根荣为黄家仆人，与黄慧如年貌相当，奉命开解黄。孰料二人日久生情，竟至珠胎暗结，黄家发现此事后将陆根荣辞退。黄与陆情好甚笃，遂决定携财私奔至陆的老家苏州。黄家报案后，1928年8月陆在苏州被捕，吴县地方法院以“和诱”罪判处其一年监禁、以“帮助盗窃”罪判处其一年半有期徒刑。黄陆不服，上诉至江苏省高等法院，江苏省高等法院以“略诱”罪和“帮助盗窃”罪给予了更为严厉的刑罚，陆根荣只能继续上诉至最高法院。经过一番曲折，1930年6月30日陆根荣终于无罪释放。
一审和二审判决之所以差异颇大，根本在于“和诱”与“略诱”之分：前者是在受害人“同意下诱拐”，后者则是“通过武力或欺诈诱拐”。依黄慧如之意，其是自愿与陆根荣私奔，别说胁迫或诈欺，甚至连“和诱”也不成立，因此在司法程序中她与陆根荣始终站在同一阵线，主张无罪释放。而对于如何看待其与陆根荣的感情，黄慧如则游移不定，这不全然由其个人意志所决定，媒体报道与大众评论也影响着她的态度，两者有着极为密切的互动甚至“互利”关系。
案件甫一见诸报端，黄慧如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是一个勇敢的新女性形象——她不仅是在逃离束缚自身的封建家庭，更是在反抗令人窒息的旧制度。需要说明的是，黄慧如接受过中学教育，虽有一定文化水平，但对五四运动应该了解不多。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她逐渐习得了一些新概念和新思想，并为自身的私奔行为作有力辩护。然而，随着案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声音涌现了出来，鼓励者有之，反对者有之；颂扬者有之，攻讦者有之。陆根荣此时身陷囹圄，众声喧哗之外，或许还要考虑到孤身一人的黄慧如在经济和精神上的无依感，其立场因而大大动摇——后来，黄不仅向媒体吐露其对陆根荣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爱情，还为私奔行为感到懊悔。1929年3月黄慧如于苏州生产后，便随家人回到了上海；3月21日黄慧如家人宣布她因分娩并发症去世。
围绕黄慧如是否真的离开人世，不少媒体展开了激烈的笔墨官司，但在作者看来，这个问题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此案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窥探社会中下层如何因应新时代有关女性、婚姻、家庭理念的窗口”，“更重要的是，这一轰动性事件提供了一个认识‘五四’时期提出的林林总总概念如何在社会中下层传播的契机，各类文化生产者对此私奔案进行多重建构。”而这正是本书论述的重点，作者分章节梳理了不同群体或阶层，如知识分子、记者、司法官员、文艺创作者等对此案的评论和争鸣，不同载体如报刊、电影、小说、戏剧、曲艺等对此案的言说方式和意思表达。
一起未完成的民国私奔案
值得玩味的是，在这场沸沸扬扬的大讨论中，尽管任何一个群体都无法垄断对私奔案的解释和评判，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滑向了保守并最终合流。作者之所以将黄陆私奔案定义为“一起未完成的民国私奔案”，从黄慧如个人层面加以考察，可以分两个角度来理解。
其一是爱情的未完成。乍看之下，黄陆私奔是一段冲破阶层桎梏、勇敢追求幸福的爱情神话，但认真考察一番，两人的说辞多有变化，并未显示出情比金坚的迹象。如果说黄慧如前期尚能化用新文化、新概念申明主张，那么陆根荣显然让人失望——且不说其已有妻室，只看他在形容两人关系时使用“姘”等词语便知一二。黄陆两人到底是自由恋爱还是生理冲动，似乎并无定论；即便属于前者，也是停留在“未完成”的状态，其间充满着摇摆、破碎乃至背叛，而黄慧如的猝然离世，更为这一事件增添了一抹无可奈何的悲剧色彩。
其二是自我的未完成。黄慧如逃离家庭，不啻一次自我的新生，但从结果来看，她还是失败了。在公共话语中，黄慧如的形象不断被重塑，时而是反抗传统家庭的革命者，时而是意志薄弱、为人诱引的受害者。在这场沸反盈天的媒体狂欢中，黄慧如沦为了一个任人消费的符号——居然有人推出“黄慧如牌香烟”，这一商业行为将此类狂欢的荒诞性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而她本人的声音被湮没在了喧闹的舆论场中。更重要的是，黄慧如始终欠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面对众说纷纭的媒体和看客，她本就脆弱的主体性逐渐坍塌，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的舒适区。在这场被社会各界消费的私奔案中，黄慧如作为一个追求自由的女性或者说“人”的叙述，始终未能完成，而这无疑是最令人惋惜的“未完成”。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社科研究讲求客观判断和价值中立，而作者在这项长达二十年的研究中，不仅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还倾注了相当深厚且复杂的情感，显然对研究对象动了“恻隐之心”，正如他在后记中对这一案件颇为感性的总结：“她曾有通过婚姻跻身上流社会的幻想，也曾少女怀春；曾有过与情郎私奔的勇气，也有为自己辩护不惜与家庭决裂的豪情；有面对逆境的绝望崩溃，同时也深感愧对陆根荣，甚至还曾认真考虑作为单身母亲通过工作养育其私生子；其心灵也曾在《生活》杂志的评论文章中感到一丝温暖的慰藉；直到最后一切希望随风逝去，狠心抛弃其新生婴儿，随母回沪，直至与外部世界作别。”作者进而总结道，漂亮的概念或者宏大的理论，丝毫无助于黄慧如困境的解决，“黄慧如的现象折射出民国时期公共话语的困境：当社会沉迷于理念交锋与情绪释放时，有血有肉的生命体验反而被消解。构建符号或抽象的人取代了探索与理解真实个体的人生经验。可叹的是，这种困境并非只存在于国民政府时期。”
书中说女性主义的内核是人文关怀，“是一种有关人（包括女性，也包括男性）在具体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下重新塑造的思考与实践。”这也让我们反思什么是好的女性主义，也许它并不存在统一的标准，但在我看来，好的女性主义既能看见结构的不公，又能体察个体的复杂；既追求改变世界，也尊重具体的人。而一个对女性友好的社会，应当为女性实现经济独立提供充分的条件和坚实的保障，毕竟，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黄慧如的“未完成”恰恰在于这一点。回头再看，黄陆私奔案距今快一个世纪了，重温此案，我们不得不承认，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的另一句话仍然振聋发聩——“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