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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媒介融合是一个大趋势”，可以说，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仍会处于一种以杂乱、零碎为特点的融合过程之中，而与这个过程相伴相生的不只是技术层面的更新，更有文化生产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深刻变化。

《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一书出版于2006年——那是一个新旧媒体交替的冲突时代。当时的媒体虽仍以电视为主，但媒体融合等概念已异军突起，诸如《哈利·波特》等作品不再满足于一种媒介方式的呈现，而是尝试融合不同平台上的不同内容，电视地位慢慢不保。与此同时，在2006年前后，伴随着YouTube、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的涌现，人们逐渐进入web2.0时代这意味着网民的角色从“只读”向“互动、参与”过渡，媒介逻辑的“他律”削弱了传统场域的“自律”，权力向用户流动——那么，网络传播究竟如何改变了文化生产的权力结构？

Twitter图标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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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核心概念

媒体融合

亨利·詹金斯所使用的融合概念，包括横跨多种媒体平台的内容流动、多种媒体产业之间的合作以及那些四处寻求各种娱乐体验的媒体受众的迁移行为等，即詹金斯尝试描述的是技术、产业、文化以及社会领域的变迁，这种变迁取决于谁在表达以及表达者认为自己在谈论什么。

融合文化

强调文化变迁而非技术视角

在詹金斯看来，融合的发生并不单纯依靠媒体设施——无论这些设施变得如何高度精密复杂——融合事实上发生在每个消费者的头脑中，通过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社会互动来实现。所以实际上融合代表了一种文化变迁，因为它鼓励消费者获取新信息，并把分散的媒体内容联系起来。

强调共生共赢而非零和博弈

融合并不意味着旧媒体会被新媒体取而代之，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旧媒体的作用和地位由于新技术的引入而发生了变化；同时融合也并不代表草根创作者与媒体巨头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詹金斯强调，融合文化具有很高的生产能力——而草根参与的力量并非来自于摧毁商业文化，而是来自改写、修改、补充、扩展，赋予其更广泛的多样性观点，然后再进行传播，将之反馈到主流媒体中。

融合是过程，而非终点

融合所描述的是一种分析整理不确定选项的过程，不存在能够把这一切重新规整就绪的魔术黑匣子。媒体制作人只能够通过重新协商他们与消费者的关系来寻求解决当前所面临问题的方法，受众则得益于新技术的帮助要求获得在文化中的参与权——由此导致的斗争和妥协将会决定未来的公众文化走向，这就使得融合的结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强调参与和集体智慧而非被动接受

如果原来的消费者被认为是被动型的，那么新型的消费者则属于积极型的；如果原来的消费者是可预测的，那么新型的消费者则是流动性的；如果原来的消费者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那么新型的消费者则倾向于通过社交联系起来。

参与文化

参与文化源自核心的民主前提。它假设一切公民都拥有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印迹的权利，拥有发言和向他人表达观点的权利，在集体或个人层面上拥有左右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机制的权利。在权力结构更为集中、个人政治代理传统薄弱的环境里，参与文化发展潮流将会带来更大的社会、文化、经济及政治影响。

粉丝文化

主动再创作的产物

粉丝文化定义为挪用和转化从大众文化借用的素材，它是民俗文化实践在大众文化内容方面的应用。

满足粉丝情感需求

粉丝在进行二次创作的过程中一方面抒发着自身强烈的情感欲望，一方面也在此过程中实现与群体的情感共鸣。

政治潜力

粉丝社群不只是通过创造和传播新思想来实施政治影响，而且还通过利用新的社会结构(集体智慧)以及新的文化生产模式(参与文化)来实施政治影响。

图源网络

集体智慧

“集体智慧是指虚拟社区在充分利用其成员知识技能方面所具备的能力”。詹金斯认为这种集体智慧是粉丝群体对抗媒体巨头、获取权力的新武器。眼下，我们大多是在娱乐消遣中利用这种集体权力，但是过不久我们就会把这些权力和技能应用在更为“严肃的”领域中——即政治、宗教、法律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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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权力博弈

（一）草根创作者与版权方的权力博弈

一方面，新技术已经降低了制作生产和销售发行的成本，消费者能以更为有效的新方式来获取、评注、挪用以及循环传播媒体内容；另一方面，一小部分跨国媒体集团主宰了娱乐业的所有领域，这就导致在草根创作者与版权方之间产生了激烈的权力博弈。

1. 网络传播下草根创作者拥有的新权力

（1）左右媒体创作倾向的权力/监督权：情感经济学的反向控制

按照情感经济学的逻辑，理想的消费者应该积极活跃、投入情感以及社会关系广泛。因此因此仅仅关注广告或消费产品已经不够了，公司要邀请受众加入品牌社群。品牌社群中的紧密联系能够鼓励更为积极活跃的消费行为，但同时，这种社区也能够成为品牌完整性的保护者，从而也就有可能是那些努力争取客户忠诚度的公司的批评者。

情感经济学认为，如果积极的受众能够被广告客户引导和争取过来，他们就有潜在的价值。因此为了维护和加强与受众的情感联结、争取到积极受众，媒体常常会根据受众需求调整自身的创作、宣传策略。詹金斯认为这揭示了一个世界，在那里最有价值的可能是那些最热情、最执著和最活跃地参与其中的消费者。在那里，粉丝完全不是无足轻重，在这场消费者与市场营销者之间进行的求偶舞蹈中，粉丝扮演的是核心角色。

（2）参与权：以《幸存者》中“拆穿文化”为例

粉丝是媒体受众中最活跃的群体，他们拒绝简单地接受提供给他们的内容，而是坚持享有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参与者的权力。

·案例

《幸存者》&“拆穿文化”：“拆穿”在这里并非贬义，而是指粉丝利用网络和集体智慧，在官方公布结果之前，提前解开节目悬念的过程。它体现了一种对抗的过程——即节目粉丝和制片人之间的竞争，一个群体试图搞到相关的消息，而另一个群体则拼命地保守秘密。观众从被动观看到主动解谜、从个体孤立到集体协作，网络传播时代打破了单向接收的传统，消费者获得“参与权”。

《幸存者》剧照  图源网络

2.资本的矛盾心理：利润增殖的渴望VS失去控制的恐惧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竞争激烈的媒体市场，媒体业日益依赖积极而忠实的消费者来宣传他们重要的产品，在某些情况下，媒体正在寻找播放粉丝创造性成果的途径，以降低其制作成本。同时，他们又担心这种消费者力量一旦失控可能产生的后果——允许消费者在可控环境下与媒体互动是一回事；让他们参与文化产品的制作和分销——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媒体制作人对这些新被赋予权力的消费者的响应颇为矛盾，有时他们鼓励这种变化，有时又抵制他们所认为的背叛行为。

（3）创作权：同人创作的爆发

在传统媒体时代，文化生产的边界是封闭的——媒体公司拥有绝对的创作权和版权，而观众只能被动欣赏；但在网络传播时代，借助数字技术，消费者打破了这层壁垒，将“消费”转化为“再创造”。詹金斯认为，这种同人创作的发展可以为业余创作者们提供走向专业场域的入场券，比如它为业余电影制作者们提供了一个实验与创新的场所，在这样的环境中，粉丝作品已经不能再被认为只是简单地从主流媒体衍生出来的产物，而是必须把它们本身当作公开分享挪用而且能被媒体业进行再加工的对象。

（二）融合文化促进“政治民主化”的内在潜力

新的政治文化——正如新的通俗文化一样——反映了草根和公司媒体系统你来我往的纠缠和相互作用：一个是广播式和商业性的，另一个是窄播式和草根性的——这已经不是电视政治或者数字政治了，这是融合政治。

1. “逃避现实”？“政治觉醒”√

传统观点认为，年轻人沉迷流行文化是在逃避政治；但詹金斯认为融合文化代表着我们关于自身与媒体关系思维方式的一种变迁，它最终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如何学习、工作、参与政治过程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相互联系——粉丝们的二次创作行为都可谓是“微观政治”行为的经验，最终会让他们具备参与国家“宏观政治”的能力。

眼下，我们正在通过游戏等商业娱乐的方式来学习如何运用新的政治参与技能——或者更准确地说，当前，一些早期采用这些技能的群体正在试水，以给更多的人摸索出方向。而这些技能之所以首先应用于通俗文化，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因为代价比较低；另一方面，还因为游戏于通俗文化之中与应用到更为严肃的事情上面相比可以得到更多的乐趣。因此皮埃尔·莱维相信，这种游戏最终将会催生新型的政治权力，它会与其他权力一起发挥影响，有时还会直接挑战民族国家霸权以及公司资本主义的经济权威。

2. 融合政治的未来隐忧

（1）再精英化取向

特瑞比赞扬他所认为的“赋权时代”的来临，寻常百姓都可以挑战根深蒂固的权力机构：“如果说信息就是权力，那么这一新技术——首次均衡地传播信息——是真正分散的权力。”然而，权力真的完全实现共享了吗？

以揭穿《幸存者》为例，在《幸存者》头五季节日里，节目的“拆穿”行为主要由一个“智囊团”主导，其成员是基于其技能和过去的业绩而特别挑选通过的，他们最主要的调查工作是在他们有密码保护的网站上完成的并从不解释他们是如何弄到这些资料的，因此“智囊团”基本上把普通社区成员排斥在“拆穿”之外，这意味着寻找消息是一种只有某些人才能玩的游戏——它正代表着等级制度在知识文化中的回归，它试图创造一个精英群体，他们拥有作为一个整体的团队所没有的获取信息的途径，并且要求充当决定哪些信息可以集体分享的仲裁人。

（2）被收编的风险

面对水涨船高的融合文化，传统的政治权力和商业资本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迅速学会了与之相适应的技巧试图对其进行收编。例如政党开始雇佣专业的公关团队，伪装成普通网民发起话题、操纵舆论、制造虚假的民意狂欢，在网络上制造“伪草根运动”——当自下而上的真实政治热情，被自上而下的政治营销机器所劫持和利用时，融合文化就面临着沦为政治操控工具的危险。

（三）粉丝文化与旧有文化势力的权力博弈——以“波特之争”为例

1. “波特之争”是什么？

（1）《哈利·波特》粉丝与获得J.K.罗琳原著电影版权的华纳兄弟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

·对写作权利的挑战；

华纳兄弟公司以粉丝侵犯其知识产权为由极力控制他们挪用《哈利·波特》书籍内容。

（2）保守的基督教批评家与《哈利·波特》粉丝之间的冲突

·对阅读权利的挑战；

教师、图书管理员、出版商和公民自由团体对抗宗教力量企图把《哈利·波特》清出学校图书馆并禁止地方书店销售。

《哈利·波特》电影封面 图源网络《哈利·波特》剧照 图源网络

因为这一部分主要论述的是“粉丝文化与旧有文化势力的权力博弈”，因此接下来将着重论述第二个冲突，即保守的基督教批评家与《哈利·波特》粉丝之间的冲突。

2. 宗教势力的提防与粉丝的反抗：赋权优于一味的保护

（1）宗教势力的提防

宗教保守势力尤其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对《哈利·波特》持强烈的反对的态度，他们认为《哈利·波特》会导致人们沉浸于大众文化分不清现实和虚幻，因为它会鼓励我们在掌握虚拟环境的细节方面投入很多时间，从而面对现实世界的时间开始减少。

基于上述认知，旧有文化势力向学校董事会和公共图书馆施压，要求把《哈利·波特》从书架上撤下，试图用“一刀切”的审查制度来维持传统的道德秩序。

·恐惧的缘由——对不确定性的焦虑以及对文化控制权的渴望

在一种媒体范式正在消亡、另一种正在诞生的交汇点上，我们应该对可能出现的矛盾、混乱以及多种观点等有所预期——我们没有人真正了解在媒体融合、集体智慧和参与文化为特点的时代如何生存。而这些变化正在滋生焦虑和不确信，甚至造成恐慌，因为人们会想象一个没有守门人的媒体世界、想象生活在公司媒体实力日益扩张的环境中会是怎样。

反对《哈利·波特》的基督徒们与其他宗教改革群体有着许多的共同关注点，他们把对广告劝服力的担忧与魔幻作品令人沉浸的神奇特性联系起来，在对全球唯灵论的批评中透露出关于消费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的焦虑，即对于文化控制权逐渐丧失的恐慌。

（2）粉丝的反抗：赋权优于一味的保护

《哈利·波特》作品的捍卫者们反驳：幻想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事实上，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讨论涉及的内容也显示，正是这些书籍让人沉浸的特点使得它们成为创造性表达的强有力的促进因素。粉丝还组织创建了“哈利·波特”麻瓜组织，使《哈利·波特》年轻读者认识到坚持自由表达的重要性。

·识别能力运动

并不是所有宗教团体对于《哈利·波特》等书籍都持激烈的反对态度，许多基督教团体为这些书籍辩护，提出以“识别”概念来替代文化战论调，他们认为家长们由此可以与孩子们讨论在世俗化社会里维护其价值观念所面临的挑战。因此识别能力运动教育孩子们和家长如何批判地阅读这些书籍、如何赋予它们新的意义以及如何把它们当成是进入另外的精神领域的切入点，而不是简单禁止那些与他们的世界规不相吻合的内容。

3. 粉丝社群作为“非正式学校”：媒介素养的提升

詹金斯指出，网络传播环境下的粉丝社群，绝不仅仅是娱乐场所，而是一个高度发达的“非正式学校”。在这里，年轻粉丝完成了一场深刻的自我教育和媒介素养的跃升。

（1）儿童要成为融合文化的充分参与者需要些什么技能呢?

在一项合作性事业中与其他人一道集思广益的能力、通过评估伦理剧来分享和比较价值体系的能力、在零散的信息之间建立联系的能力、以自己所处的民俗文化来表达你对通俗小说的解释和体会的能力、通过互联网传播你所创作的内容以让其他人共享的能力、角色扮演既充当探索小说虚幻王国的手段又充当了解你自己以及周围文化的手段……

（2）为什么人们从大众文化中比从教科书中学到的更多，参与也更积极，联系也更深入？

·亲密空间

詹姆斯·保罗·古称粉丝社群创作文化这种非正式的学习文化为“亲密空间”。吉认为，亲密空间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机会，因为它们是由跨越年龄、阶层、种族、性别和教育水平等方面差异的共同努力所支撑，因为人们在其中可以根据他们的技能和兴趣以各种不同方式展开参与，因为它们依赖点对点的对等教学，而且鼓励每一位参与者不断获取新知识或提高已有的技能，因为它们让每一位参与者在开发利用其他人专长的同时感觉自己也是专家。

而当下学校教育仍然局限于自主学习模式中，有它固定的领导等级模式，这意味着学校在支持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作者方面缺乏灵活性，因此詹金斯认为“非正式学校”是对正式学校职能的有效补充。

·粉丝社群包容度更高

正如教育研究者丽贝卡·布莱克所指出的，粉丝社群通常比传统的学校老师更能容忍语言错误，在让学习者认识到他们实际上在试图表达什么方面更有帮助，因为读者和作者是在同一标准体系内运作，共享着对被挖掘的同一内容资源的深切情感投入。粉丝社群鼓励多种文学形式——不只是粉丝同人小说而且还包括各种形式的评论——比在教室里所接触到的文体范例要宽泛得多，通常粉丝社群会向学习者展示他们下一步确实可能达到的程度，而不只是提供职业作家的作品范例，这些作品与大多数学生所能达到的水准完全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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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带来的文化权力结构争议

（一）控制权之争：知识产权垄断与大众创作的博弈

1. 媒体内部：“合作论”与“禁止论”的权力拉锯

禁止论者指那些力求规制和惩处那些以前被忽视的多种粉丝参与形式的人；合作论者指试图把粉丝当成内容制作过程中的重要合作者的媒体公司。有些媒体业内人士本身就来自草根社群，因此对这些草根社群的价值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但通常，这些人受困于和自己公司内部阻碍草根创造性的人员的权力斗争之中。

2. 媒体外部：资本的强力控制与粉丝的参与权对抗

禁止论者试图取消未经授权的参与；合作论者则试图把草根创作者争取到他们一边。另一边，消费者则坚持他们参与这类文化活动的权利——被赋予权利的消费者在保卫和扩大他们参与权利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斗争，但无论何时粉丝以及其他亚文化群体不会再甘心回归顺从和沉寂。如果被逼无奈的话他们会隐匿得更深，但是他们不会停止创作。

（二）定义权之争：意义生产与正典确立

1. 官方正典与粉丝设定

过去，原作者或官方制片人拥有对故事绝对的解释权；但融合时代粉丝不再满足于官方给定的单一解释，他们通过同人创作建立起庞大的“粉丝设定”，于是二者之间便产生微妙的对抗冲突关系。

2. “合法参与”边界的定义权：谁来制定规则？

资本往往试图将粉丝的参与限制在“安全、顺从、有利于商业变现”的框架内；但粉丝群体时常拒绝这种居高临下的规训，他们逐渐作为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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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欢迎进入融合文化时代，在这里新媒体和旧媒体相互碰撞、草根媒体和公司化大媒体相互交织、媒体制作人和媒体消费者的权力相互作用，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前所未有、无法预测的方式进行的。融合文化属于未来，但是现在它正在形成。在融合文化中消费者将拥有更大的权力——但是只有当他们既作为消费者又作为公民、作为我们文化的全面参与者来认识和利用这种权力时，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参

考

文

献

[1][美]亨利·詹金斯（2006-2012）.杜永明译.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丹]施蒂格.夏瓦（2013-2018）.刘君,李鑫,漆俊邑译.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3]王蕾.亨利·詹金斯及其融合文化理论分析[J].东南传播,2012,(09):11-13.

导语 | 孟莹

文字、排版 | 于慧宇

总监 | 叶晨阳

主编 | 校雨阳