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钱穆先生论中国文化，尝谓“中国人生中之最高艺术，尚有远超专心一意唯务于治国平天下之上者”。在他眼中，中国文化最动人之处，不在制度典章的精严完备，亦不在典籍文章的浩博灿烂，而在于一种将人生本身艺术化的能力——在日用常行中涵养性情，在世俗纷扰中守住心灵的清明，在有限的生命中体认无限的意味。朱承教授新著《诗酒精神》（商务印书馆，2025年出版），正是对这一路径的深度哲学阐发。该书以李白、苏轼、辛弃疾等人的涉酒诗词为核心文本，将诗酒从文学鉴赏的层面提升至“安身立命”的哲学高度，揭示了中国传统士人如何在诗与酒的审美交融中，完成对宇宙人生、性与天道的领悟。

　　若溯其源，《诗经》之中已见诗酒精神的端倪。《小雅·鹿鸣》有云：“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酒在此处，是礼乐秩序的温情体现，是宾主相得的和谐媒介。《周南·卷耳》则另有一番情境：“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征人思归，借酒遣怀，酒已与个体的忧思相系。从礼乐之酒到遣怀之酒，中国人很早就赋予了酒以双重品格，它既是维系人伦的礼器，又是安顿心灵的良药。及至魏晋，饮酒更成为士人对抗名教束缚、追求精神自由的方式。到了唐代，诗酒结合臻于化境，李白斗酒诗百篇，杜甫“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酒成了诗歌灵感的催化剂，更成了生命境界的扩展器。朱承教授将此传统概括为“诗酒精神”，并指出其核心在于“以诗歌艺术的形式，借饮酒之事来表达宇宙人生、性与天道的认识，实现‘艺’与‘道’的结合”。这一判断，将诗酒从风花雪月的边缘拉回中国哲学的核心地带。

　　孔子尝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艺”从来不是末技，而是涵养心性、体悟大道的途径。诗与酒，正是两种相互成就的“艺”。朱承教授在书中以李白《将进酒》为例，展现了诗酒精神如何承载流动不居的世界观、物来顺应的人生观和绝圣弃智的价值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开篇即以浩瀚时空为背景，将个体生命的短暂置于宇宙的永恒流转之中。然而李白并未因此陷入虚无，而是以“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迈宣言，在有限性中确认无限的价值。酒在此刻，成为对抗世俗功利评判的武器，是诗人宣告精神独立、寄托济世壮志的载体。“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的呐喊，实则是以醉境为舟，渡向一个超越物质羁绊、与大道合一的精神自由之域。这种解读，将李白的诗酒从文学的浪漫主义提升至哲学的本体论高度，揭示了其作为“大道之行”追求者的深刻面向。

　　如果说李白的诗酒是向外喷薄的生命力，那么苏轼的诗酒则更多了一份向内收敛的圆融智慧。朱承教授以“放达型儒者”这一精当概念重新诠释了东坡。东坡一生宦海沉浮，屡遭贬谪，但他没有因此放弃人伦之道，也没有沉沦于醉生梦死。他在黄州“一蓑烟雨任平生”，在惠州“醉饱高眠真事业”，在儋州“九死南荒吾不恨”。这不是消极的隐逸，而是以出世的精神慨然领受现世的苦难与美好。朱承教授指出，苏轼在诗酒中消遣胸怀、放逐心志，“以醉眠高饱消解人生无奈与仕途落寞，但他毕竟也依然还是世间中人”。这种“出世间而即世间”的人生智慧，正是儒家“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的生动体现——无论身处何境，皆能自得其乐、泰然处之。诗酒之于苏轼，是他在困顿中保持心灵澄明的法门，是在功名利禄之外开辟的精神回旋之地。

　　及至南宋，辛弃疾的诗酒情怀浸染了更为浓烈的时代悲慨。稼轩一生以恢复中原为志，却屡遭排挤，壮志难酬。他的酒，常常是“醉里挑灯看剑”的孤愤，是“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的无奈。然而朱承教授指出，即便在如此深重的忧患中，辛弃疾的诗酒亦未曾滑向绝望的深渊。“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物我相悦；“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古今神交。诗酒对于辛弃疾而言，不仅是宣泄块垒的出口，更是连接历史、寻求精神共鸣的桥梁。他将自己的个体命运纳入一个更为悠远的历史意识之中，从而在现实的挫败之外，寻得一份精神上的归属与慰藉。这种“诗酒中的历史意识”，使得个人的悲欢离合与千载之下的士人精神血脉相连，共同构筑起一个超越时空的意义世界。

　　综观李白、苏轼、辛弃疾的诗酒人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智慧，它既不主张逃离人世、否定现世，也不主张放纵欲望、沉湎享乐；它是在承认人生有限、世事无常的前提下，依然热爱生活、珍视当下、追求精神自由的人生态度。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精神》中曾言：“中国文化之最高理想，是要使人能有一种内在的、精神的、艺术的、道德的人生。”诗酒精神，正是这种理想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它不是西方的酒神狂欢——那种以非理性的迷狂来消解个体、回归原始混沌的力量；它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理性节制与情感升华的和谐统一，是在清醒与沉醉之间保持的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

　　当今社会，物质丰盈而精神困顿，“内卷”与“躺平”成为流行语，人们或汲汲于功名，或倦怠于世事，少有从容自得之时。重读中国传统诗酒精神，并非鼓励纵酒消沉，而是希望从中汲取一种生活智慧：如何在世俗的纷扰中保持心灵的清明，如何在功利的追逐中不失生命的温度。朱承教授在代序中提出“得意忘酒”的命题——诗酒的真义不在酒本身，而在其所引发的精神境界。若能达到心境的自由与从容，杯酒可也，清茶亦可也，甚至白水亦无不可。关键不在外在形式，而在内心是否有一种“诗意栖居”的能力。这恰是《诗酒精神》一书给予当代读者最珍贵的启示，诗酒之真义，不在盛宴华章，而在日常之“自觉”——那是一种于平凡中体认天理、安顿身心的能力。杯酒虽微，可映天心；诗行虽短，能通古今。这正是中国文化最温润、最动人的底色。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