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一个社会主义者是如何在关注“平等”问题的同时又关注“阶层跃迁”的？它们是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两个词，从道理上说，阶层跃迁与平等是两个方向不同的诉求，但本质上它们又都与“平等”相关：你是追求所有人的“平等”，还是摆脱出身阶层的“不平等”——以达到与更高阶层的“平等”？
对于理查德·霍加特——这个出生于利兹、英国工人阶级子弟背景的知识分子——来说，他的一切都和这个纠结或者矛盾有关。《识字的用途》是他探讨工人阶级子弟阶层跃迁的最广为人知的作品，《纽波特街 33 号》是他从利兹大学毕业以前那二十几年生活的自传，也是《识字的用途》这本书的重要补充。
他细致地区分了工人阶级内部的等级，通过做工岗位、生活习惯、卫生标准、语言和社会交往边界等等来区隔了阶层，不同阶层的工人阶级内部流动同样需要克服一些社会偏见。
书中还那些没有实现阶层跃迁的人，比如沃尔特叔叔，是如何陨落在可能上升的途中的，“他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有些天赋和前途，却迅速走下坡路的成年人”，霍加特总结说，“主要原因不是喝酒、抽烟、女人，而是通过它们；它们是症状和中介，而非原因。原因是意志的软弱，希望以一种非常亲热的方式被喜欢，超过了被仰慕，或者只在来得容易的时候被仰慕”——另外一种形式的随波逐流，软弱以及对自己的纵容最终让他们在“舒适区”里“沉沦”：沃尔特叔叔“适合在酒吧做伴闲聊，他的举止令人愉快，我不记得他曾经表现得恶毒或刻薄”……（难道他们不配有“舒适区”？）
理查德·霍加特出于爱，重点写了他的三位女性长辈：祖母、埃塞尔姑妈和安妮姑妈。这一次，她们不是作为“奖学金男孩”的配角和支持者出现，而是她们自身的命运成为我们的关注点。令人感动而且意味深长。
作为一本自传，最重要的东西是，我们看到他从上中学时，就已经意识到、以及他努力想去实现他的自我——他努力想成为一个好的社会主义者，最后，他在那些友善的来自于各阶层的人士的帮助下，有的是老师，有的是校长，有的是督导，更多的是他的亲戚们。他成长为一个善良与宽容的好人，无关他的信仰。
经“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其中和埃塞尔姑妈相关的一小节分享给读者。
纽波特街的房子在感情上被埃塞尔姑妈主宰，她是家里的长女。因为我们的母亲是我们小屋里唯一的成年人，而且在我记忆里，她始终过度劳累、病怏怏的，所以我从来没见过充满爆发力的、令人身体紧张的激烈暴怒，直到我跟埃塞尔姑妈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那是一种可怕的启示，即便是现在，如果我听到一个女人抬高嗓音，到达某个范围或音域，我就想立马跑得远远的。
埃塞尔姑妈对男人的态度捉摸不定。她大多数时间轻蔑尖刻，仿佛在谈论造物主的某种差错，或者发情的狗。但她最喜欢的修饰语之一是“有男子气概的”，她能为那个词赋予一种生动的活力。她有时评论说她多么喜欢“一支好雪茄的气味”，尽管她这一生不可能闻过多少好雪茄。她偶尔说“房子里有个男人”是件好事，似乎不仅仅想说他能在干杂活时派上用场；话里暗示了他可能拥有某种魅力。在这样的时刻，她的嗓音会变得更深沉。她的理想男人似乎是一只阉鸡或一匹阉马，身上散发出烟草的气味，但没有性的气息。我从没听说过她被男人背叛，或者以任何方式被男人伤害。
她确实有一个暴躁的脾气和与之相称的尖牙利齿。她大概从来就不是个漂亮姑娘。霍加特家族通常有两种鼻子，软塌塌的朝天鼻或者鹰钩鼻，她的是第二种。尽管如此，就算是丑得最出奇的男男女女也能找到配偶，只要有一个闪光点：温柔或共同的谨慎，愤世嫉俗，共同的贪婪，恭顺，或者一种相似的幽默感。一位更老的家族成员曾经暗示，埃塞尔姑妈会凭借她纯粹的意志力和尖牙利齿，让任何想要追求她的男人打消念头。某些妻子和某些丈夫也具有这些特质，但往往在青春逝去后才最突出地显现。也许埃塞尔姑妈身为年轻女人时就显露了那些特质。话说回来，她属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成长起来的那代人，战后一些女人很难找到可结婚的男人，所以她也许只是运气不好。又或许她心底真的不想结婚，全然不顾世俗规矩。无论如何，她最终都会意识到，现在太晚了，按照当时的可怕说法，她被“剩在了架子上”①，不太可能被取下。如果她内心一直想要结婚，也许就是在那一刻，她开始带着日益增长的轻蔑和不屑，坚称她不想要如今她显然得不到的东西。她发展出了十几种对异性嗤之以鼻的不同方式，全靠转变这一个词的语调：“男人！”
安妮大约比她小十岁，而沃尔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我刚去那里时，他被认为干得非常好，因为他是“周薪三镑的男人”。由于那一片的大多数男人每周赚三十先令到两镑不等，他属于另一个层次。他是市中心附近一家廉价家具店的售货员，肯定善于说服那些焦急寻找自己的第一组三件套家具的年轻的工人阶级夫妇；他拥有一种令人愉快的举止，只有在他开始一蹶不振时才变成迎合讨好。一份基础工资加上佣金，虽然那三镑里是否包含佣金，我并不知道。大家很可能认为他最终会成为“周薪五镑的男人”，无疑会通过结婚迁居到城镇的另一边。
我一进入文法学校①，成为一个周薪五镑的男人就是家人给我提出的目标，而非学校。学校不会谈及数字。他们的最高奋斗目标是把像我这样的男孩培养成未来的教师；我猜，教师赚的钱不会超过每星期五镑；但学校指向的是一份职业，而非工资。家里提供的目标和随之而来的评判标准总是很精确，按照可能的前景量身定制，并且充满隐喻。
所以你不会成为一个每星期赚五镑的男人，除非你有“一只好手”，意思是写字工整。向我提出这一点的叔叔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一家时髦的布店当售货员，连大气都不敢出，身穿黑色夹克和细条纹裤子，完美的受害者，直到他在一次企业合并后被突然解雇，而且没有得到赔偿。“写字工整”这个短语痛苦地说明了他的骄傲多么有限，他的屈从多么深刻。与之相伴的是坚持需要“好好打扮”，或者是“打扮得体”，后者更糟糕，因为分量缩水了许多。那些男人，在他们如此拼命地爬出劳作的工人阶级时，很快遇到了新的天花板，它同样冷酷地固守其位；一种不同的农夫和工人。
谢菲尔德的温妮（Winnie）表姐在我来不久后来到纽波特街，想在一家大型批发服装厂里找到工作。她的母亲玛奇（Madge）堂姑是所有女儿里最大的，嫁给了一个铁路员工，他到那时已经成了独腿汉，因为他被一匹拉马车的马踢了，为此他们给他安排了可以坐着干的工作，看大门之类的。他出身于林肯郡（Lincolnshire）的农场劳工家庭，没有改变；随着铁路的扩张，需要从乡下招募一些会驾马的人，他们就成了铁路工人。他们有十一个孩子，母亲死后，他们又收养了汤姆，一共十二个。温妮躲避着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官，这一定意味着谢菲尔德家里有人失业了，正在领救济金。如果她待在家里并且工作，失业救济金会停止发放或者减少。在二三十年代与失业者相关的所有规定中，那是最受人憎恶的，因为它使得人们违背一条基本信念，那就是一家人不应该被拆散。
大家庭的成员往往采取两个极端立场：他们要么等不及离开喧闹和混乱，要么就像温妮，他们几乎无法忍受离开拥挤的巢穴。她让自己跨越三十多英里的路程回到皮茨莫尔（Pitsmoor）的家，走最便宜的路线，在能办到的每个周末都去，而在她开始谈恋爱之前，几乎每周如此。她无法真正忍受利兹，那是外国。她母亲也不能。玛奇堂姑偶尔到汉斯莱特拜访我们时，身躯沉重的她会和祖母各坐在炉火的一边，沉思并且低声说话，她几乎总是在某一刻说：“啊，这是个罪恶的城市，利兹！”她在傍晚从火车站到汉斯莱特有轨电车的路上，穿过漩涡般的雾气，横穿城市广场时，见到穿紧身裙的妓女或者提出下流要求的男人或者在黑太子雕像附近拥吻的情侣吗？
如我所说，房子常常被埃塞尔和她阴郁的情绪主宰，甚至可以说是压抑。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从哈德斯菲尔德回家；也许那份工作黄了，所以她不得不回到利兹，在一家服装厂找工作。可能是她觉得家里需要她，毕竟她的母亲日渐衰老。她确实有一种强烈的家庭责任感，但是一旦她服从于这份责任感，而且往往要做出无谓的牺牲，她会让身边的人由于她的牺牲而过得痛苦不堪。如果那是她回来的原因，那么她就想错了；他们在以自己的方式度日，尽管她并不赞同，因为那种方式不文雅。
但她还是回来了，由于她是兄弟姐妹里最大的，我们不得不改变睡觉的安排。我记不得温妮跟我们待了多久，直到她结婚，我估计。在那段时间里，奶奶、安妮姑妈和温妮睡前面的“大”卧室，埃塞尔姑妈睡那一层后面的小卧室（用的是一张所谓的“小双人床”，大概指它只有4英尺宽，而非4英尺6英寸①)。
一回到家，埃塞尔就被困住了，她心知肚明，但不愿承认。不仅和她母亲困在一起，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她将终生与他们感情相连，她想得到他们的尊重和喜爱，但并不赞许他们；她被困在那些破败的街道，身陷那些“普通”人之间；她恨这一切。哈德斯菲尔德成了梦想的象征，她从未完全失去那个梦，并且在后来的一部分生命中实现了它。这个梦是半独立式住宅，是能整个拉开的彩色窗帘，而非永久固定在框格窗下半部的蕾丝窗帘和晚上拉下的朴素遮光卷帘；还有一间带配套的U形地毯和马桶盖的室内“厕所”，一间浴室，前后的花园，以及讲话高雅的邻居。她没有也不可能看得更高，或者以其他生活为榜样，在很久以后当她遇到刻意弄得不整洁和不修边幅的学院派中产阶级时，她大为震惊。她的梦想本身并不可鄙，因为它向更安静、更默默无闻和不具攻击性的家庭守护神们致以了敬意。我有一个战友，来自曼彻斯特，一名保险推销员。坐在长满西班牙栓皮栎的阿尔及利亚偏远山丘或者美丽的黄褐色加蓝色的突尼斯海岸，他会泪眼迷蒙地想起跟他的妻子在星期六晚上坐车从市场街（Market Street）回到他们在郊区较便宜的半独立式住宅；下午茶，无线电，还有— 出人意料的部分— 富有异国情调的做爱方式。他最喜欢的一种是假装成一名阿拉伯酋长，而她是为他神魂颠倒的白人俘虏。
埃塞尔轮流在哈德斯菲尔德和汉斯莱特过周末。对我们来说，哈德斯菲尔德的周末是一种解脱，直到天空开始再次变黑，星期天晚上来临。汉斯莱特的周末几乎总是怒雷滚滚，令人不快，不管我们做什么。温妮会去谈恋爱，安妮会跟两三个中年未婚女伴去一家正派酒吧或俱乐部，奶奶会闷闷不乐地盯着炉火，盯着一段不同的过往、一个悲惨的现在，以及目之所及看不到解脱希望的未来。我会始终低着头做作业，也许至少能在星期六傍晚去“电影厅”。情况会保持如此，直到风暴骤起，无人能逃。
这通常发生在沃尔特浑身散发着啤酒味进来的时候。他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有些天赋和前途，却迅速走下坡路的成年人；主要原因不是喝酒、抽烟、女人，而是通过它们；它们是症状和中介，而非原因。原因是意志的软弱，希望以一种非常亲热的方式被喜欢，超过了被仰慕，或者只在来得容易的时候被仰慕。适合在酒吧做伴闲聊，他的举止令人愉快，我不记得他曾经表现得恶毒或刻薄。对我，他从一开始就不太像个叔叔；他很亲切，即便没什么能力。后来，在他每况愈下，并看到我反向前行时，他会语重心长地建议我不要像他那样让自己沦为笑柄；但他从来不嫉妒我，也从不对我冷嘲热讽。他就像埃塞尔姑妈咄咄逼人地说的那样，“没法在成功后不得意忘形”，这是他最大的敌人。
他有一些小天赋。有一次他给我看了一些短篇小说，模仿了当时的廉价周刊常常刊登的那种文章，例如《回答》（Answers）和《趣闻》（Titbits）。它们没被接受，也许因为它们是手写的或者不够好，类似的东西出版商要多少就能从知名雇佣文人那里得到多少。但它们相当不错，文字水平远远超过了附近街上其他人能写出的东西。
每当我读到奥登的《赞美石灰岩》（In Praise of Limestone）里关于爱交际、放纵任性、游手好闲的男人，母亲的心肝宝贝和剥削母亲的儿子的段落，我都会想到沃尔特叔叔。关于毁掉“一个美妙的男高音／能博得全场喝彩”的那行完全符合他的情况。他确实拥有一个不错的男高音，在他开始堕落前，他经常被请去参加利兹教堂的清唱剧巡演，尤其是《弥赛亚》（Messiah）和《犹大 ·马加比》（JudasMaccabaeus）的演出。他的母亲和姐姐们极为骄傲，这又让她们的失望和悲伤在他堕落时更加深刻。
酗酒是众所周知的工人阶级的诅咒，过量饮酒从来不会被宽恕；但是在你拥有一份白领工作并且身为全家的骄傲时屈从于它，对他们来说更加难以承受。沃尔特在周围商店的其他售货员里找到了喝酒搭子，起初在午饭时间偶尔喝一品脱啤酒，然后越喝越多，每晚也越喝越久。那些有点不体面的市中心酒吧里的人群（“不体面”在这里的意思是穿着在最初几个月表面光鲜但到那时已磨损发亮的翻檐软毡帽和三件套西装）—那些人从开门起就聚在那里，他们是未婚的售货员和职员，或者是反抗婚姻束缚的男人、爱笑的人、天生擅长讲奇闻轶事的人，能没完没了地讲笑话，对某种低俗的东西颇有研究。所以沃尔特渐渐不再收到参加清唱剧的邀请，他改变了自己的嗓音，以便产生那种在酒吧里很受喜爱的堕落美声唱腔和与之相配的歌曲，比如《全世界没有玫瑰》（NoRoseinAlltheWorld)和《像一个金色的梦》（Like a Golden Dream) ；在他最糟糕的时候，他得到的报酬是几品脱啤酒。
周末的时候他很晚才回家，酒吧把他和他的伙伴赶到人行道上，他们又在路边口齿不清地闲聊，直到他去坐有轨电车，摇摇晃晃地乘车回家后，他不仅会发现一个极度担忧的母亲和一盘干巴巴的晚饭，还有一个准备引爆、一点就着的埃塞尔姑妈，就像一个直接对准他的强力火箭弹，只要引爆线受到最轻微的触碰，立刻就会点火发射。他逃不掉。他会在门槛处滑倒，或者含糊而半心半意地向他的母亲道歉，随后火箭就会发射。埃塞尔的嘴巴很毒，在侮辱方面，她的发明强大得可怕，非常伤人。在我十岁出头，还在客厅桌上做作业时，我会立刻感到胃部恶心，看着对面的祖母痛苦地交叉又松开双手。
埃塞尔姑妈的语调变化很丰富，囊括的主题不多，因为它们专注于批评偏离常轨的人格，但是在那个领域内复杂而惊人地多变。她是从戏剧里获得的吗？因为她和来自哈德斯菲尔德的女性朋友时不时会去皇家剧院看戏，通常是家庭剧？它们是一代代人口头传递的吗？她是一个原创天才吗？她的风格极其戏剧化，充满做作的呼唤、故意的暂停、反问、抬高眼睛和震耳欲聋的结论。但是它把你撕裂，我希望再也不会看到或听到类似的场景。
其中存在一个痛苦的精神，但它寸步不让，不会怜悯、提出附加条件或者任何疑惑，在它着魔时不会。“啊对！啊对！我的好小伙子！慷慨给予了他那么多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母亲？”—停顿—“这个酗酒的废人，你的最爱，没法保住一份好工作，也没法守住世界上最好、最能吃苦的女孩之一！”
她提到的女孩是琼（Jean），沃尔特还在参加教堂巡回布道时，跟她谈过恋爱，两人还订了婚。她是一个非常体贴和正派、属于可敬的工人阶级、常去教堂的女孩，来自一个稍好的街区比斯顿（Beeston），大约在一英里半之外，那里的房子虽然是排屋，但不是背靠背式的，拥有带栅栏的小前院和通往正门的屋外台阶。我们都很喜欢琼，并且尊敬她。就我自己而言，我之前从未亲近过一个像她这样的年轻女人，打扮得如此整洁，说话如此轻声温柔，散发的气味如此迷人。她一直忠诚于我们，尽管越来越苦恼，但是最后她的兄弟们把她拽走了。他们做得没错，尽管我们家族里有一个半信半疑的神话，那就是假如她再坚持一段时间，事情就可能回归正轨。一个好女人的爱情。我再也没见过她，但是似乎记得她结婚了。她吸引男人不靠外露的性感，而是靠内里的善良和温柔。
争吵继续，尤其在那些可怕的星期六夜晚。沃尔特是辱骂的震中，但是祖母也会被波及，因为她待他太心慈手软，没有早点约束他的品行。她悲惨地缩进她的高背椅，继续用一只苍白、瘦削、青筋暴露的手摩擦另一只。埃塞尔的暴怒来势汹汹，魄力和攻击力似乎无穷无尽；你感到自己被它撕成碎片。我当时不知道“化约”（reduced）这个词还有“化约为眼泪”（reduced to tears）里的这个含义①。但你肯定会觉得被这些情景化约成了纯粹的悲苦。任何地方都不再有爱，“在整个被遗弃的世界”都没有；一切都是怨恨的火山喷发后的废墟。这不对，你在心里喃喃自语，当时没有意识到你在追求一种多么无所不包的道德审判。多年后，我们发现埃塞尔体内有胆结石；想到它们可能要负部分责任，这算是一种解脱。另一方面，在那些巨大的结石被取出，放在壁炉架上的一个罐子里后，她的脾气也没有变好多少。
安妮姑妈也遭到了辱骂，因为她心慈手软，因为她没有加入攻击，因为她像她母亲那样宠坏了沃尔特。她坐在那里，看起来完全受够了，而非悲惨，但是什么都不说，她知道一旦回嘴，攻击就会加剧和延长。在其他场合，她知道如何狡猾地惹怒埃塞尔，作为回击的手段。没人拥有埃塞尔姑妈那么多的耐力和忍受力。但是安妮会看向她的弟弟，脸上的表情说：“在这一切之下，沃尔特，你知道你错在哪里”；或者她会瞥一眼楼梯，他到那时可能会摇摇晃晃地走上去，离开台风。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埃塞尔姑妈练就了一种腹语术，令她能继续攻击那些待在客厅里的人，同时以精心设计的间隔，把她的声音抛到楼上，掷向那个此时躺在我隔壁床上喝足了啤酒、抽足了香烟的打鼾人。
温妮会被手术刀般的话语划一两下，因为她不对33号里发生的事感兴趣或者承担责任。“行吧；把我们当寄宿公寓来用，年轻女士；我们知道这就是这个地方对你的全部意义。”温妮一个字也不说，如果她的脸上表现出任何神情，那只会是对于正在发生之事的轻微和超然的厌恶。到达利兹后不久—我完全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考虑到她近乎居民兼隐士的生活方式—她开始被一名叫艾伯特（Albert）的男士理发师追求。她是一个丰满、深色皮肤、拘谨的年轻女人，总是在跟艾伯特出去的晚上及时回家，一个几乎不喝酒的谨慎女孩，我猜她在跟他结婚前保持童贞。她有一种朴素随和的善良本性，在那些血液似乎流得缓慢平静、不被智识或情感上的急转弯所烦扰的人里很常见。她和艾伯特那时常常在星期六的晚上搂搂抱抱好一阵，就在我们家后院和圣约瑟夫罗马天主教学校的墙角—（“温妮在做什么，这时候了还在外面？”“她在跟艾伯特道晚安。”）—之后她会进来，直接上楼，不管子弹是到处乱飞还是直接对准她。一切相当安静，没有任何回音，神圣不受侵犯，这是夜晚的谢菲尔德一隅。
在十几岁之前，我免于被猛烈地批评，之后就遭遇到许多。直到那时，我主要接受的是战斗进行中插入的警告—埃塞尔姑妈对形状、节奏和明暗的感受非常敏锐—如果我染上喝啤酒的习气，我会沦落到什么地步；所有这一切都源于这种感觉：这里有一个真的可能突破阶层、过上更好生活的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放任这些前景从指缝溜走。有一种半隐藏的影射，就像背景里轻轻敲响的定音鼓，说我行为的一些方面已经暗示我可能很容易走下那条路。在很多年之后，如果我进入一家酒吧，我都感到既内疚又不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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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电影《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