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结束在特拉维夫的一场讲演走下讲台时，一个男人走过来说：“就凭你刚才讲的那些关于马勒的话，我本可以一枪打死你。”
我看他腰间鼓鼓囊囊的样子，赶紧躲开，暗地里却有点满足——不是因为他的死亡威胁，而是因为他对音乐的疯狂热情。
以前，遇到对音乐充满强烈情怀的人并不稀奇。我曾在利物浦的一间厕所里看到两位壮汉为了马勒《第六交响曲》的乐章顺序大打出手——这可是个冷门的问题，但世上什么人都有。我上前劝阻，解释说马勒自己也拿不定主意，究竟是“激烈而充满活力”的第一乐章之后应该接一个同样激烈的谐谑曲，还是柔和的行板，马勒两种方式都尝试过，最终决定把这个问题保持在未解决状态。可惜他的出版商们迂腐到近乎偏执，规定了固定的顺序。指挥家们大多随心所欲，也很少有听众会费心讨论。
我最近在座无虚席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听了一场瓦西里·彼得连科指挥皇家爱乐乐团演奏的马勒《第六交响曲》，令人震撼。他们先演奏了行板，然后是谐谑曲。演出结束时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但仅仅持续了三分钟，之后大家便匆匆离开，去赶各自的公共汽车或是奔赴早已预订的餐厅。我坐在那里，心想：这就完了吗？
瓦西里·彼得连科古斯塔沃·杜达梅尔曾问我：“我们在马勒《第六交响曲》之后还能做什么？出去吃饭似乎不太合适。”我的提议是在沃尔特·迪斯尼音乐厅为观众举办一场心理治疗活动。后来大约有200人留下来，在50分钟的时间里反思马勒笔下那个没有希望的世界。音乐厅酒吧当天的收入大跌，而且据我所知，此后再也没有举办过这样的活动。
《第六交响曲》属于1914年之前的时代，那时人们期望听众能够表达自己的情感，对听到的音乐有所反应。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在香榭丽舍剧院首演时曾经引发过一场名留史册的骚动。那怪异的大管旋律、狂暴的节奏以及乡间少女的献祭场景把观众们连滚带爬地赶出了他们的舒适圈。
当维也纳的观众们听到勋伯格《第二弦乐四重奏》偏离了调性时，他们的反应同样剧烈。出于对文明陷入危机的担心，一些观众甚至用钥匙吹起了口哨。古斯塔夫·马勒作为勋伯格的赞助人，冲着那些观众大喊，想让他们噤声，有位男士的回应是：“我也对你的交响曲吹口哨。”可以推断，当时观众的此类反应十分普遍，甚至可以说是常态。评论家欧内斯特·纽曼注意到，当勋伯格在伦敦演出时，三分之一的观众发出嘘声，三分之一的观众大笑，其余的观众则“陷入迷茫，不知如何回应”。音乐厅作为静谧沉思之地的形象，其实是一种当代建构。
在巴黎，埃里克·萨蒂在他自己的音乐会上四处走动，鼓励人们大声交谈。由萨蒂的五位门徒创作的芭蕾舞剧《埃菲尔铁塔的新娘们》的首演最终以斗殴和警棍告终。这部作品讽刺了巴黎人引以为傲的雄伟象征——埃菲尔铁塔。观众们的情绪就像他们的祖辈攻占巴士底狱时一样激动。
两次世界大战终结了这一切。1945年，当时还是学生的皮埃尔·布列兹在巴黎发动了一场针对“反动派”斯特拉文斯基的示威，当时并未登上新闻，直到布列兹凭借他激进又时髦的风格声名鹊起后，这场示威才成为传奇。布列兹尝试让观众席地而坐，并在音乐会后参与小组分析。这种做法或许只持续了一两个演出季。他呼吁把歌剧院都给烧了，但没什么人搭理他。他拒绝指挥莫扎特的作品。有一天，蓬皮杜总统打来电话，提出了一个他无法拒绝的计划——在蓬皮杜中心里面建立一个声学/音乐研究和协作学院（IRCAM）。最近去过巴黎吗？巴士底狱现在变成了一座歌剧院，IRCAM变成了一座虚拟博物馆，而布列兹则名列先贤祠。
为了纪念布列兹，巴黎爱乐大厅将其主厅命名为皮埃尔·布列兹大厅我不禁纳闷，那些情感、梦幻和激情都去了哪里？音乐厅里曾经的喧哗与骚动又如何消逝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何时变成了衣冠楚楚人群的专属领地，专供那些在红丝绒绳和金属栏杆后啜饮香槟的金融精英们？曾经与听众有来有往的管弦乐艺术，何时、如何、又为何变得如此保险而无趣？
城市观众的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音乐激情的消退。老年人追求熟悉感；年轻人则对此嗤之以鼻。带约会对象去听马勒《第六交响曲》，甚至是布列兹的《层层叠叠》（Pli selon pli），都显得不够时髦。交响音乐会如今已成为一种中老年娱乐活动，类似保龄球。
然而，还有一种更为隐蔽的操控在发挥作用。我们日夜沉浸在古典音乐广播的背景音乐中，它不断灌输着这样的理念：音乐之所以存在，其目的在于舒缓、愉悦、驱散紧张、让我们感觉良好。
“那不是很美好嘛！”这成了古典音乐电台（Classic FM）、BBC广播三台、法国音乐电台和巴伐利亚广播电台必备的老生常谈式客套话。广播里的音乐被阉割了，变得彬彬有礼、毕恭毕敬。它不能吓到广告商，不能伤害艺术家的自尊心，也不可以在养老院引发一场靠助行架支撑的暴动。它不能去打扰或打断，不准去挑战或分散注意力。那些发起挑衅与刺激的人，比如大卫·芒罗（David Munrow）和莱因伯特·德·莱乌斯（Reinbert De Leeuws），在那里没有一席之地。古典音乐广播重新定义了管弦乐的基调，无论是现场直播还是晚间节目。这种新环境很舒适。套上温暖的法兰绒衬衫后就再也回不去了。
正因为如此，你再也听不到音乐会过道里的争吵了。听众仿佛被做了前额叶切除手术，被重新编程，只接受一套狭隘的广播式回应。唯一的抗议方式就是安静地提前离开。一个拿着记事板的引座员问道：您觉得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怎么样？美妙极了。《春之祭》？真迷人。马勒《第六交响曲》？很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