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大宋,世人多醉心于朝堂风云、宋词雅韵,或是被流传千年的固有标签所束缚。历史学者朱瑞熙撰写的《生于大宋:宋代的日常生活》,跳出了王朝兴替的传统宏大叙事,将目光聚焦人间百态。该书深入称谓避讳、衣食住行、婚丧节庆、家族规制、休假习俗、身份标识等细微领域,勾勒出上至帝王贵胄、下至乡野平民,横跨都市与乡间的宋代社会生活全景。

　　□明生

打破理学的刻板印象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程朱理学禁锢思想,社会风气保守拘谨,服饰礼仪一味复古,整个宋朝都陷在循规蹈矩的沉闷氛围里。不过在朱瑞熙看来,理学对宋代民间生活的影响被过度放大,两宋非但没有走向全面复古,反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最为开放、多元、鲜活的时代之一。

　　作为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本人其实极力反对服饰、礼仪的盲目复古。《朱子语类》中清晰记载着他的观点:衣冠服饰的根本在于“便身”“简易”,上古礼法服饰本就并非尽善尽美,后世不断添改愈加繁琐,若要沿用古制,也当酌古通今、删繁就简。他还觉得当时流行的硬帽、幞头笨重累赘、造价不菲,贫寒读书人根本无力置办,认为这类繁琐服饰终究会被时代淘汰。谈及宋代服饰源流,朱熹更是一语戳破真相:“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在他看来,服饰只需恪守华夷之别、兼顾实用节俭即可,从未主张举国恢复周汉旧礼。

　　从理学传播的时间线来看,其影响力也远不及后世想象。二程之学在北宋元祐年间才小范围流传,宋徽宗时期更是被划入“元祐党籍”,遭到明令禁传,沦为私下讲授的学说。朱熹一生仕途坎坷,在朝任职仅四十天,其学说生前还被定为“伪学”,门下弟子接连遭受打压。直至南宋理宗时期,理学才正式被确立为官方正统思想。在朱瑞熙看来,两宋国祚三百余年,理学真正占据主流思想地位的时间不足五十年,以理学全盘定义整个宋代的社会风貌,显然有失客观。

　　在破除刻板印象之后,《生于大宋》点明了宋代社会繁荣的根基:传统社会结构迎来颠覆性变革。唐代延续已久的门阀士族、部曲贱民体系彻底瓦解,官僚地主、佃客、雇工、仆役等新阶层登上历史舞台,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空前提升。彼时土地私有制发展成熟,土地买卖自由通行,国家以律法保护私人产权,租佃制成为农业主流模式。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大幅弱化,佃客可自由迁徙、自主选择佃种田地,不少人还放下农具投身商贸,社会流动性显著增强。

　　社会结构的变革,催生出宋代全方位的发展。彼时农业产能领先世界,铜、铁、银等矿产产量冠绝全球；雕版印刷全面普及,毕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改写了文化传播格局；罗盘为远洋航行保驾护航,火药从燃烧类器具演进为爆炸式火器,世界上最早的火箭、火枪相继问世。货币体系同样迎来革新,铜钱、铁钱、白银并行流通,交子、会子等纸币应运而生,中国率先迈入信用货币时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远至非洲东海岸,临安更是十三世纪全球规模最大、经济最富庶的城市。

日常秩序与点滴趣事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宋代的日常生活,始终游走在礼制规范与市井烟火之间。《生于大宋》从官方典制、民间风俗、伦理教化等角度,勾勒出宋人言行举止的基本准则。

　　纷繁的称谓体系,是宋代社会身份的直观写照,也藏着诸多逸闻趣事。宋代职官体系庞杂,各类别称雅号流传甚广。龙图阁学士人称“老龙”,直学士为“大龙”,待制唤作“小龙”,直龙图阁则称“假龙”。地方官职也有专属叫法,知州别称“五马”,通判俗称“倅”,知县唤作“明府”,翰林学士尊为“内相”,掌管财政的三司使号称“计相”,仅凭称谓便能分辨官员品级与职权。

　　民间称谓则满是烟火气息。百姓将皇帝亲切称作“官家”,取“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之意,民间甚至调侃宋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后宫之中,皇后称“圣人”,嫔妃唤“娘子”。市井里,富商被尊为“员外”,医者自此有了“大夫”“郎中”的称呼。行当称谓各有特色,厨师叫“铛头”,船夫称“长年”,理发匠是“刀镊家儿”。

　　地域差异也体现在亲属称谓上。福建一带称父亲为“郎罢”,陕西百姓唤父亲为“老子”,四川人将祖父称作“波”。姻亲称谓沿用至今,岳父称“泰山”,岳母为“泰水”,女婿雅号“娇客”,两广民间更是戏称女婿为“驸马”。宋代女子大多没有正式名讳,日常以“阿”加姓氏相称,如阿张、阿李,自称“奴”“奴家”,成为时代独有的称谓特征。士大夫阶层流行以行第相称,陆游曾记载,江南一带子弟成年后,亲友便不再呼其小名,转而以排行相称。

　　避讳制度是古代等级秩序的延伸,宋代避讳规矩森严,也闹出不少千古笑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便出自此时。北宋仁宗年间,田登出任应天府知府,为避自己名讳,严令全州不得提及“登”及同音字,违者施以鞭刑。上元佳节官府照例放灯,官吏不敢书写“灯”字,只得张贴告示:“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沦为后世笑谈。

　　宋代避讳分为官讳与私讳两类。官讳需避帝王名讳、宗庙名号,宋英宗名赵曙,民间便将“薯药”改称为“山药”。私讳则要避让父祖名讳,朝廷规定无论官职高低,日常称谓、公务用语触犯家讳都需规避。罗点因官职名中的“起”字冲撞曾祖名讳,主动从起居舍人改任太常少卿；蔡京之父名“准”,他便将官署“平准务”改为“平货务”；司马光为避父讳,特意将好友韩维的字“持国”改作“秉国”。

　　风靡朝野的押字,相当于宋人的“专属签名”,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花押。宋徽宗的御押融合笔画,化作“天下一人”四字的组合符号,尽显帝王心气；王安石的押字笔画潦草、随性仓促,被旁人误认成“歹”字,成为坊间趣谈。司马光的花押端正雅致,是当时文人争相效仿的范本。《生于大宋》提到,在宋代,公文若无押字便不具备效力,就连民间田宅契约、诉讼文书、手工器物、纸币钞券,都要以押字作为信用凭证。

　　簪花更是跨越阶层的全民风雅。宋徽宗出游时常头戴小帽、簪花,随行官员、侍卫皆获赐花。宋真宗曾亲手为大臣陈尧叟插上牡丹,一时荣宠无双。每到春日,洛阳城中百姓皆头戴鲜花出游,成为宋代独有的人文风景。

　　休假制度与宗族规制,划定了宋人的生活节奏。宋代官员休假体系完善,堪称古代福利高峰,元旦、寒食、冬至三大节日各休五日,每十日还有一天旬休,全年法定假期超百天。除此之外,婚嫁、丧葬、养病、探亲皆有对应假期。包拯曾上奏疏,提议缩减节日假期、勤勉公务,却终究挡不住宋人热爱休闲的生活态度。

　　民间宗族则以互助向善为底色,范仲淹置办十顷义田,定下十三条规约,宗族中五岁以上族人按人口分发口粮,婚丧嫁娶、日常困难皆能得到接济,苏州范氏义庄也成为宋代宗族慈善的典范。陆九渊家族以家训治家,每日清晨击鼓诵读家规,子弟犯错便依规惩戒,整个宗族和睦有序,成为古代基层治理的典范。

热气腾腾的大宋细节

　　如果说礼制秩序是宋代社会的骨架,那么市井百态、饮食服饰、岁时节庆便是丰盈的血肉。书中以细腻笔触,铺展开汴京、临安两座大都会的繁华盛景,也描绘出乡野村落的朴素日常。

　　在《生于大宋》看来,饮食文化是宋代市井最动人的篇章。此时,已然形成北食、南食两大体系。北方以面食为主,朝野上下偏爱羊肉,北宋宫廷御厨每年消耗羊肉数十万斤,羊肉与猪肉的消耗比例约达百倍,“御厨只用羊肉”更是成为宫廷旧制。南宋定都江南后,南方饮食以稻米为核心,猪肉、水产成为主流,临安城内专门开设肉市、南猪行,猪肉按部位精细拆分售卖,分工极为细致。

　　日常主食品类琳琅满目,包子由古时“牢丸”演变而来,成为全民喜爱的美食。汴京王楼山洞梅花包子、临安朱家馒头铺声名远播,太学馒头深受学子青睐,蟹黄馒头更是名贵珍馐。胡饼、油饼、蒸饼、各色面条遍布街头巷尾,临安的面食店通宵营业,彻夜灯火不息。北宋灭亡后,北方百姓南迁,江南种麦规模扩大,曾经泾渭分明的北食店、南食店,渐渐打破地域界限,成为南北交融、民族融合最生动的见证。

　　岁时节日,是宋人一年之中的欢乐高光时刻。元旦之时,全城开放关扑游乐三日,百姓换上新衣,共饮屠苏酒,燃放爆竹,汴京街头彩棚林立、车马往来,世家女子也出门游玩赏乐,满城喧嚣热闹。上元节连张五夜花灯,城中搭建巨型鳌山灯景,数万盏灯火将夜空照得如同白昼,杂剧、百戏轮番上演,帝王登楼与民同乐。寒食节全城禁火三日,百姓食用冷食、蒸制枣糕,待到清明,人们结伴扫墓、郊外踏青,宫中还会赐出新火,暖意融融。此外,端午插菖蒲、食粽子、赛龙舟,七夕陈设摩睺罗、乞巧晒书,中秋望月泛舟、燃放河灯,重阳品尝花糕、登高赏菊,除夕守岁驱邪、辞旧迎新……从宫廷到民间,热闹贯穿整年。

　　两宋的都市生活更是精彩。两宋都城彻底打破了延续千年的坊市界限,商铺沿街排布,夜市通宵达旦,全城四百一十四行各行各业各司其职,茶坊、酒肆、勾栏、瓦舍鳞次栉比,勾勒出繁华盛景。临安城内厨艺精湛的厨娘备受豪门追捧,受邀赴宴酬劳丰厚；人力、女使皆为雇佣身份,双方订立契约,拥有人身自由,不再是世代依附主人的贱仆。商人地位大幅提升,可与士族官员通婚,也能通过捐纳步入仕途。海外贸易蓬勃发展,满载丝绸、瓷器的商船扬帆远航。民间工匠技艺精湛,漆器、瓷器、铜镜之上都会刻下工匠押字,以签名为质量担保,尽显匠心。

　　读完此书便能明白,真正的历史,从来都藏在人间烟火里,藏在一代代普通人的三餐四季、喜怒哀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