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国潮风起、民乐出圈,传统音乐正借助短视频、影视配乐、国风舞台等媒介,悄然走进大众视野,尤其受到年轻群体追捧。琵琶的铿锵雅韵、唢呐的高亢婉转——这些大众熟悉的经典民族乐器,其实大多并非中原“土生”,而是千百年来丝绸之路上文明交融的珍贵馈赠。今日的民乐复兴,根植于一段跨越千山万水、绵延千年的乐舞交流史。
自汉魏六朝丝绸之路贯通伊始,华夏古乐便与西域乐舞一路相逢。胡地乐器随驼队东传,琵琶、筚篥、羯鼓等乐器辗转进入中原的宫廷与民间;与此同时,华夏古乐亦循着丝路向外播撒。一场双向奔赴的交融与对话,自此徐徐展开。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国乐:9000年音乐美学与高光乐器》一书,就详细阐述了丝绸之路上中原文明与西域文明如何进行双向的音乐交流与对话。
外来乐器和乐舞传入中原
西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种文明象征。提到它,首先我们会想到西汉武帝时期,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的历史。汉代以前,西域对中原人而言,是陌生而神秘的地方。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这条被后人称为“丝绸之路”的中西方交通要道,此后中原文明和西域文明开始了双向的交流与传播。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年的战乱、民族的迁徙和杂居、工商业的发展以及佛教文化的传入与盛行,西域音乐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开始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原地区,逐渐风靡大江南北。
历史上,西域地区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非常频繁,其固有的文化和传入的新文化经过不断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西域文化。音乐和舞蹈是西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一批西域乐器和乐舞传入中原,促使汉唐音乐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史书记载,东汉灵帝时期,西域的生活习俗、日常用品和音乐艺术已经在中原的宫廷和贵族中流行,“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后汉书》)。这是外来文化在当时产生深刻影响的生动记录。这一系列冠以“胡”的词语,正如20世纪初西方文化进入中国时出现的一批冠以“洋”字的名词一样,一个是在古代中国用来形容外来文化,一个是在近代中国用来形容外来文化。
有时候,文化的交流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但某些事件的发生或许会成为推动因素,比如在历史上,战争、通婚等因素对于文化融合和交流的作用不可小觑。
十六国时期的前秦王苻坚,在公元382年命大将吕光出征西域。征服龟兹后,吕光用两万多匹骆驼载着西域珍宝及歌舞艺人东归。北周天和三年(公元568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娶突厥公主阿史那氏为皇后,龟兹、疏勒、安国、康国等西域各国委派歌舞艺人随之东来。这些都是西域音乐文化大规模传入中原的典型事例。因此,东晋十六国时期也是西域音乐在中原空前传播的时代,为南北朝、隋唐时期多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合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当西域乐器和乐舞源源不断涌入中原的时候,中原音乐也正在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域地区。从新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和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壁画所展现的中西乐器兼具的乐队中就可以看到,传统的中原乐器——阮、排箫、古琴等,与琵琶、筚篥、箜篌等西域乐器共同演奏的情形。宋代以后,随着海上交通的发达,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移至东南沿海一带,这条昔日热闹的陆上丝绸之路才逐渐被海路所替代。
西域音乐家功不可没
在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要把目光投向创造历史的人身上——一批批优秀的西域音乐家。他们跋山涉水来到中原,世代定居,使西域音乐的精华与中原音乐相融合,与中原音乐家一起创造出辉煌灿烂的音乐文明。
当时北齐的宫廷中有曹氏和安氏两个显赫的西域乐人家族,以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为代表。他们善演奏琵琶、筚篥等乐器,令痴迷音乐的北齐后主高纬赞赏不已,还下令封给他们职位。直至后世唐代的三四百年间,他们的子孙后裔还是沿袭家族的传统,世代以歌舞谋生,成为载入史册的西域乐器演奏名手。唐代著名的琵琶手曹保、曹善才、曹纲祖孙三代,就是曹妙达的后裔。
北周武帝时期还有一位著名的西域音乐家——龟兹乐人苏祗婆。他当年跟随阿史那公主抵达长安,不但擅长龟兹琵琶的演奏,而且精通龟兹琵琶的乐律理论,对隋唐时期音乐艺术的发展和演变起到重要的作用。
中原人民很早就进入定居的农业社会,相对固定的生活环境使他们选择了体态庞大、不易移动的乐器,形成了有着雄浑庄严风格的钟磬之乐。随着西域音乐的东渐,游牧民族那些携带轻便、发音响亮的西域乐器受到中原人民的喜爱。
溯流探源,现代民族乐队中的很多代表乐器,如琵琶、筚篥等,当年都来自西域诸国。除了钟、磬、琴、筝、笙、排箫、阮等“华夏旧器”之外,其余大多是历史上传入的“外来乐器”,如东晋十六国时传入的曲项琵琶、筚篥、箜篌,唐末的奚琴,金元时期的唢呐,明末清初传入的扬琴等。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它们有的被保留,有的被淘汰,有的则转型,逐渐形成今天中国民族乐器多元化的面貌。
华夏九千年乐史的缩影
一条丝绸之路,不仅是商旅贸易的通路,还是中西方音律交汇、文明互鉴的文化长河。千年驼铃阵阵,送来西域的琵琶、筚篥与羯鼓,也带走中原的古乐,让异域乐声融入华夏文脉,让中华礼乐远播塞外四方。从汉魏的初传交融,到隋唐的鼎盛共生,再到宋元之后的沉淀内化,外来乐器历经改造、融合与再造,早已褪去异域底色,扎根为国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丝路音乐交流,只是华夏9000年乐史的一个缩影。《国乐:9000年音乐美学与高光乐器》以朝代为轴,不止聚焦丝路文化交融,更纵向梳理先秦礼乐、汉魏风雅、唐宋词乐、元明昆曲、近现代胡琴流变的完整脉络。10位国乐大师从乐器演变、美学思想、文人雅趣、宫廷与市井乐风多维度解读,既还原曾侯乙编钟的礼乐庄严、古琴承载的文人精神,也尽显琵琶、笛箫、三弦、二胡等高光乐器的传世魅力。
读懂丝绸之路上跨越时空的共鸣与对话,我们也就读懂了藏在音律里的华夏文明与民族精神。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